2026-11-4 : 合成生物学常被视为生命科学第三次革命的标志——前两次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与人类基因组测序，这一次的关键词是“会聚”，工程科学被系统地引入生命科学。概念并不新鲜，真正变化在于，它已站到产业化门口。 中国生物制造产业已形成可观体量。工信部在2025生物制造大会上披露，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在“好望角科学沙龙”第十五期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提到，要想产业化，公司仍需“冲出死亡谷、翻越分水岭、跨过达尔文海”。 死亡谷在实验室之外 合成生物学区别于传统生命科学之处在于“建物致知”与“建物致用”的高度协同：既通过构建人工生命系统深化对生命规律的理解，又以模块化、系统化方法提升技术开发效率。但产业化并非线性推进。实验室依赖科学发现能力，中试依赖工程化能力，产业化依赖供应链、质量与市场能力，规模化则需要政策、资本、监管与公众认知共同支撑。 合成生物学产业化通常面临两道难关：一是菌株性能衰减、工艺放大不稳定、质量标准难以建立；二是渠道、品牌、成本与商业模式验证。从实验室数据到规模化产线，差的从来不是论文，而是无数个工艺细节。这些关卡最终能否转化为资产，取决于有没有人陪企业走完中试。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孙媛霞分享的新一代甜味剂，正是穿越“死亡谷”的样本。她指出，单一甜味剂独控的时代正在结束，评价标准从单一甜度转向口感、热稳定性、代谢安全、清洁标签等综合指标。 蔗糖不仅提供甜味，还参与质构、保水、褐变等加工过程，替代品必须协同重建甜度、风味与加工功能。以阿洛酮糖为例，其甜度约为蔗糖的七成，能量系数约0.4千卡/克。2019年，美国FDA将阿洛酮糖排除出添加糖和总糖成分表，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国内企业随后加速研发布局。 但“有效制造”仍需跨过酶活性与稳定性、反应平衡、碳流分配等工艺挑战；生产范式也要从化学合成转向生物制造，重建原料路线、底盘菌株、酶催化剂、分离精制和甜味复配全链条。 监管准入同样构成关键约束。2025年7月，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第4号公告，批准D-阿洛酮糖作为新食品原料。该原料获批工艺包括微生物发酵法和酶转化法，其中发酵法使用大肠杆菌AS10，涉及遗传修饰微生物，因此审评对菌种来源、生产工艺、质量控制和毒理安全评估提出了较高要求。 从首次受理申报至公告发布历时约4年7个月，这也说明合成生物学的竞争力不由实验室数据单独决定，而由工艺稳定性、成本结构和规模化能力共同决定。 AI提速，资本陪跑，监管兜底 “合成生物研发，本质上是在海量参数中寻找最优解，这恰好契合AI大模型的逻辑。”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东壁科技数据创始人吴登生表示。其团队打造的科学智能体平台“东壁·智合”已整合300多万条文献、200多种科研工具和50多个生物数据库，可支持序列比对、蛋白结构预测、代谢通路重建等环节。 AI能压缩早期研发试错周期，但尚不能替代中试放大、工艺验证、质量体系和商业化验证。产业化的决定性环节，仍是工程、供应链与市场能力的系统匹配。 这也是全场讨论的落点：生态不能靠单一主体推动。华熙生物合成生物技术研发负责人王浩将转化过程分为样品、产品、商品三个阶段。华熙生物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建设合成生物中试转化平台，总投资约30亿元，配备64条柔性中试生产线，采用模块化、抽屉式设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放中试验证服务。他认为，实验室阶段不那么计较成本，但进入生产环节必须考虑成本，工程师团队要在最短时间内帮合作方形成兼顾成本的成熟工艺。 此外，资本与技术之间，工程与政策、监管之间，需要形成信任和合作的生态体系。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李浩表示，产品做出来只是接力跑的“第一棒”，后面要规模、要利润、要走向资本市场，是更长的赛跑。 “自主创新之路非走不可。”这句话在会场是共识，出了会场则是考题：谁能把中试放大做实，谁能把准入周期缩短，谁才能跨过达尔文海。赵国屏提出，应以监管科学支撑科学监管，通过分类分级评估、综合治理、产学研用与公众参与，建立与合成生物学“会聚”特征相匹配的治理体系。 合成生物学的下一程，关键不在概念热度，而在中试能力、准入效率和成本曲线的真实改善。

2026-11-4 : 当不少跨国药企还在应对生物药专利到期带来的冲击时，有企业反向入局生物类似药市场。当地时间11月2日，全球肾脏透析“一哥”费森尤斯宣布，与药明生物（02269.HK）达成独家开发协议。根据协议，未来十年内，费森尤斯可获得最多37款生物类似药候选产品的独家选择权。这是生物类似药行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开发合作。费森尤斯可依据自身既定筛选标准挑选、推进生物类似药候选品种开发，同时享有协议项下产品全部商业化收益。费森尤斯方面表示，依托本次合作，公司生物制药管线有望从目前29款已上市+在研产品扩充至最高66款，对应原研药标价销售额超3700亿欧元，助力生物制药业务在2030年目标之外实现长期增长。今年8月份，仿制药巨头山德士也与中国另外一家药企复宏汉霖（02696.HK）达成授权合作，拿下至多10款生物类似药中国市场以外的注册及商业化独家权利。彼时，山德士号称，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生物类似药合作之一。对于生物类似药企业而言，行业将迎来重大发展窗口期。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预计，未来十年，全球有118款生物药即将失去专利或独占权，这将是史上最大的生物药专利悬崖潮。专利到期意味着市场机会释放，即将开放的市场价值有望达到2340亿美元，且仅少部分有生物类似药活跃在开发，存在很大的开发缺口。药价下降正成为全球共识性议题，欧美国家对生物类似药的接受度在持续提升，这些推动了相关生物类似药审批加快。在欧美市场，生物药专利到期4年后，生物类似药可抢占约70%的市场份额。不过，生物类似药看似盘子很大，但要啃下仍不容易。过去几十年，生物类似药市场基本围绕单抗这类产品竞争。复宏汉霖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朱俊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之所以目前只有小部分药物有生物类似药在开发，原因在于有很多品种还难以仿制，或者面临可以开发但难以获批的挑战。费森尤斯这次从药明生物拿下的37款生物类似药，覆盖13个治疗领域，新增布局神经科、肾病、心肺领域，并进一步巩固费森尤斯在肿瘤、免疫、消化领域的现有优势。管线包含多种生物药技术类型：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抗体药物偶联物以及融合蛋白。首批开发重点为泊洛妥珠单抗——一款用于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的ADC药物，以及替普妥单抗——一款用于甲状腺眼病治疗的单克隆抗体。近年来，费森尤斯已在全球大规模剥离资产，如正逐步退出中国腹膜透析业务，核心逻辑是精简组织架构与流程、关闭低效透析中心、剥离非核心资产，但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物类似药的力度有增无减。本次与药明生物达成合作前，费森尤斯近期才完成对西班牙生物类似药公司mAbxience的全资收购。费森尤斯也表示，与药明生物开发合作的生物类似药，后续也将逐步转移至mAbxience进行生产。

2026-11-1 : 微创医疗的“房租事件”引发的震荡仍在持续。 就在几天前，微创医疗创始人常兆华辞任公司董事长、CEO及董事职务，同时辞任微创机器人董事长及董事之职，仅保留集团首席科学官职务。而微创系四家港股上市公司——微创医疗（00853.HK）、微创机器人（2252.HK）、微创心通（2160.HK）、微创脑科学（2172.HK）——停牌已近两个月，至今仍未复牌，中报继续延期。 矛盾的核心，始于一份被市场质疑的租赁合同：微创医疗旗下11家子公司，向一家名为上海回青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回青橙）的公司租楼，五年租金合计约13亿元，押金相当于一至两年租金，租金和押金水平均远高于行业平均。 回青橙及其背后的股东——花椒树远程医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花椒树）穿透后，80.17%股价归一家名为“求真务实”的香港慈善基金会，19.83%股份归另一家名为“尽善尽美”的香港慈善基金会，两家基金会均被外界质疑与董事长兼创始人常兆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关报道详见第一财经《独家|微创系港股集体停牌追踪：房东是谁？小股东为何直指董事长辞任》。 第一财经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房租只是冰山一角。过去几年，微创医疗体内孵化的资产正在系统性地向体系外基金会体系转移：深圳微创外科、微创生命科技、微创优通医疗——这些原本由微创医疗全资控股的公司，股权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且均已被微创医疗剔除出合并报表。 与此同时，上述基金会体系内的投资平台上海常隆生命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常隆），普遍参与了微创系上市公司的Pre-IPO的投资，并屡次通过上市前老股转让、二级市场减持等方式套现巨额现金。 从2010年登陆港交所，到2016年进入“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微创医疗用六年时间完成了股权层面的“去实控人化”——第一大股东We'Tron背后的尽善尽美基金，被认定为无股东的公益机构。 一边是“无实际控制人”的微创医疗，另一边是“找不到实际控制人”的两家香港慈善基金会， 不过，这些年，始终有一双无形的手在两者之间做着股权交易：前者孵化的公司，控制权正悄然转移到后者手中。 基金会对外宣称是慈善性质的非营利机构，但它的子公司、孙公司这些年却在持续“买买买”——标的大多正是微创医疗体内孵化的公司，方式或是增资扩股认购新增份额，或是受让老股，从少数股权一路买到控制权。 微创医疗这边，债务兑付压力日增；但另一面，是远高于市场价的房租、远超行业惯例的保证金，以及上市公司体外不停地有钱“增资或受让”由微创医疗孵化的子公司的股权。把这些被转让的公司拼在一起，基金会几乎可以“再造”一个微创系了。 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微创医疗及其上市子公司自上市以来，在资本市场累计融资约180亿元（以人民币计），累计研发投入接近150亿元（以人民币计）。但问题在于：当上市公司大股东是一家“无股东”的基金会，当房东是创始人的影子公司，当孵化项目主体与接盘者其实是 “兄弟公司”关系——那究竟谁在为投资“埋单”？ 从微创系体内到常隆系旗下的腾挪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工商变更记录发现了一条隐蔽的线索：微创医疗体系内孵化的资产，正在一家叫上海常隆的公司手里，悄然完成控制权转移。 公开信息显示，深圳微创外科医疗（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微创外科”），是做心外科与体外生命支持设备的公司，主打ECMO（体外膜式氧合系统）国产化。成立之初是微创医疗旗下全资孙公司。 成立十年后，工商信息显示，微创外科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换人。 据企查查最新股东信息显示：上海常隆持股36.995%，为第一大股东；微创医疗旗下微创投资控股持股35.603%，退居第二；深创投持股7.22%，格力金投、博众信合等机构合计持股约一成，另有多个有限合伙平台持股。 2020年3月27日，上海常隆首次出现在微创外科股东名单之中。但真正的“换主”发生在 2025年至2026年之间。 2025年5月，微创医疗管理层在投资者交流中计划年内出售外科、泌尿、眼科三大非核心板块。此后一年间，微创外科连续完成多轮增资，注册资本从2.17亿元增至3.44亿元。在2025年的这一轮增资中，常兆华之子常洋（Brian Yale Chang）新增为公司董事。 到2026 年7月最后一轮增资完成后，上海常隆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加上花椒树持股8.96%的员工平台上海贺科（持股4.358%），基金会体系合计持股约41.35%。微创医疗体系内的全资投资平台——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微创投资控股）则退居第二大股东。 微创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微创生命”）是另一例被上海常隆反向控股的微创医疗体系内的孵化资产。 企查查工商信息显示，微创生命当前股权结构中，上海常隆持股51.91%，认缴出资1.1534亿元，已是控股股东；而微创医疗体系内的全资投资平台——微创投资控股持股约33.34%，认缴出资7408.81万元，退居第二大股东。花椒树透过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另外间接持股1.96%。 公开资料显示，微创生命于2008 年成立，早期由微创投资控股100%持股，主营血糖管理、肿瘤输注、疼痛管理三大领域的输注类医疗器械，累计拥有112项专利及13项国际专利，是国产胰岛素泵赛道的主要厂商之一。2026年5月，微创生命“双向互联”LaFenice Pro 胰岛素泵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不过，这家有着18年历史、百余项专利的企业，控制权旁落速度同样在加快。工商变更记录显示，微创投资控股对微创生命的持股比例，从早期100%一路稀释至目前的33%左右；而上海常隆自进入以来持股持续递增，并在2025年通过两次增资完成反超，实现控股。 与微创外科、微创生命相比，微创优通医疗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下称“微创优通”）的控股权仍在微创医疗手中，但上海常隆的持股比例近五年间不断上升，而微创医疗持股比例则不断下降。 公开资料显示，微创优通2017年成立时，起初是微创投资控股100%控股的企业。2021年6月，上海常隆开始进入。此后几年，微创优通不断增资，上海常隆每一次增资几乎都在加持，最近一次是2025年6月，上海常隆在这一次增持之后，股比上升到28.41%。与此同时，微创投资控股的持股比例则随着每一次增资不断下降，最新到2025年6月为44.7%。 微创优通对外投资6家子公司（天津优通、上海流畅、上海妇好、上海悦通等），2025年连续中标国家集采（消化道球囊、输尿管支架、泌尿介入类）。据公开披露，微创优通两款国家“绿通”产品中，UroHawk?前列腺提拉系统已开展多中心注册临床并完成首批患者入组；Streamliner?／自律?植入式胫神经刺激器已进入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阶段，探索性研究成果于2026年发表。公司获评毕马威中国生物科创领航50强、2026年浙江省第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年报透露“出售”魔术 子公司控制权转移，在微创医疗2025年年报里，是以“出售附属公司收益”的形式呈现的。正是这些一次性收益，让连续亏损四年的微创医疗，在2025年实现了六年来首次年度盈利。 微创医疗2025年年报显示，年内利润3842.7万美元，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亏损仍为1.001亿美元。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则来自一笔3.2654亿美元的“出售附属公司之收益”——折合人民币超过23亿元。 前述微创外科丧失控制权的交易中，确认出售收益2597万美元。年报显示，该公司控制权丧失过程包括外部投资者增资和向数名投资者转让部分股权，微创医疗持股从60%降至36%。 MP Neuronical是出售附属公司丧失控制权的另一例。年报披露，集团以代价人民币2450万元向一名投资者转让MicroPortNeuronical Corporation（下称“MP Neuronical”）部分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MP Neuronical一名原投资者注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购新股。上述交易使微创医疗在MP Neuronical的持股从约57%降至约43%，年内确认出售收益2884万美元，剩余股权转为权益法核算。 年报未披露透露了这名投资者的身份。而随着MP Neuronical控制权易手，其体内核心资产——上海微创次元脑科学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次元脑科学”）及其下属二、三、四级共十余家子公司，一并脱离微创医疗合并报表范围。 次元脑科学并非空壳公司。该公司100%控股的上海微创神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约1.95亿元），研发的Einstein?/爱因斯坦?靶向脑深部刺激系统（DBS脑起搏器），于2025年10月29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完成上市前临床首例入组；次元脑科学另持股83.33%的股东上海微创天籁医疗科技，成立于2022年，专注于研发先进的人工耳蜗产品，拥有40余项专利。微创天籁布局的全植入人工耳蜗研发项目已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诊疗装备与生物医用材料”重点专项，并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 这些公司共同构成微创医疗在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领域的孵化资产包。 换言之，微创医疗以合计约7450万元人民币的交易对价（老股转让2450万＋外部增资5000万），让出了一个涵盖DBS脑起搏器、12家成员企业的脑科学平台控制权——而接盘投资者是谁却没有披露。 微创脑科学（02172.HK）的出售规模更大。2025年12月，微创医疗以约1.02亿美元向若干未具名第三方投资者转让微创脑科学约15%股权（8500万股），持股从约54%降至38.61%并丧失控制权，确认处置收益2.77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分散接盘的买方无一触及5%法定持股披露线。 体外资产的“身份混淆” 与体内资产“被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类资产——它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上市公司体系内，却被市场普遍误认为是“微创系孵化”的公司：上海导向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下称：导向医疗），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公开信息显示，导向医疗2004年成立时，初始股东是上海微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即回青橙前身）与马和武。彼时这家公司由常兆华个人实际控制，与上市公司微创医疗及控制体系没有任何股权关系。此后十余年，导向医疗的控股股东从常兆华个人体系，转到花椒树全资持股的上海常隆手中。 微创医疗仅在2021年出现在股东名单。2021年中报显示，这一年，微创医疗旗下微创投资控股以1.24亿元现金，从上海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此前有媒体质疑疑似与常兆华有关联关系的公司）收购导向医疗7.3%股权，但这笔交易，微创医疗并单独公告，也未认定为关联交易。按此价格推算，彼时导向医疗整体估值接近14亿元。 同样在2021年，上海常隆将持有的导向医疗80.17%股权全部转给两家离岸公司 ——Stride and Strive Limited 与 Miracle Medical Limited。据微创脑科学上市文件披露，这两家公司分别由求真务实基金与尽善尽美基金直接全资拥有。2026年6月，这两家离岸公司又将股权全数转给一家名为AccuTargetMediSystems Limited的公司，背后股东结构由于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无法查证真正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最新工商登记信息，导向医疗股权结构为：AccuTarget持股80.17%、上海常隆持股 12.56%、微创投资控股持股7.27%。 导向医疗本身是有实质业务的一级市场标的：自主研发的“靶向刀”低温冷冻治疗系统打破进口垄断，拥有国内专利近200项、国外20余项，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2022年入选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2025年再入选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并获2025年国家级华夏医学科技奖。 被混淆资产属性的还有一栋大楼。回青橙旗下上海瑞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近 14 亿元，对外仅投资一家公司——上海爱美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爱美高房地产（上海）有限公司），对应资产即为淮海中路 1325 号（宝庆路1号）的瑞丽大厦。 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2022年地产报告明确记载：“微创医疗以人民币14亿元收购了位于淮海中路板块的瑞力大厦（瑞丽大厦曾用名）。”专业地产机构都分不清：这笔14亿元的收购，到底是上市公司行为，还是上市公司体外基金会体系的行为。 上海常隆的Pre-IPO套利账：墙内开花墙外香 上海常隆不仅在一级市场接盘微创医疗体系内的资产，它还在微创系上市公司的Pre-IPO轮次中，扮演了另一个角色——低价进入、上市前夜套现的财务投资人。 最典型的案例是微创机器人。 2018年12月，上海常隆与微创机器人员工持股平台上海擎赫共同增资，分别出资6076万元和5924万元。增资完成后，上海常隆持股10.13%。彼时距离微创机器人2021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还有三年时间。上海常隆当时还是上海擎赫的普通合伙人，直至2020年8月才退出LP身份。 但上海常隆这笔增资直到2019年11月才缴清出资，另付65.35万延期利息。不过一年不到的时间，即2020年8月，上海常隆将手中2.38%股权转让给高瓴崇恒、天津镕浩等6家Pre-IPO投资者，一次性套现5亿元。仅仅两个月后，2020年10月，它又向深圳芯龙、惠每康微、易方欣达、高瓴经恒等7名投资者转让了约2%股权，再收5亿元。 两轮转让合计落袋10亿元现金，持股稀释至4.76%。按微创机器人上市后股价波动，剩余股权对应市值最高时超过10亿元，而它的初始成本，只有6076万元。一进一出，总回报或超过19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 微创电生理（688351.SH）的路径更隐蔽——上海常隆不直接持股，而是藏在员工持股平台背后。 据2017年新三板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上海常隆2015年10月向上海毓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毓衡投资）实缴出资503.05万元，占17.52%合伙份额；毓衡投资2015年出资2866万元入股微电生理，持股15%。 微电生理在科创板上市之前，曾在新三板挂牌。据2017年新三板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上海常隆2015年10月向毓衡投资实缴出资503.05万元，占17.52%合伙份额。 微电生理于2021年科创板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披露：上海常隆这笔出资，资金部分来自自有资金，部分来自向上海微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即回青橙前身）的借款，相关借款已于2016年3月归还。 科创板上市前，毓衡投资已经开始套现。公开可查询到的减持信息显示：2019年6月，毓衡投资向嘉兴华杰（华兴资本旗下）转让约三分之一持股，对价4916万元。2022年8月微电生理科创板上市时，毓衡投资持股6.22%。上市后持续加速减持：2024年1月，毓衡投资以 20.24元/股的价格，向机构投资者转让612万股——约占微电生理总股本的1.3%，套现 1.24亿元；到2025年6月，持股已降至1.22%；2026年三季度末，该机构已不在微电生理前十大股东名单内。 微创心通（02160.HK）的路径与微电生理大体类似。上海常隆并不直接持股，而是担任员工持股平台琛雪投资的普通合伙人（GP），同时自己也持有琛雪投资27.10%的有限合伙份额（LP）。 2016年2月，琛雪投资以2033万元增资进入微创心通，持股15%。一年半后的2017年8月，琛雪投资就向天津华杰（华兴资本旗下）、中金康瑞、华泰瑞合等机构转让了4.07%股权，收回5294万元——这一轮收回资金已经超过初始成本两倍以上。 2019年红筹重组，琛雪投资将剩余境内7.61%股权转给境外上市主体，对价2160万元。同年7月，境外上市主体向琛雪投资指定的三个离岸实体配发合计666.19万股，完成境内权益到境外股份的平移。 2021年2月微创心通IPO时，琛雪股权平台合计持股9.71%。而到2025年年报，这三个离岸实体已经不在微创心通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名单内——意味着它们在上市后继续减持，持股已降到披露门槛以下。粗算下来，琛雪投资这笔投资总回报约2亿至3亿元，回报率数十倍。 微创脑科学（02172.HK）的操作如出一辙。上海常隆是员工持股平台上海鹤年的有限合伙人，通过这一通道间接持有微创神通（微创脑科学境内主体）的早期股权。2022年7月微创脑科学港股上市后，相关离岸主体的持股同样逐步稀释。 房东、股东、投资平台：一张网 另一条更直接的关系，来自一家叫上海望道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望道通”）的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望道通2020年4月成立，成立时由常兆华个人100%控股。成立一个月后，微创医疗旗下微创投资控股就向望道通提供了第一笔贷款，本金约5520.7万元，期限五年，年利率5%。同年7月，第二笔贷款跟进，本金1.15亿元。两笔合计约1.7亿元 ——微创医疗公告将其定性为“豁免关连交易”，因金额未达强制披露门槛。 望道通用其中1.15亿元向微创脑科学旗下的微创神通（脑科学板块境内主体）增资。 如今望道通的股东已从常兆华变更为 Hopeway Corp.Limited——这家BVI公司，正是微创脑科学Pre-IPO轮次的重要投资方，当年投资约11亿元。 更值得注意的是，工商信息显示：望道通与回青橙、花椒树、上海常隆，登记了完全一样的联系电话和邮箱。拨打该号码，语音提示指向导向医疗。 这些投资最终流向哪里？把上海常隆、花椒树、回青橙、尽善尽美基金、求真务实基金、望道通串起来，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同一张网上的节点。 回青橙的前身名为上海微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后续更名为上海微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至2022年6月才去掉“微创”字号。这家主体在2017、2018、2019年微创医疗定期报告中，曾被列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常兆华曾担任其法定代表人，后续完成工商登记退出。 常兆华担任过微创投资的法定代表人，是因为他曾是微创投资全资股东花椒树远程医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份持有人。企查查显示，其当时持有花椒树全部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退出花椒树。 花椒树现有两个股东，其中80.17%股权由QI CAPITAL CORPORATION持有。QI CAPITAL的唯一股东为Gao Yang Investment Corporation，后者的唯一股东为注册在香港的求真务实基金有限公司；花椒树剩余19.83%股权，由香港的尽善尽美科学基金有限公司持有——这是一家2012年由常兆华、杨晓燕、王素梅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慈善基金会。 公开信息显示，求真务实基金于2016年8月成立，原名“尽善尽美科学基金会（中国）有限公司”，创办者为杨晓燕。而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常兆华妻子的名为杨晓静，王素梅则是常兆华的母亲。杨晓静曾接替马和武，成为导向医疗的股东，2014年退出。 据微创医疗2025年年报，尽善尽美基金透过持股平台We'Tron Capital Corp.，持股微创医疗26.23%，列第一大股东。2012年，常兆华将Shanghai We'Tron Capital Corp.49%权益捐赠给尽善尽美基金，该公司当时持有We'Tron Capital Corp.94.19%的权益。 熟悉港股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的人士告诉记者，港股主板14A章关连交易规则设有推定关连人士的兜底机制，香港财务汇报准则也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判定交易对手是否属于关连方，最终仍要综合人员交叉、治理协同、历史渊源等全部事实做实质判断，并非仅凭纸面股权结构下定论。

2026-11-1 : 一个靶点被发现、一项技术完成动物实验，距离成为患者能够使用的疗法还有多远？在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顶尖孵化器大会的对话环节，两位业内人士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2019年拉斯克–德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得主迈克尔·谢帕德教授（H.Michael Shepard），与ATLATL飞镖创新中心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鹏程将讨论落在了生命科学转化过程中的几处卡点上：对靶点的理解是否充分，早期证据能否支撑下一轮投入，临床资源如何与研究匹配，以及科学家能否获得持续的组织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共同决定了一项发现能否走出实验室。 项目为何“死”在早期 药物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容易在哪个阶段受挫？谢帕德认为首先是研发人员对基础生物学特性的理解不足。 “在癌症治疗领域，人们往往操之过急，想要迅速推进研究，但不理解细胞到细胞核的通路，没有进行充分研究。”谢帕德说，大多数受体的信号通路是冗余的——当一条路径被阻断，其他替代路径依然会维持功能，这正是绝大多数抗体药物研发失败的核心原因。他当初选择Her-2受体获得成功，恰恰因为Her-2并非冗余通道，但这种特例在生物学中并不常见。此外，药理学层面的客观限制同样致命：如果靶点在大脑，分子必须能充分穿过血脑屏障；如果需要在骨髓中发挥作用，则必须解决药物在骨髓中的积累问题。 除了科学本身的硬伤，脱离实验室后的“组织博弈”是另一道隐形门槛。 在独立实验室里，科学家拥有充分的决策权；但进入药物研发阶段，意味着要进入多方协作与同行竞争。“如果有一些人带着全新的、更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出现，你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淘汰。”谢帕德强调。 因此面对极高的早期淘汰率，孵化器与投资机构必须在概念验证阶段划定严格的标准。 朱鹏程以飞镖创新中心去年初在波士顿投资的一个项目为例，指出该项目在完成基于细胞的分析后，刚刚推进完成动物实验。“是否做完动物实验，是我认为的一个最低的标准。”在朱鹏程看来，尽管这一阶段距离临床试验尚远，但动物实验数据是判断项目是否值得继续注资的底线。 谢帕德也对此表示认同，他补充道，成熟的美国风投机构通常会对生物技术投资组合进行风险拆分，高风险、高回报项目在早期拿到的资金非常有限，企业必须依靠阶段性的里程碑一步步验证价值，才能撬动后续资金。 而一旦项目跨过早期概念验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医疗体系的结构性差异便开始显现。这也是谢帕德选择来到中国、在瑞金医院开展研究的核心原因。 “我们只做以生物标志物为导向的疗法。如果癌症患者没有生物标志物，我就无法分辨他是否会对这种药物产生应答，那我就不会使用这种药物。”目前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瑞金医院广慈特聘教授的谢帕德说，这种精准疗法的前提是需要足够庞大的患者基数来进行筛选和早期临床试验。然而，早期试验的患者往往病情极为严重，招募难度极大。 “我目前研究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在美国，我们的患者数量确实太少了，没有办法开展相关研究。我也只有在瑞金医院，才会有这么多患者可以做临床试验。”谢帕德称。 中国临床资源丰富 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过程中，大学实验室、孵化器与医院三方如何分工，直接决定了转化的效率。 谢帕德将大学定义为“终极孵化器”。大学不仅提供早期的场地、设备与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保护项目的知识产权。“如果没有知识产权，这些项目的推进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对科学家而言，非常重要的是保护他们的IP，才能进一步推进商业化落地。” 而当项目走出大学，商业孵化器的角色则在近十年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朱鹏程认为，大约十年前他在波士顿运营孵化器时，曾希望投资入驻的所有公司，却遭到当地投资人的反问：“你为什么觉得你有能力或机会投资他们？你可能只能提供办公场地和简单服务，无法提供更深层的价值。” 这一境遇促使他的孵化器向深度赋能转型。他介绍，目前飞镖创新中心作为上海高质量孵化器之一，已从早期单纯提供场地和基础实验室服务，升级为提供现场技术支持、研发赋能，并直接连接全球制药企业与医疗器械公司，与科学家组成完整团队协同推进。 而在硬件与资源之外，谢帕德认为，孵化器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对科学家进行“商业教育”，他说，科学家在面对投资者时，最关键的是把底层科学原理清晰地阐释并传递出去；同时，科学家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导师，而与之合作的企业家则必须承担起引导责任，让科学家看清商业流程的全貌以及前进道路上的实际困境。

2026-11-1 : 10月31日，第九届中瑞经济论坛暨庆祝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签署庆典在北京举行。此前一日，在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下，中瑞双方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 今年也恰逢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作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欧洲大陆国家，瑞士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早已不止于关税减免与通关便利。在医疗健康领域，瑞士企业带来精密制造和循证医学，中国则提供规模庞大、病种复杂、节奏极快的临床场景。 体外诊断（IVD）领域的瑞士医疗巨头罗氏诊断中国总经理姚国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是罗氏诊断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在进入中国市场的二十多年中，除了继续把全球创新引入中国，该公司也开始让更多本土研发、本土生产的诊断方案落地，完成从“全球产品引进者”向“本土创新驱动者”、再向“本土医疗创新生态共建者”的转变。 从“边境”走向“边境后”规则 中瑞两国于2013年签署自贸协定，2014年7月协定生效实施。2024年9月，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历经五轮磋商，于2026年8月宣布完成谈判，并于10月30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根据最新达成的升级议定书，双方最终实施零关税的产品将覆盖超过99%的贸易额。但在关税削减之外，此次升级更显著的突破在于“边境后”规则的全面深化：双方首次以负面清单形式承诺相互给予非服务业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承诺不施加本地含量、强制转让技术等业绩要求；在服务贸易领域大幅放宽技术检测、专业设计等市场准入；同时增设数字贸易专章，中方首次在双边自贸协定中纳入源代码保护专项条款，并首次与欧洲国家达成电信基础设施非歧视制度性安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对第一财经表示，这份议定书的特点是市场开放与规则开放并重，合作正从商品流动延伸到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层面。“此次升级既扩大商品、服务和投资市场准入，也完善贸易投资规则和新兴领域合作安排，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有利于进一步释放贸易投资潜力、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培育数字和绿色合作新动能。”屠新泉说。 对于重资产投入、对知识产权和质量控制要求严苛的生命科学企业，这一升级降低了长期布局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深耕口腔再生医学领域的瑞士盖氏集团（Geistlich）中国总经理廖宁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更加充满信心。我们高度期待中瑞两国政府保持长期友好的合作，共同促进两国人民生活水平与健康水平的提升。未来我们也会践行‘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 for China）’的理念，持续把瑞士最高水准的生物材料带给中国老百姓，同时加深本土制造布局。” 制造锚定中国 根据瑞士化学、制药与生命科学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医药产品的出口额为1184亿瑞士法郎，占瑞士出口总额（不含黄金）的41.3%。同年，瑞士向欧洲专利局提交9914件申请，位居欧洲第3，其中化学相关领域占申请量的30%。罗氏以681件居瑞士企业之首。 姚国樑认为，瑞士在精密制造、循证医学、科研体系和成果商业化上的长期积累，成为了瑞士生物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也在全球医学检验技术领域形成了较高的行业标准。他介绍，自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罗氏诊断将瑞士的技术体系与中国的临床需求、规模和数字化环境结合起来，一边引入新的检测技术，另一边则推动临床研究及其成果在中国医院落地。 而过去二十多年来，罗氏与中国市场的互动关系，也从单纯的产品与技术引进，逐步延伸到本地制造、研发和数字化应用，双方的嵌合关系更加紧密。 在制造端，早在2015年，罗氏诊断便投资40亿元人民币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亚太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2018年投运至今已有200余种产品实现本土制造，覆盖中央实验室、病理及分子实验室核心产品线。2024年，罗氏诊断追加投资3.75亿瑞士法郎用于该基地的升级扩建，刷新了其在华单笔投资纪录，也让罗氏诊断在华累计投资达到10亿瑞士法郎。 “这轮集研发、先进制造与现代物流于一体的扩建，将助力实现到2030年全面实现80%在华销售产品为本土制造的目标。”姚国樑称。 盖氏同样选择中国加码制造生产。廖宁表示，今年4月，盖氏在苏州工业园区签约落地“瑞士盖氏中国智造基地项目”。这是盖氏创立175年来首次在欧洲以外设立自有口腔生物材料品牌的生产基地，部分产品将由此实现本土化生产，预计2028至2029年前后投产。 从更大范围看，瑞士企业加码中国的趋势也在延续。根据《瑞士企业在华营商调查2025》，约50%的受访瑞士企业把中国列为全球投资目的地前三位，42%计划增加投资。 研发环节的双向嵌入 除了扩产和投资，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中国庞大而复杂的临床场景，开始参与定义瑞士企业的产品。 姚国樑观察到，中国卫生健康体系正加速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并伴随着支付机制重塑与数字化跃迁。在这一进程中，海量检测需求所驱动的技术革新与引领全球的医疗数字化应用场景对罗氏产生了反哺效应。 例如，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市场，大型三甲公立医院日均承载的高频就诊量在全球极为罕见。“在传统欧美市场，单日门诊检验样本相对分散，而中国大型三甲医院检验科日均处理数万个标本已是常态，”姚国樑表示，“这种高频、高压的真实场景，倒逼我们必须追求高通量。” 这催生了罗氏专为中国市场制定的“China Boost”战略。针对中国高发且筛查需求巨大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姚国樑介绍，罗氏诊断的研发团队参考中国的临床数据来确定产品规格，推出了面向消化道肿瘤的系列筛查检测。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成功上市三款本地研发、本土生产的诊断产品， 用于胰腺癌、结直肠癌、早期胃癌的发现和管理。 “这种在庞大检测量锤炼下验证成熟的技术体系与临床循证范本，正反向丰富着罗氏诊断全球产品组合，为全球应对高负荷公共卫生挑战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智慧。”姚国樑称。 中国复杂的口腔临床场景，给盖氏提供了更多可参考的实践案例与数据。廖宁观察到，由于过去口腔健康预防认知起步较晚，部分中国患者就医时已处于严重牙周炎、重度骨吸收、高龄甚至颌骨缺损等复杂状态；与此同时，中国患者对软组织即牙龈再生的需求也更为迫切。 这促使盖氏在华推广“4.0种植理念”：做种植牙不能只关注种植体本身，还要关注软组织和骨组织的健康。廖宁用了一个比喻：“就像盖房子，地基不牢房子难立；又如在墙上钉钉子，墙体粉化，钉子再好也会脱落。生物材料负责的就是地基与墙体的重构。” 而一些在常规临床中较为少见的重度疑难病例，对生物材料的成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病例体量在全球绝对是最大的。”廖宁说，盖氏已与中国30多家口腔医学院校开展科研合作，基于国内临床需求进行新产品研发和材料改良。 此外，中国快速演进的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医疗应用场景，正在成为中瑞医疗企业下一个深化合作的潜在方向。 盖氏同样把数字化视为在华合作的新方向。廖宁表示，中国市场数字化和AI技术演进很快，未来盖氏也可能在中国开展更深度的数字化技术合作，甚至针对数字化创新标的进行战略性合作与本土并购。

2026-11-1 : 过去二十年，上海在医疗数据上的核心动作是“汇聚”。 数据显示，上海市数据局指导下，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上海市医保局、上海市药监局和申康中心等相关部门推动上海市卫生健康数据平台建设，已采集融合全市400余家主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数据1400余亿条，实现全市卫生健康数据“统一标准、统一采集、一数一源、共享共用”，同时打造市卫生健康数据实验室，已对接41家开发主体，累计对接69个应用场景，依托该平台已累计完成18款商业保险领域数据产品的出域交付。 在2026全球数商大会医疗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与产业生态共建分论坛上，数据怎么变成产品、怎么形成现金流已成为新的焦点。 但医疗数据的特殊性在于，价值越高，敏感性越强。如果医疗数据要被定价、交易和复用，前提必须是可信流通。当全市医疗卫生信息“一张网”越织越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框架也基本建立，真正的考题变成了：数据供得出之后，如何流得动、用得好、管得住？ 从“可开放”到“可运营”，安全治理先行 与其说这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产业组织问题。 上海医疗数据使用会严格落实“可信数据空间+伦理审查+成果出域审查”三层把关。运营机构提供场景方案辅导、数据探查、工具培训和安全合规培训等全程陪伴式服务；场景方案需经第三方伦理专家审查，评估科学性、安全合规性和用数合理性；数据产品开发完成后，出域交付前还要做成果出域审查，确保出域内容与申报内容一致。 这套机制把“安全”从单纯约束条件，转化为可验证、可审计的信用。当每一次调用、授权和出域结果都可追溯，医院才敢持续供数，企业才敢投入开发，监管才敢批量化放行。 上海数据资源运营有限公司数据运营负责人刘晓在分享中强调，真正的价值释放，关键在于把数据资源转化为“高质量的数据供给和实际应用”。这意味着原始数据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必须经过匿名化、结构化、标注和质检，才能成为可被药企、险企、科研机构调用的数据产品。 上海给出的开发范式是：企业带算法进场，在域内完成探查、训练和验证；最终出域的只能是模型评分、统计报告、专病标签、接口服务，而不是病历明细。这一模式已在张江科学大数据创新实验室跑通，孵化出真实世界研究、带病体保险定价、智能核保等场景。 换句话说，卫生健康数据的开发利用路径已经明确：数据不动，算力动；原始数据不流出，让价值流出。这既是安全底线的要求，也是商业逻辑成立的前提。 三大场景开发利用正在规模化 医疗数据的开发利用回报是可量化的。刘晓认为，已有三类场景具备规模化开发利用条件。 第一类是真实世界研究。这是需求量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方向。以心肌病研究为例，平台可调用连续七年的诊疗、检查、费用、医保参保等信息，回顾性评价疾病经济负担，为创新药准入及上市前后决策提供真实世界证据。对药企而言，这能替代部分传统调研成本，缩短研发决策周期。 第二类是健康险重构。传统保险对带病体人群保障不足，而带病体保险产品需要对既往患病群体的疾病负担、费用做精细化评估。上海已跑通女性高发癌种、肺癌等带病体保险场景，输出形态是数据报告和统计分析，而非原始数据。另一类是健康险“两核”应用，今年7月通过实验室孵化模式跑通智能核保，在个人知情同意、授权链路完整的前提下，调用个人诊疗记录进行分析，输出健康风险评分，辅助保险公司核保决策。这一模式能降低人工审核压力，同时提升优质客户转化效率。 第三类是临床智能体。这是最具想象力的落地方向。百度健康展示了AI预问诊、智能加号、智能随访等工具在医院的应用；武汉协和医院AI分导诊累计服务患者超26万，AI加号服务超12万，AI预问诊生成内容医生采纳率达93.4%。中山医院则提出“AI原生医院”目标，将传统业务系统MCP化，形成400多个数据与服务工具，让智能体直接辅助医生操作系统、书写病历、查阅数据。 这三类场景的共同特点是：用数结果可计量、可审计、可闭环，适合在授权运营框架下形成订阅制或按调用量计费。它们成为医疗数据从资源走向资产的代表性场景。 堵点转向“谁供数、谁分钱、怎么持续” 场景跑通之后，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最大堵点已从“能不能做”转向“谁供数、谁分钱、怎么持续”。在展馆采访中，也有不少参展者和业内人士对会上嘉宾的观点进行了补充。 医院端的核心矛盾是供数动力不足。数据来源于医院日常诊疗系统，供数意味着额外的治理成本与合规压力，而收益分配机制尚未清晰。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副处长薛威在致辞中也提出，需要把医院的数据资源、企业的开发能力和临床科研需求“串珠成链”，变“一事一议”为“机制攻坚”。 企业端面临着原始数据拿不到，只能在域内加工，对数据产品的定价、复用和二次开发仍存在不确定性。“我们要承担数据脱敏、开发产品的工作，还要投入大量的算力，这个前期的成本很高。”有专业人士这样说。 个人数据端则面临授权链路与合规边界的双重约束。刘晓特别提到，个人授权类场景并非授权后即可交付诊疗明细，目前探索仍以“模型部署在场内”为主，输出评分、核验结果、标签，以接口调用形式交付。 对此，上海正在推动从体系搭建向规模化运营、价值转化演进。下一步攻坚重点包括：明确分账机制，让医院供数、平台运营、数商加工、企业复用每一环都有可预期分成，解决“不敢供”的问题；建立尽职免责框架，对医院在合规前提下的供数行为提供制度保护；推动场景标准化，把真实世界研究、健康险、临床智能体等已跑通场景沉淀为可复制的申报模板与合规流程，降低重复审核成本。 供得出是起点，流得动是过程，用得好是结果，管得住是前提。当医院敢供、企业敢买、模型敢训、监管敢批，医疗数据才能真正完成要素化。

2026-11-1 : 近期，关于公立医院儿科医生流向私立医院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登上热搜。 有说法称，有多地公立医院骨干儿科医生陆续流向高端私立医院。全国医院十年流失的儿科医生超万人。 不过，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医生却呈现了不同景象。 “我身边并没有出现大家热搜上说的‘大量儿科医生从公立医院跳槽高端私立’的情况，至少近一两年，并没有看到。”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儿童呼吸专科医生、副主任医师林俊宏说。 上海市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妇儿生殖医学部主任、医学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及国际医院负责人段涛表示，近年来，生育率下行，产科分娩量持续减少，患儿基数随之收缩，再加上公立医院儿科岗位工作量大、收入水平有限，也容易面临医患投诉压力，有儿科医生会选择跳槽，但并不是全都去了私立医院，私立儿科赛道本身也处在收缩阶段。也有儿科医生直接脱离临床，不再从事医疗相关工作。 儿科医生的流动并未加剧儿科医生缺口，相反，我国儿科医生整体数量还在攀升。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儿科执业医师数量达到24.39万人，较2020年的16.34万人增加了8.05万人，增幅为49.3%；每千名儿童床位数达到2.47张，较2020年的2.18张增加13.3%，服务可及性与专业性显著提升。 私立抢人高峰期已过 林俊宏最早是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一名儿科医生。2019年，他从公立医院离开，转战私立医院。他离开时，恰逢私立医院行业扩张风口期。 “2017到2019年，大量资金涌入医疗赛道，私立医院行业融资相对容易，网红医生出来创业也集中在这个阶段。”林俊宏来深圳和睦家任职前，在另外一家私立医院试水过。当年他所在的私立医院为了打造医生品牌，四处投放广告。 林俊宏有位在上海执业的医生朋友曾向他提起过，偶然在小区电梯广告中看到了他的个人品牌宣传。 私立医院大规模扩张时，也是向公立医院抢人的高峰期。 “当时，多家民营机构高薪引才，不少受困于晋升瓶颈、高压工作的医生纷纷出走。我选择从公立医院跳槽，收入只是其中一项考量。当时我积累了一定临床经验，更希望能做出一些改变。”林俊宏说。 在公立医院，儿科医生工作量大，但科室创收能力弱，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就林俊宏观察，或受制于大环境，这几年，愿意主动跳槽的公立医院儿科医生反而少了。 北方一省会城市的儿童医院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几年，他们医院也有儿科医生因工作压力大选择离开，但没有传说中那么多医生流失，而离开的医生并不一定会选择去私立医院。很现实的原因是，他们所在的城市并没有那么多的私立医院岗位可供选择。“就我了解，有医生选择去药企的。” 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儿科医生孙真真，2020年来到深圳之前，曾在湖南省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了七年。2024年，她从深圳的一家公立医院转战到和睦家。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身边同事流向私立机构的并不多。但在二三线城市，受制于医疗大环境影响以及收入影响，医生向外流动的现象可能相对明显，但一线城市的情况相对缓和。 之所以她选择在私立医院发展，更看重工作节奏、可支配时间与家庭的平衡。“公立医院需要轮夜班，节假日难以得到完整休息。我与我的爱人同为医生，家里很难兼顾孩子照料，加之常年夜班通宵，随着年龄增加，体力也难以支撑高强度工作。” 当前整个医疗行业普遍承压：公立医院面临医保控费带来的压力，依赖资本加持的民营医疗机构，经营也面临一定的考验。儿科创收天花板本不高，在出生率走低、患儿数量减少的背景下，客流不足进一步在挤压科室盈利空间。近年来，儿科诊所关停或者收缩的案例时有发生。 “儿科科室的创收能力本身偏弱，哪怕是在私立医院，儿科的收入也很难超过高产值专科。皮肤医美、肿瘤放化疗这类赛道，才是公立和私立机构重点布局的方向。儿科更像是私立机构的流量入口：科室必须配置，用来引流获客，但不是主要的盈利引擎。”有私立医院儿科医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如果有人抱着“公立太累，来私立躺平”的想法跳槽，大概率会失望。公立体系稳定性强，编制内医生只要不犯重大过错，基本不会被辞退，最差就是岗位调整、晋升停滞；但私立医院是契约制，合同到期可以不续约，经营不达标就会被优化。 林俊宏表示，私立看似接诊量更少，但不代表工作更轻松。公立医院一小时看十号、五分钟一个病人；私立医院单诊时长拉长，一小时看两三位患儿，全程都要持续沟通、解释病情。私立医院儿科的核心价值是提供差异化服务和全病程健康管理，面向中等及以上收入的家庭，这类患者家庭对就医体验也有更高要求。 儿科医生缺口正在缓解 曾几何时，儿科医生缺口大的问题曾引发过反响。 1998年教育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取消儿科医学独立专业设置，儿科人才培养从源头一度出现断档。 过去十年，我国已在加强儿科医生人才队伍培养。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当时国家卫计委等6部门出台文件，推动8所医学院校恢复儿科本科教育，开展一体化儿科医师培养，扩大儿科学专业研究生招生和儿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模，开展儿科医师转岗培训，缓解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多位儿科医生表示，近年来，儿科医生相对没那么缺了。 “儿科行业的人才供需形势近些年变化很明显，早些年生育率还比较高的时候，儿科医生缺口很大，我2013年硕士毕业找工作时感受很深，我和爱人同时投递简历，他是脊柱外科方向，当时骨科热门、收入高但求职竞争激烈，投出去的简历，收到的反馈少，而我投出10份简历，收到回复的就有9份。”孙真真说，如今情况截然不同，一线城市招高端公立医院招儿科医生的门槛很高，普遍要求硕士起步、优先博士；三四线城市患儿数量下降，儿科已经不再缺人。儿科医生求职难度明显上升，只是对比其他医学专业，儿科还算相对容易就业。过去儿科长期缺人，核心原因还是工作辛苦、待遇偏低。 “大家普遍觉得儿科长期缺人，但我的判断是，儿科缺口会慢慢缓解，一方面生育率大幅下滑，儿童基数减少；另一方面过去多年持续强调儿科看病难，院校扩招儿科人才、新建儿童医院，很多规划中的儿科医疗机构陆续落地，儿科医生供给盘子持续扩大。”林俊宏说。 前述北方一省会城市儿童医院医生亦表示，在儿科医生招聘这件事上，他们医院的招人压力相对更小。 今年6月份，国家卫健委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长远来看，公立医院在儿科领域仍保持主导地位，私立儿科则主要作为补充。”多位儿科医生亦这样认为。 孙真真表示，从公立医院转向私立机构的儿科医生，也要在公立医院有多年扎实的临床积累，有副高、正高职称的儿科医生跳槽私立医院会更有优势；同时也要有良好的服务意识与情绪管理能力，善于耐心沟通，能够适配高知家长群体对就诊体验的高要求。

2026-10-31: 迪哲医药迎来成立以来首次盈利。 10月30日晚间，迪哲医药（688192.SH）发布的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7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36.39亿元。 公司与阿斯利康达成的一笔授权交易功不可没。 今年7月份，迪哲医药将王牌肺癌药舒沃替尼的全球权利授权给阿斯利康，交易总额最高达15亿美元，其中首付款高达6亿美元，成为国产小分子药物对外授权首付款最高的一笔。 作为一款全球首创药物，舒沃替尼已在中美两地获批上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exon20ins）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治疗，单药用于二/后线治疗。 迪哲医药的三季报显示，舒沃替尼的6亿美元首付款已到账，有效充实了公司的现金储备。 今年10月，阿斯利康已在美国开始商业化销售舒沃替尼。 当前，中国创新药在美国能实现独立销售的，寥寥无几。迪哲医药将自研产品对外授权，属于借船出海。但对于公司而言，王牌产品交出去，后续业绩的增长如何持续呢？ 迪哲医药方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次授权是公司基于产品全球商业价值最大化发展阶段、全球商业化需求及整体资源配置作出的商业决策。借助此次授权交易，公司实现了财务结构的显著优化与自营资源的精准聚焦，可以持续推进核心管线的全球开发及商业化布局。 截至三季度末，迪哲医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55.87亿元，同比增长190%。 “目前，创新药行业正在经历价值评价逻辑的调整，市场对创新药企业的关注，正从单纯的研发潜力进一步延伸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经济回报的能力。从全行业来看，不同企业在研发能力、产品组合、资金实力和商业化基础上各有差异，适合的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关键不在于采用某一种固定的模式，而在于能否建立与自身竞争优势相匹配的可持续价值兑现的发展路径。”迪哲医药方面亦这样表示。 迪哲医药的舒沃替尼授权出去后，公司另外一款肿瘤药戈利昔替尼对业绩增长的支撑变得更加重要了。 迪哲医药表示，公司正在持续开拓戈利昔替尼在一线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以及无驱动基因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等治疗领域的应用潜力，未来适应证开发空间可观。

2026-10-31: 进博会第九年了。九年时间，中国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足以颠覆跨国医疗器械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看法。赛诺菲、拜耳以及强生等进博会全勤生，见证了中国市场活力逐步释放，这些跨国公司在华业务不断发展，合作模式也随之演进。赛诺菲首席执行官葛丽鹤表示，最初赛诺菲思考的是如何“为中国创新”；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之一，现在需要思考一个更具全局视野的问题：如何“与中国共创”。一切都在加快依托进博会强大“溢出效应”，中国更成为众多药企全球创新的“首发地”。作为连续九年参展的“进博全勤生”，赛诺菲将携旗下三款“全球首创”创新成果参展；拜耳则共有7款创新产品迎来“进博首秀”，覆盖心脑血管、神经系统、肿瘤等多个疾病领域。医疗器械领域的直观复星、强生和美敦力也在进博会带来最新成果。直观复星新一代手术机器人平台达芬奇5将迎来其“进博首秀”。强生连续九年参展，这次带来海山二分体式腔镜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全球首秀。“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之一，是创新药进入中国的速度不断加快。越来越多创新药物能够实现与全球同步研发、同步注册甚至同步上市，中国患者获得创新疗法的时间明显缩短。”拜耳集团处方药事业部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拜耳中国区总裁周晓兰表示，拜耳一些药物在中国实现全球首批，是全球同步开发、同步申报，以及中国团队深度参与本土研究与注册推进的重要成果。十年之前，跨国企业的创新产品，落地中国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过慢。难以迅速落地，意味着失去重大市场机遇。而那时候中国市场上各类仿制药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情况在2015年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改革药械审评制度、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等举措改变了中国医药和器械产业的生态。跨国企业新药落地，以及中国本土新药开发速度也都变快了。这背后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完善。中国此前在光伏、快时尚等领域都曾展示出本土供应链的威力，现在新药和器械的开发也到了这样的时刻。从中国快速完善的供应链获益的也包括跨国企业。“市场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无论你是VC还是来自生物技术公司或制药公司，如果新的研发管线项目不是由中国CRO公司完成的，那你就会担心竞争对手利用中国CRO赶超你。”睿智医药董事长兼CEO胡瑞连在灯笼峰会上表示。近期在上海举办的灯笼峰会，汇集了100多名来自硅谷的AI生物科技投资人、创始人来华交流生命科学产业生态。胡瑞连认为，欧洲和美国依然是重要的创新中心，但在交付方面中国有优势。中国产业链可以提供非常快速、高效且成本合理地交付，并保证高质量的结果。这是中国产业链能带给美国和欧洲生物技术或制药公司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效率”。产业链条的完备，尤其有益于中外初创企业。BiotechGo Consulting的创始人Harri J?rvel?inen在灯笼峰会上表示，中国、美国和欧洲的CRO差别巨大。中国CRO尤其对新兴制药企业友好，这些初创企业在美欧CRO机构难以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响应，而国内CRO企业则会尽一切努力来配合项目。中国研发的成本显著更低，“成本通常可以减半，甚至更低。猴子实验的成本差异在这里可能便宜三倍。”Harri J?rvel?inen说。随着中国创新药物研发成果不断涌现，跨国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合作进度也越来越快了。据医药魔方数据，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1356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已经达到了997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创新确实在崛起。”新斗生物联席CEO冒军对记者表示，就目前的态势来看，跨国药企大规模地购买国内的研发管线，“我觉得在未来的3到5年都会是非常火的态势。”“与中国共创”过去九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的活力逐步释放，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业务不断发展，合作模式也随之演进。最初，跨国企业考虑的是以中国为市场；中期，跨国企业考虑的是以中国为制造基地；现在跨国企业考虑的是在中国创造。“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之一，现在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更具全局视野的问题：如何与中国共创。”葛丽鹤表示。直观复星首席执行官刘釜均持有相似观点。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已经建立起非常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特别是医疗相关产业链发展蓬勃。刘釜均认为，对于任何国际创新力量来说，如果不充分借助中国本土供应链和产业生态的力量，就很难保持长期竞争力。直观医疗的中国生产基地位于上海张江，中国是直观医疗在美国本土之外唯一的达芬奇主机生产基地。这样的创新产品，也带动了中国合作方的创新节奏。新斗生物的核心产品是肿瘤靶向荧光造影剂。解决的是一个长期困扰外科医生的难题：术前CT或核磁影像能够识别肿瘤大小和位置。但在特殊位置的隐匿病灶并不那么容易发现，真正手术时更是肉眼难辨。肿瘤靶向荧光造影剂可以与肿瘤细胞特异性结合，在术中借助近红外成像设备将肉眼看不见的肿瘤“精准点亮”， 相当于为外科医生装上了一双发现癌细胞的眼睛。新斗生物的产品二期临床的时候，选择了北京301医院、上海仁济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等机构，这些中心采用的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肿瘤靶向荧光造影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手术机器人，它能够与各类主流手术机器人平台协同工作。据冒军透露，公司目前正与达芬奇机器人方面洽谈合作，与另一家器械巨头史赛克的合作也在磋商中。随着合作的推进，新斗生物的产品有望与国际医疗器械巨头形成更深层次的协同。今天医疗健康领域的突破，越来越依靠不同创新力量的交汇与协同。科研、临床、产业与社会彼此连接激荡，才能让更多创新涌现出来。强生医疗科技中国区总裁周敏涛表示，这正是他所理解的“共生”：不仅让全球创新走进中国，更要扎根中国临床需求、汇聚各方智慧，让不同创新力量彼此启发、共同成长。中国创新生态正在不断成熟。近年来，中国在基础研究、临床开发、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持续取得突破。中国医药创新也正在从跟随迈向自主创新，并逐步在原创靶点、原创机制和新治疗模式等领域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创新能力。诺华方面表示，中国正加速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中国也已经成为诺华全球第二大市场。2026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召开期间，诺华公司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扩大在中国研发、生产及运营布局。诺华表示，一方面将积极扩大在华临床研究规模，加速创新药在中国市场的开发进程；同时发挥中国临床研究的效率和质量，推动早期临床研究，加速全球管线创新研发。另一方面，诺华也在持续加大在华业务拓展的投入，更早期、更深入地发掘有潜力的本土创新企业。对跨国企业而言，中国的战略重要性日益提升。中国也正在不断强化创新激励，并为之提供制度性保障。今年，拜耳创新药可申达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药品专利权期限补偿。拜耳方面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对创新价值和长期研发投入的尊重，也为企业持续开展研发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026-10-29: 在中国北方某地，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3%，也占据了当地三分之一的住院病例。调研中，受访老人年均住院花费接近2万元——几乎相当于当地农村居民一整年的可支配收入。 这组数据来自国内某研究团队的一线调研，折射出一个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困境：人口预期寿命在延长，但“人口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却明显滞后。延长的寿命，很大一部分是在慢性病、失能失智、反复住院与长期照护中完成，个人钱包与公共医疗体系同时承压。 这一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在清华大学近日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蒲慕康医生（Saia Ma’u Piukala）援引一份“2026年健康统计报告”称：从2000年到2023年，人口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已从9.4年增长至10年。“今天的挑战不再只是延长寿命，而是为每一年的寿命注入尊严、健康与意义。” 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23.0%，约3.23亿。根据“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 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健康预期寿命”追上“预期寿命”，缩小两条寿命曲线之间的剪刀差，已成为健康中国建设中无法绕开的关键命题。 社会化照护在超老龄社会有望成主流 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原副校长杜鹏看来，当下中国推进健康长寿社会建设，理应放在超老龄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谋划。 按照国际通用三档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14%和20%，分别对应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和超老龄社会。中国于2000年跨过7%，2021年突破14%；而从14%走到20%，将可能只用10年时间。 “超过20%之后，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超老龄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形态，挑战也完全不同。”杜鹏提示。 在他看来，老龄化社会的核心矛盾是“基础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老龄社会进入“社保、医疗和劳动力压力集中释放”的加速期；而超老龄社会真正难啃的骨头，是“高龄失能比例上升”与“全社会系统性适老化转型”。 超老龄社会也并非单一静止的状态，而是包含萌芽、加速、成熟和稳态的完整演进周期。杜鹏说，按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30%、30%—40%、超过40%，可将其细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 日本和欧美多国更早迈入这一区间，但中国未来几十年可能面临更陡峭的增长曲线。更值得警惕的是高龄化加速，杜鹏援引预测数据指出：2036年之前，中国低龄老人占比始终过半，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比不足五分之一；2049年前后，高龄老人占比将首次突破四分之一；到2065年，高龄老人占比（31.40%）将首次反超低龄老人（31.11%）；本世纪末，高龄老人占比将超过中低龄老人之和，真正占据老年群体的多数。 杜鹏认为，长寿时代是宏观趋势——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寿命延长从少数人的特例变为全民常态，生命周期显著拉长，老年阶段大幅延伸。超老龄社会则是这一趋势下需要直面的挑战：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资源配置与代际关系都面临系统性重构。而健康长寿社会作为治理目标，要跳出“被动养老兜底”的旧逻辑，走向主动健康治理，最终实现更长寿命、更高健康水平与更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荣休教授哈维·芬伯格（Harvey V.Fineberg）持相近观点。“从单纯延长寿命转变为延长健康寿命，也就是要维持我们的功能，我们的自主性和有意义的参与，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都要如此。”哈维·芬伯格说。 把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业界普遍认为，当下是最该把制度框架先立起来的窗口期。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数据、战略与创新司司长 Hiromasa Okayasu 给出了一个关键数据：仅有约10%的健康差异源自健康服务的可及性，而高达90%取决于医疗卫生系统之外的因素——收入、社会联系、就业状况等。 这也意味着，单靠医院和药物无法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健康老龄化嵌入各部门政策体系，同时强化资金保障与社区支持。 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在自身语境下做制度实验。哈维·芬伯格认为，各国无法照搬既有模式，但可互学互鉴。 他举例说，美国的经验在于强化生物医学科研、市场驱动的创新以及基层互助网络；日本则证明，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家庭照护者支持、辅助照护技术和失智友好社区，完全可以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实现长寿社会的平稳运行。 他表示，中国同样面临挑战与机遇——其社区养老服务的规模化扩展（供餐、日常协助、健康监测、转诊衔接与灵活服务中心）展示了如何将照护送到居民身边，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照护模式创新、住房与社区工具，让服务实现普惠、公平且以人的需求为中心。 蒲慕康进一步用两个75岁同岁老人的对照，呈现了差异化老龄化的现实：一位因交通不便、医疗遥远、社交匮乏而深陷孤独；另一位却能安全出行、会见朋友、参与社区活动，并在需要时获得照护支持。“她们年龄相同，甚至健康状况相似，但生活质量截然不同。”他认为，这种差距不只源于个人选择，更取决于社会是否为老年人提供了足够的支持网络。 由此，蒲慕康认为，必须让老年人更容易在社区养老——这需要安全的街道、便捷的交通、体面的住房与强大的社会支持共同托底，同时需要医护人员、家庭成员以及AI等数字科技协同参与。此外，健康老龄化要更重视预防，也要超越单一疾病视角，通过基层卫生、医院、长期护理与社区服务协同来满足人们的整体健康需求。 换言之，健康老龄化并非从65岁才起步，而是贯穿一生的工程——包括疾病预防、健康环境营造、社会联系维系以及终身优质医疗保健的可及。 在中国，社区已成为居家养老的重要支撑，但功能发挥还不到位。 近日，《求是》杂志刊发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和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成立的联合课题组的调研文章《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提出社区层面的三处短板：一是设施网络不健全，部分站点面积小、位置偏、可及性不足，甚至存在建成后长期闲置的问题；二是服务供需不匹配，上门医疗、健康管理等供给不足；三是市场化运营机制不健全，社区助餐和上门服务普遍成本高、盈利难，较依赖政府补贴和试点资金。 在老龄化程度更深的农村，这一“缺口”被进一步放大。该文章还提到，农村养老机构建设与运营普遍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化养老服务培育不足，且由于缺乏市场机制、服务收费定价低，社会力量介入意愿不强。农村互助养老尚处于起步阶段，推广难度大。此外，农村老年人支付能力和消费意愿普遍较弱，难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养老。 “我们要推动把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环境建设等过程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群健康需要。既关注寿命延长，也重视功能维护和生活质量；既提供必要保障，也支持老年人自主生活、参与社会。促进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使健康长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在前述论坛中称。

2026-10-29: 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近九成，恒瑞医药（600276.SH）业绩呈现回升态势。10月28日，恒瑞医药股价大涨，收涨6.17%。 10月27日，恒瑞医药发布三季报，前三季度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5.26%、20.38%，其中第三季度业绩大增，营收为89.53亿元，创上市以来单季最高，同比增长20.5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88.92%，两项指标环比分别增长22.39%和12.59%。 创新药销售收入持续增长，是恒瑞医药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 前三季度，公司创新药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05%，占药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提升至64.59%。与此同时，创新药对外许可业务确认收入27.81亿元，同比增长31.12%，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了另一重要支撑。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恒瑞医药创新管线持续兑现，第三季度共有7项创新成果获批，包括2款1类创新药和5项已上市创新药的新适应症；7项上市申请获CDE受理，35个临床试验获得批准通知书。全球化合作也持续推进，公司前三季度收到对外许可合作首付款及里程碑款现金共43.43亿元。 恒瑞医药表示，第四季度，该公司将加快推进新产品准入与学术推广，为收入快速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第三季度业绩大增，创新药与对外许可双驱动 创新药高速放量、对外许可业务确认收入大增，恒瑞医药三季度业绩回暖。 根据三季报，恒瑞医药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44.09亿元，同比增长5.26%；归母净利润69.23亿元，同比增长20.38%；扣非后归母净利润62.43亿元，同比增长11.70%。 其中，第三季度业绩表现亮眼。单季实现营业收入89.53亿元，同比增长20.55%；归母净利润24.58亿元，同比增长88.92%，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0.93%。据已披露数据计算，三项指标环比分别增长22.39%，12.59%和61.42%，呈现回升态势。 同时，恒瑞医药单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进一步改善。第三季度这一数据为58.57亿元，同比增长21.76%，环比增长3.88倍。 创新药销售收入保持增长，是恒瑞医药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年前三季度，恒瑞医药产品销售收入214.76亿元，同比增长2.52%。其中，创新药销售收入138.71亿元，同比增长17.05%，占药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提升至64.59%。 创新药销售收入中，非肿瘤产品高速放量，成为创新药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前三季度，恒瑞医药抗肿瘤创新产品收入98.65亿元，同比增长3.13%，占整体创新药销售收入的71.12%；非肿瘤创新产品收入40.06亿元，同比增长75.36%，占整体创新药销售收入的28.88%。 据已披露数据计算，第三季度创新药销售收入50.62亿元，环比增长18.19%。其中，抗肿瘤创新产品收入36.01亿元，环比增长21.99%；非肿瘤创新产品收入14.61亿元，环比增长9.68%。 仿制药集采风险处于持续出清状态。前三季度，该公司仿制药销售收入76.05亿元，同比下降16.41%。仿制药业务受国家及地方集采政策持续影响，近年来恒瑞医药主动收缩资源投入，仿制药销售收入占药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去年全年的41.66%下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35.41%。 “随着创新药销售收入不断增长，仿制药销售收入在总销售收入的占比将逐步降低，公司收入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将更加稳固。”恒瑞医药在三季报中称。 与此同时，对外许可业务收入增加，也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今年前三季度，恒瑞医药创新药对外许可业务确认收入27.81亿元，同比增长31.12%，主要为GSK及 BMS根据履约义务的完成进度确认的收入以及个别已授权产品的里程碑款等收入。 今年以来，恒瑞医药收到对外许可合作首付款及里程碑款现金共43.43亿元，主要为BMS 6亿美元首付款。 七项成果获批、多项申报受理，创新管线加速兑现 随着研发管线持续推进，恒瑞医药创新成果加速落地。 今年前三季度，恒瑞医药累计研发投入71.46亿元，其中费用化研发投入54.23亿元，维持较高的研发投入。该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25%以上，2025年研发投入87.2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27.58%。 创新成果也不断落地。在新药和新适应症获批方面，第三季度共有7项创新成果获批，包括2款1类创新药和5项已上市创新药的新适应症。 在新适应症获批方面，恒瑞医药多款已上市创新药取得重要进展。第三季度，海曲泊帕乙醇胺片获批用于实体瘤化疗为主的抗肿瘤治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症（CTIT）成人患者，成为CTIT领域全球首个获批的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作为非肽类口服TPO受体激动剂，海曲泊帕进一步拓展至肿瘤支持治疗领域，随着适用患者群体扩大，有望为产品带来新的市场增量。 新适应症获批方面，HER2 ADC瑞康曲妥珠单抗新增第3项适应症，用于经奥沙利铂、氟尿嘧啶和伊立替康治疗失败的HER2阳性结直肠癌成人患者，成为中国首个获批用于结直肠癌的抗HER2产品。该适应症此前被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及优先审评程序，从NDA受理到正式获批仅历时半年，此次获批填补了HER2阳性结直肠癌人群长期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空白。 高选择性JAK1抑制剂硫酸艾玛昔替尼新增第5项适应症，用于对NSAIDs应答不佳或不耐受且存在客观炎症征象的活动性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成人患者。该产品实现了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全疾病谱的口服靶向管理覆盖。 在上市申报方面，恒瑞医药第三季度共有7项上市申请获CDE受理，覆盖肿瘤、代谢和心血管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神经科学等疾病领域。其中，GLP-1类产品管线取得多项进展，HRS-7535片（口服GLP-1）用于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和成人长期体重管理的两项上市申请均获受理；瑞普泊肽注射液（GLP-1/GIP）用于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上市申请也获受理。 临床研发方面，该公司第三季度获得35个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得CDE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2项，分别为KRAS G12C抑制剂HRS-7058单药用于既往至少一线系统性治疗失败的KRAS G12C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胰腺癌，以及HER3 ADC瑞康芦泽妥塔单抗（SHR-A2009）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既往经EGFR TKI治疗失败的EGFR突变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关键临床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瑞康曲妥珠单抗单药或联合帕妥珠单抗一线治疗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Ⅲ期临床研究（SHR-A1811-307）期中分析显示1，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与标准治疗方案相比，均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 目前，恒瑞医药已有27款1类创新药和6款2类新药在中国获批上市，另有100多个自主创新产品处于临床开发阶段，400余项临床试验在国内外开展。 BD交易密集落地，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并进 中国药企正在以研发和临床执行能力，更深地嵌入全球医药创新协作网络。近年来，创新药对外许可也已成为恒瑞医药常态化业务和新的业绩增长引擎。 除了今年以来收到43.43亿元对外许可合作首付款及里程碑款现金，恒瑞医药在第三季度还达成了新的许可协议。 9月29日，恒瑞医药与 Novo Nordisk A/S 公司（下称“诺和”）达成协议，将恒瑞潜在每周一次口服给药的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抑胃肽(GIP)双受体激动剂 HRS-1596 有偿许可给诺和。 根据协议条款，诺和将获得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HRS-1596的独家权利。该交易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包括3亿美元首付款，以及达成相关开发、注册和商业化里程碑后获得的付款；此外，恒瑞医药将有资格根据HRS-1596在授权区域内的净销售额收取相应的销售提成。 恒瑞医药预计，上述交易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完成交割。“本协议的签署有助于拓宽 HRS-1596 的海外市场，为全球患者提供优质的治疗选择，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品牌和海外业绩。”恒瑞医药此前在公告中称。 恒瑞医药的合作模式已从单一资产授权向组合授权、共同研发、NewCo等更多元形式延展。继今年4月 Kailera Therapeutics 上市之后，该公司 NewCo 出海模式又一次落地。 8月6日，恒瑞医药“NewCo”合作伙伴Braveheart Bio（股票代码：BRVE）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此前，恒瑞将自主研发的心肌肌球蛋白（Myosin）小分子抑制剂HRS-1893有偿许可给Braveheart Bio，并获得该公司部分股权。 此外，在海外申报方面，下半年以来，恒瑞医药获得一项FDA孤儿药认定，一项创新药上市许可申请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受理。 目前，恒瑞医药产品已进入包括欧美日规范市场在内的50余个国家。自2023年以来，该公司已完成14笔海外业务拓展交易，交易对方包括BMS、GSK等全球领先制药企业。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5月，恒瑞医药与BMS达成的战略合作，涉及13个早期项目，BMS将支付可达9.5亿美元的相关付款，包括6亿美元首付款，协议潜在总交易额约152亿美元；恒瑞拥有共同开发特定项目的选择权，并有机会与BMS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开展商业化活动。这种交易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中国药企的角色，正在向“共建管线、共享价值”方向迁移。 参考文献 https://mp.weixin.qq.com/s/yuRGVvSX1_yLWbS1KxLwyw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2026-10-28: 以“未来健康 科技赋能”为主题的第二十五届浦江学科交叉论坛，于10月27日下午在上海科学会堂成功举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吴家睿，君赛生物创始人、董事长金华君，分别作了题为《新药研发：向原始创新加速迈进》《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我们应有的关注》《大健康时代的主动健康战略》《肿瘤个性化治疗的新范式》的主旨报告。 陈凯先表示，当前，全球生物医药发展迅速，跨国药企重点布局 AI 制药、细胞与基因治疗、蛋白降解技术、放射性药物、RNA 疗法、ADC药物等前沿方向。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国产1类新药获批数量连年上涨，创新药物管线全球占比领先，中国企业也已全面融入生物医药热点领域、布局前沿赛道。同时，我国新药出海势头强劲，License?out 授权交易数量、金额快速增长。但是，我国生物医药领域仍存在FIC同类首创药物占比偏低，国内药企营收规模和国际巨头差距较大等问题。新药研发事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民生需求和国家安全，是当今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因此，我国生物医药发展新阶段的核心目标是迈向原始创新，到2035年，在新药研发能力、特别是原创新药的研发方面，超越第二方阵国家，并显著缩小与第一方阵国家的差距。 周汉民分享道，AI 在健康领域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从简单的辅助工具，升级为医学创新的基础设施，重塑了疾病预防、诊断与治疗模式，推动医疗从“治已病”向“防未病”转变。同时，AI进一步拓展了生命科学研究，助力生命底层机制解析，革新药物研发模式和推动精准医疗的落地。但同时，AI 应用于健康领域也面临 AI 误判、健康数据泄露、算法偏见以及人文关怀缺失等风险。面向未来发展，周汉民提出了四条建议：首先，临床价值是技术创新的首要标准；其次，要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深度融合；第三，公平可及是衡量健康贡献的重要尺度；最后，要把伦理和法治融入创新全过程。他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进步，更应是文明意义上的进步——技术越先进，越应当珍惜人的价值；医学越精准，越不能忘记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吴家睿说，当前，我国加速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慢性病患病率持续走高，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存在约10.5年差距，慢性病难以像传染病一样被彻底根除。因此，传统被动就医模式要进一步转变，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充分发挥慢性病预防的经济社会效益。“健康中国行动”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因而，要将主动健康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由之路，推动实现从 “以治病为中心” 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转变，塑造健康生活方式，全面提升健康相关综合能力，朝着 2035 年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目标迈进。 谈及肿瘤个性化治疗新范式，金华君认为，全球癌症负担持续加重，患者对治疗品质的需求不断提升，现有肿瘤治疗手段受肿瘤异质性、进化耐药等问题制约。目前，基于自体T细胞免疫能力开发的 mRNA 疫苗、TIL 细胞等个性化免疫治疗，在肿瘤预防复发、病灶治疗上发挥价值，但也存在临床疗效、安全性、可及性方面的短板。君赛生物的创新 TIL 技术解决了传统 TIL 疗法毒副反应重、费用高、依赖 ICU 监护的痛点，临床试验取得了亮眼结果，并获得全球医学界的高度认可。展望未来，肿瘤治疗理念正在从“单点命中”转向“系统动员”，调动自身免疫系统，相关研发也从疗效验证走向更广泛的临床应用，推动个性化免疫治疗惠及更多肿瘤患者。 浦江学科交叉论坛，历经二十五年的传承与发展,已成为探索前沿科技领域、促进跨学科融合交流、助力党外人士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本次论坛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研究员汪思佳，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范征，上海技术交易所董事长颜明峰，上海科创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安克伟，吴家睿研究员与金华君研究员一起围绕科研、产业、金融等话题开展了多角度多领域学科交叉探讨。民建科技委成员代表发起倡议“做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呼吁推动健康知识传播，助力全民健康水平提升。

2026-10-28: 国产龙头药企的创新药研发有增无减。 复星医药（600196.SH、02196.HK）10月27日晚间发布的业绩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研发总投入52.47亿元，同比增长31.24%；研发费用31.18亿元，同比增长14.21%。其中，创新药品研发投入43.46亿元，同比增长55.07%。 对此，复星医药方面表示，在管线布局方面，公司多个重磅产品已进入或陆续开启全球多中心III期临床，并成功引进了GR1803、JS005等临近商业化的创新管线。 复星医药聚焦肿瘤、免疫炎症、神经退行性疾病三大核心治疗领域。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共有8个创新药品共22项适应证获批上市，覆盖肺癌、乳腺癌、消化道肿瘤等实体瘤领域。 今年前三季度，复星医药实现营业收入304.63亿元、同比增长3.64%，剔除汇率波动影响、按恒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5.81%。其中：创新药品收入同比增长15.54%，占制药业务收入的比重达35.43%、较上年同期提升3.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26.67亿元，同比增长5.71%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三季报，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复星医药分区域引进并在全球核心市场享有独家选择权的阿尔茨海默病创新药AR1001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POLARIS-AD）已于2026年7月完成最后一位患者的最后一次访视，顶线数据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11月16日在第19届CTAD大会（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试验大会）首日以口头报告形式公布。 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机制复杂，相关药物研发充满挑战，该领域也被视为医药研发的“死亡谷”，不少药企曾折戟过。然而，全球范围仍存在显著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近年来，复星医药逆势加码布局阿尔茨海默病领域。 根据头豹研究院报告，2024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达3840万人，且自2019年起一直以1.5%的复合年增长率递增。据预测，2028年患者人数将增至4070万人，2033年进一步攀升到4350万人，在相应预测阶段会以1.4%及1.3%的增长率持续上升。在中国，2024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达1450万，2019-2024年复合年增长率为4.1%，预计2028年增至1680万，2033年达2000万，后续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3.7%及3.6%。

2026-10-28: 德国政府首届“投资德国峰会”近日在柏林开幕，总理默茨亲自向约200位企业高管和投资者推介德国。同一天，瑞士罗氏制药（Roche）德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施泰纳斯（Daniel Steiners）对外表示，罗氏集团已暂时搁置在德国的所有未来投资决策。 罗氏集团在回复第一财经记者时证实，这一决定今年夏天就已作出。罗氏集团称，德国新通过的《法定医疗保险缴费率稳定法》（GKV Contribution Stabilisation Act）“给德国研究型制药业带来沉重负担，向有意投资德国的企业发出了负面信号”。 药企接连转身 罗氏并非首家。6月3日，美国礼来（Eli Lilly）首席执行官戴夫·里克斯（Dave Ricks）对德国媒体表示，将原计划约23亿欧元的在德投资减半，省下的资金将投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或一个全新厂址。据报道，礼来在阿尔蔡（Alzey）的工厂仍将于2027年投产，但原计划约1000个岗位只保留一半。 同日，德国本土药企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也宣布取消9亿欧元的在德投资计划。 6月9日，辉瑞（Pfizer）首席执行官艾伯乐（Albert Bourla）致信默茨，称相关立法提案动摇了医药行业长期投资所需的可预期性，辉瑞正重新审视部分在德投资计划的时间、规模与优先次序，并拒绝出席此次投资峰会。 罗氏是德国医药业的重要投资者，2020年以来在德投资约38亿欧元，新增1800多个岗位。 医保控费撞上美国施压 直接的导火索是德国的医保控费改革。今年7月，德国联邦议院顶住行业反对，通过了上述医保改革法。这套改革旨在明年为法定医保减负163亿欧元，其中一项措施是将多数专利药的法定强制折扣从7%提高至15.5%，自2027年起执行。德国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Nina Warken）6月回应药企批评称：“每个领域都必须为这场改革出力。” 这不仅仅关乎医保账本，更是大西洋两岸的定价权之争：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最惠国”药价政策，把美国部分药品价格与欧洲等地的较低价格挂钩。据报道，为免拉低规模约7000亿美元的美国市场药价，部分药企已推迟在欧洲上市新药；一些药企还警告，除非欧洲各国政府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否则可能不在欧洲推出创新药。据数据分析公司GlobalData统计，特朗普签署相关行政令后的10个月里，欧盟新药上市数量较此前10个月下降约35%。 德国此时反向压价，成了美方施压的焦点。 6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条对德国启动调查，审查其对创新药“长期付费不足”的做法是否不合理，结果可能是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称，对德国加速立法进一步削减创新药支出“尤为担忧”。美方已于9月举行听证会，调查仍在进行中。 美国的参照系是英国。英、美两国今年4月正式签署药品定价安排，英国承诺将新药支付净价提高25%，换取英国药品输美零关税待遇。 德国政府也在探索解决方案。9月底，联邦经济部与卫生部设立的专家委员会提出“区位豁免条款”方案：药企若在德国保有研发、投资、生产和就业的“足迹”，可部分或全部免除新增折扣。 专家委员会联席主席、德国矿业化工能源工会主席米夏埃尔·瓦西里亚迪斯（Michael Vassiliadis）说：“谁在这里做临床研究、生产和投资，谁在这里创造有劳资协议保障的岗位，谁就比不这样做的企业付得更少。”不过黑森州政府称，豁免资金来源尚无着落。 罗氏对第一财经表示，切实有效的豁免条款是重建德国作为“有竞争力、可靠投资地”信心的“最后机会”，关键是方案能否自2027年1月1日起成为切实可行的法律。 机遇与门槛一起到来 拉锯另一端，是正处出海高峰的中国创新药。行业数据显示，截至10月8日，中国药企今年海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3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1388亿美元；前三季度首付款达80亿美元，高于去年全年。荷兰国际集团（ING）估计，全球药企研发管线中约三分之一的在研新药来自中国，2014年这一比例仅为4%。 罗氏就是买家之一。罗氏德国负责人对外表态同日，翰森制药公告与罗氏达成抗体偶联药物（ADC）授权合作，首付款4亿美元，潜在总额超过150亿美元。 两条消息并无直接关联，但同一家公司同日的两个决定，勾勒出行业资金的流向：重资产扩张转向政策更可预期的市场，管线补充则更多转向中国。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分析称，跨国药企从中国药企购买有前景的在研药物的权益，花费低于自己从头研发，尤其是部分药企正赶在专利悬崖（指药物专利到期后，因医保和病患选择仿制药，而销售额断崖式下跌）前削减成本。 对以授权方式出海的中国药企来说，欧洲药价下行的冲击首先由跨国买方承担，但它们也难以完全置身事外。这类交易的总额中，大部分是里程碑付款，即药物在研发、获批和销售中每达到一个约定节点，买方才支付一笔款项。有市场分析指出，这类付款取决于临床和商业目标能否达成。若欧洲药价长期偏低，药物在当地的销售表现受限，中国药企最终能拿到的款项也可能随之缩水。 对有意自主进入欧洲的中国药企来说，德国豁免条款则是一个清晰信号：进入欧洲市场的门票，正从“拿到批件、谈好价格”扩展为“本地研发、本地生产、本地雇佣”。 也有市场观点认为，中国授权交易能否持续增长，部分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评估其中的安全风险；美国政界已有人批评此类交易。窗口与门槛同时出现，正是这轮药价之争留给中国出海药企的真实处境。

2026-10-27: 最近的一次对话印证了我的怀疑：太多专家都专注于自己那一小片领域，往往无法将事情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 这次对话围绕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及医院卫生的最佳实践展开，具体聚焦于英国。自2014～2016年担任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独立审查委员会主席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一议题。我们的研究结论至今仍被频繁引用，而我们的建议也已成为应对这一全球健康、疾病治疗方法以及长期经济福祉的极其可怕威胁的黄金标准。 基于此前的这项工作，我目前正主持一项旨在建立并资助一项“先进市场承诺”的倡议，以此激励在发展中国家开发针对新生儿败血症的即时诊断技术。这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因为耐药性败血症正在增加，而且对婴儿及其母亲的危害尤为严重。 在我新的职务上，我受邀在英国建筑环境感染预防倡议启动仪式上就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发表演讲，该倡议旨在引起人们对英国医院抗生素药物的过度使用及整体管理问题的关注。根据我收到的一份简报，患者排出的抗生素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废水系统并最终重新进入了医院环境，从而助长了耐药微生物的滋生。我听到的部分数据简直令人沮丧。 除了呼吁关注这一问题外，建筑环境感染预防倡议还在寻求资源以建设更好的医疗设施并升级现有设施，这当然需要向英国政府申请更多资金。所有资金都将被定位为“预防性”投资，对此我深表支持。但在对英国公共卫生支出占比持续攀升——部分原因在于该行业的长期生产率增长乏力——的合理关切下，这成为了一项重大请求。 我在主持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独立审查期间发现仅三家美国制药公司在过去五年中用于股票回购的总金额就足以覆盖实施我们29项建议所需的全球成本——其中部分建议涉及开发新型抗生素、诊断试剂和疫苗。 回想起这一发现后我查阅了最新数据，发现自2001年以来大型制药公司已在股票回购和股息支付上花费了约1.2万亿美元，相当于我们29项干预措施所需费用的30倍。股票回购真的应该享受税收优惠吗？事实证明这种优惠似乎已导致了巨大的市场失灵。 这也不仅是制药行业的问题。自2000年以来各上市公司已回购了超过12万亿美元的自家股票。在此期间投资支出（人工智能领域除外）增长令人震惊地疲软，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的）收益增长往往乏力，且许多国家的所得税负担日益加重。这些趋势看起来合理吗？资本主义本该如此运作吗？ 更糟糕的是孤立思维正在许多其他领域引发类似的结果。仅举一例，英国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三重锁定”机制，该机制要求国家养老金每年“根据通胀率、工资增长率或2.5%中的最高值”进行上调。 自2011年以来，这项荒谬的政策使英国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而其资金来源则是通过提高其他人的税收和增加借贷来筹集的。值得肯定的是，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最近表示有意“调整”该政策，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末每年可节省150亿英镑（折合20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500亿英镑。但他选择将这项改革作为一项更大规模社会护理资金筹措方案的一部分来提出，大概是为了避免引发退休人员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反对党领袖凯米·巴德诺克在最近的党代会上甚至并未提及这一话题。 我之前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在英国政府支出急剧上升之际，我们的领导人急需展现领导力，而不是总是对特定利益集团说他们想听的话。 （作者系英国财政部前国务大臣、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

2026-10-27: 创新药对外授权收入确认延迟，曾拖累恒瑞医药（600276.SH、01276.HK）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近乎停滞。现如今，随着对外授权收入兑现，公司业绩重新恢复增长。10月27日晚间，恒瑞医药发布的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244.09亿元，同比增长5.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23亿元，同比增长20.38%。其中，第三季度营收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尤其明显，其中营收为89.53亿元，同比增长20.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8亿元，同比增长88.92%。恒瑞医药表示，对外许可业务收入贡献稳步提升。2026年前三季度，公司创新药对外许可业务确认收入27.81亿元，同比增长31.12%，主要为GSK（葛兰素史克）及BMS（百时美施贵宝）根据履约义务的完成进度确认的收入以及个别已授权产品的里程碑款等收入。回到产品销售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公司产品销售收入214.76亿元，同比增长 2.52%；具体看，创新药销售收入138.71亿元，同比增长17.05%，占药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提升至64.59%。拉动恒瑞医药创新药销售增长的，主要是非肿瘤创新产品。今年前三季度，公司非肿瘤创新产品收入40.06亿元，同比增长75.36%，占整体创新药销售收入的28.88%。支撑起恒瑞医药创新药七成左右收入的抗肿瘤创新产品，收入为98.65亿元，仅同比增长3.13%，这背后受多重因素叠加：外部市场环境变化、院内准入进度不及预期、部分上市时间较早的创新产品（如卡瑞利珠单抗、吡咯替尼等）市场竞争激烈。恒瑞医药亦表示，公司前三季度创新药销售收入增速低于年初预期。尽管第三季度增速有所改善，预计全年创新药销售收入增速与年初设定的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受集采政策持续影响，恒瑞已在主动收缩仿制药资源投入。今年前三季度，公司仿制药销售收入76.05亿元，同比下降16.41%。恒瑞医药表示，随着创新药销售收入不断增长，仿制药销售收入在总销售收入的占比将逐步降低，公司收入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将更加稳固。恒瑞医药还在加大创新药研发投入。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累计研发投入71.46亿元，其中费用化研发投入54.23亿元。今年第三季度，公司的创新成果也在加速转化，共有7项创新成果获批，包括2款1类创新药和5项已上市创新药的新适应证。

2026-10-27: 创新药对外授权（BD）交易持续升温，正逐步成为国内药企收入结构中的重要支柱。 诺诚健华（09969.HK、688428.SH）10月26日晚间发布的三季报显示，得益于公司产品销售增长以及对外授权里程碑付款，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收入21.0亿元，同比增长88.2%；净利润6.5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在诺诚健华10月27日上午召开的业绩会上，诺诚健华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崔霁松表示，公司预计今年全年可以维持盈亏平衡。 当前，诺诚健华已有三款产品实现上市销售。今年前三季度，公司药品销售收入为14.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47%，得益于核心产品奥布替尼持续放量、坦昔妥单抗和佐来曲替尼新增销售贡献。 此次公司对外授权收入，主要源于公司与Zenas的授权许可协议完成后续里程碑交付。 两方面助推之下，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0亿元，同比实现由负转正。 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诺诚健华和礼来公司达成一笔最高33.5亿美元的重磅授权合作。诺诚健华将依托公司专有的药物发现平台及深厚的研发经验，发现并开发最多5项创新性靶点项目。根据协议条款，诺诚健华有权获得最高1亿美元的首付款和近期付款，以及最高32.5亿美元的开发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此外，诺诚健华有权就许可产品的年度净销售额收取个位数百分比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从这次三季报看，这笔对外授权收入还未给诺诚健华贡献收入。 在这次业绩会上，诺诚健华首席财务官CFO傅欣表示，公司与礼来合作的协议刚落地，双方正在筛选靶点、敲定研发计划，相关收入大概率自2027年开始确认。 今年前三季度，诺诚健华的研发投入达到7.9亿元，同比增加16.1%，研发投入的增加主要是更多III期注册临床项目的推进，以及加大前沿技术平台的投入。 崔霁松表示，公司管线布局覆盖血液肿瘤、实体瘤、自身免疫疾病三大板块，多个核心资产进入关键临床阶段，未来两到三年将迎来密集临床与监管里程碑。“公司在出海方面，会审慎筛选合作伙伴，最大化资产价值。公司会持续加码差异化研发与全球化布局，对管线兑现、长期价值增长具备信心。”

2026-10-27: 药明康德（603259.SH、02359.HK）在三季报中进一步上调了公司全年收入预期，公司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585亿元至605亿元上调至610亿元至619亿元。但这还不能打消市场对公司未来增长担忧。10月27日早间开盘后，药明康德A股、港股股价均出现下跌。对于市场而言，最大的担忧是地缘政治风险潜在扰动。长期以来，北美市场是药明康德第一大收入市场。虽然药明康德前期已拿到美国法院拿到针对1260H清单认定的初步禁令，但考验还在。根据美国生物安全法案，OMB（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预计在2026年底发布受关注生物技术公司清单（BCC清单）。有两种路径会被列入BCC清单，一是被列入1260H清单的主体，OMB才可以自动纳入BCC清单，药明康德已经拿到针对1260H认定的法院初步禁令，因此OMB不能通过这条路径自动将药明康德纳入BCC清单。而路径二是OMB也可以启动跨部门审查流程单独认定BCC主体。在路径二的流程下，OMB需要提前向拟列入企业发书面通知，企业收到通知后有90天申诉期，申诉流程走完，才会最终决定是否纳入清单。“截至目前，我们没有收到OMB相关通知，也没有看到BCC清单发布消息。我们坚信药明康德不应当被认定为受关注生物技术企业，药明康德不受任何军事机构、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10月27日早间，在药明康德业绩电话会上，公司管理层这样回应。除了地缘政治风险外，今年下半年，海外一些国家已在启动加息，如美联储已于9月时隔三年重启加息。生物医药的研发高度依赖资金投入，这会对于药明康德早期客户拓展影响如何？从药明康德此次三季报看，公司的早期业务，测试业务、生物学业务分别实现收入39.1亿元、21.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0%、12.4%。对此，药明康德管理层表示，公司早期业务增长主要来自临床前、安评业务，依托高质量交付、持续新增差异化产能、综合解决方案；公司也依靠差异化产能实现定价优化，项目数量、单价共同贡献收入增长，这个趋势有望延续。“从加息层面看，公司早期客户以头部Biotech（生物科技）为主，客户结构有差异化，目前暂未看到加息对询单、订单带来明显负面影响。早期业务增长来自多年持续在产能、人才、平台能力投入。”截至2026年9月底，药明康德持续经营业务在手订单767.4亿元，同比增长36.4%。这些订单多久会转化成公司收入？药明康德管理层亦回应称，在手订单是未来收入的蓄水池，提升业绩可预见性。大额订单能让公司看得更远更清晰。按照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大部分在手订单预计在未来18个月内交付确认收入。但后期商业化大订单占比持续抬升，单项目金额更大、交付周期更长，订单转收入的节奏会出现季度、年度不均衡。“订单增速和收入增速不存在简单线性对应关系，收入转化节奏取决于客户项目进度、产能爬坡、全球排产、交付计划。我们会综合测算，在年报给出负责任、精准的业绩指引。公司对收入长期增长有信心。”药明康德管理层表示。

2026-10-27: 【三季报透视创新药出海：海外授权收入兑现，产业链景气共振上行】截至10月26日18∶00，A股医药生物板块已有129家公司披露三季报，15家公司发布前三季度业绩预告，超四成企业业绩同比实现增长。梳理三季度成绩单可见，创新药出海正从前期签约阶段迈入业绩兑现期，多家药企此前落地的海外权益授权迎来款项集中入账，成为拉动利润的重要增量。海内外创新研发需求持续旺盛，并沿着产业链向上传导，带动CDMO龙头订单饱满、业绩提速。在业绩兑现的同时，国内药企出海合作模式也持续迭代升级，创新资产的全球价值释放进入新阶段。（中证报）

2026-10-26: 作为A股市值最高的药企，药明康德（603259.SH、02359.HK）10月26日晚间公布的三季报显示，业绩仍维持两位数增长。 具体看，今年前三季度，药明康德实现营业收入455.37亿元，同比增长38.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3.98亿元，同比增长60.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4.77亿元，同比增长73.03%。 单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话，折合下来，今年前三季度，药明康德日赚7105.6万元。 化学业务是药明康德收入最高的业务，今年前三季度，该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393.6亿元，同比增长51.5%，主要得益于管线分子向后期稳步推进，叠加去年新增产能逐季度释放。 撑起了药明康德化学业务近三成收入的新分子（TIDES）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今年前三季度，TIDES业务收入115.2亿元，同比增长46.9%，公司预计全年TIDES业务收入将实现约47%同比增长。 除了化学业务外，药明康德另外两大业务，测试业务、生物学业务分别实现收入39.1亿元、21.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0%、12.4%。 截至2026年9月底，药明康德持续经营业务在手订单767.4亿元，同比增长36.4%，较上个季度环比新增一百亿元。 在过去的第三季度，无论是A股股价，还是港股股价，药明康德一度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公司A股股价累计涨幅64.88%，港股股价累计涨幅95.52%。股价上涨背后，也源于公司基本面支撑。 截至10月26日，药明康德A股市值报4431亿元，港股市值报5677亿港元。 在这次发布的三季报，药明康德再度上调全年整体收入预期，公司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585亿-605亿元上调至610亿-619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35%-39%上调至40%-42%。 今年前三季度，药明康德经调整non-IFRS归母净利率为40.4%，公司方面称有信心在2026年保持稳定且有韧性的经调整non-IFRS归母净利率水平。

2026-10-26: 过去一周，国家医保局连发5篇文章向公众介绍医保钱包2.0版的上线情况和使用方法，网友在国家医保局评论区发布超过2300条评论，反映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当前正值2027年居民医保缴费期，网友对医保钱包2.0的异地缴费功能尤为关注。医保钱包被网友称为异地打工人的“尽孝神器”，自10月16日医保钱包2.0全国上线运行后，无论在哪座城市工作，只要绑定医保钱包，就能把个账里的钱转给异地的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使用。医保钱包2.0版进一步拓展了应用场景，从就医购药扩展到城乡居民的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进一步盘活共济人沉淀的个账资金，减轻被共济人异地就医经济负担。第一财经记者发现，在2300条评论中，网友反映比较多的是异地缴纳社保费方面面临的困难。网友在肯定医保钱包能够替老家父母等近亲属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这一便民举措的同时，也期待尽快开通跨省“一键代缴”功能，免去老人小孩使用智能手机的困难。在参保缴费方面，截至2026年10月22日，天津、江苏、江西、湖南、广东（部分城市）、海南、云南、兵团（部分师市）居民可用跨省共济来的医保钱包额度缴纳所在地参保费用，其他地区该功能将陆续在2026年11月开通。网友在评论区反映河北省已经开通了医保钱包缴费，河南省也调试系统，争取近日开通。政策落地后，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分享成功经验。有北京参保的网友表示，已成功为河北老家的孩子缴纳新农合，流程是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添加亲情账户、开通医保钱包、添加共济对象、转账400元，再登录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完成缴费。对于暂未开通的地区，有网友在评论区“催更”，希望全国尽快实现跨省共济缴纳居民医保功能，最晚不要超过居民医保的缴纳截止时间。很多网友在国家医保局官微的评论区反映缴费操作中的现实堵点。多位网友指出，家人没有智能手机、不在身边，添加“亲情账户”需要人脸识别，登录家人医保钱包又要求实名认证手机号，这些问题共同导致无法顺利完成缴费。有网友称，既然是跨省共济，为何绑定时已提交双方身份证、户口本，仍需人脸验证，老人人脸验证非常不友好，因为不住在一起，绑定还得千里迢迢回老家办理。还有网友指出，老人多用副号，根本没有实名认证手机号，注册不了医保钱包。国家医保局在《医保钱包跨省共济问答第二期》对于被共济人无法操作手机，如何通过医保钱包给异地老人孩子缴纳居民医保费用操作做了相关指引（以被共济人在湖南为例）。如果老人孩子作为被共济人未注册“湘医保”，可由监护人或家属（共济人即使不在湖南参保，也可注册登录“湘医保”）登录“湘医保”进入到【我的】-【我的家庭成员】绑定家庭成员，家庭成员绑定成功后，在【我的家庭成员】中的医保钱包缴纳居民医保费完成缴费。对此，有广东网友反映，小孩可以添加家庭成员，父母必须刷人脸认证才能在湘医保绑定。浙江的网友表示，完善跨省不用父母验证，直接输入父母身份证号可以直接代缴医保就更方便了。多位网友呼吁，和父母不在同一个地方，共享给老人后还需要用老人的账户在当地医保系统操作，很麻烦，能直接操作就好了。此外，有网友反映各省医保APP对跨省个账共济的支持程度不一。对此，国家医保局建议，由于各省医保APP主要服务于省内医保业务，跨省共济建议使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操作。也有网友对现阶段的进展表示理解。有天津网友留言：“已经是进步了，由不能用到能用，以后可能会更好用。个人账户里面是基金，不是普通的钱，相关部门都有严格管理要求，安全和方便是个矛盾，也理解他们的难处吧。”针对“老人和孩子没有手机如何使用医保钱包”这一问题，国家医保局在《医保钱包跨省共济问答第一期》中回答称，共济发起人只需在本人的医保钱包中输入老人或孩子的姓名及身份证号，即可进行跨省共济。老人或孩子的参保缴费标准按各省规定执行。因此个账医保钱包跨省共济无需老人和孩子拥有和使用手机。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21日，全国支持医保钱包消费的定点医药机构已达16947家，其中定点医疗机构9344家，定点零售药店7603家，全国累计就医购药消费1681.06万元。

2026-10-26: 在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持续火热之际，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COINS）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拟将生物技术纳入对外投资监管范围，约束对华股权投资，意见征集至12月7日。虽然政策靴子尚未落地，但资本市场已经提前做出反应，一些 A 股、港股创新药公司股价也随之承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达到 1300 亿美元，体量已接近去年全年。对外授权既是国内创新药出海的核心路径，也是不少创新药企重要的融资来源。一旦该政策落地，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创新药的授权交易该如何提前应对？近日，在第十一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下称“大会”）上，这一话题成为热议焦点。是否会打断对外授权浪潮在美拟限制生物技术投资征求意见稿出台前夕，10月23日，美国药企吉利德才刚刚以12.75亿美元首付款从中国药企瀚辰星泰收购了一款口服IL-23R抑制剂。值得关注的是，这款候选药物目前仅处在 I 期临床阶段，如此高额的首付款，在医药圈瞬间刷屏。当前，青睐中国创新药的跨国药企分布全球。今年以来，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恒瑞医药与百时美施贵宝（BMS）、信达生物与辉瑞达成的潜在交易合作总金额均超过百亿元。创新药对外交易是一条多方参与的利益链条，交易主体不只是买卖双方药企，还可能牵涉背后的投资人退出路径等。美国拟限制投资生物技术的话，会带来哪些影响？在大会上，有跨国药企人士透露，公司内部已在请律师持续解读其中条款。目前看，传统的对外授权交易整体依然保持开放，但股权投资、Newco 架构相关业务后续影响还有待观察。所谓NewCo，是指由投资机构牵头组局，将中国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的管线资产剥离授权、在海外设立独立新主体，配套海外专业运营团队与国际资本，单独负责该资产全球（通常不含大中华区）开发、临床推进与商业化的孵化交易模式。近年来，中国一些创新药就选择了NewCo模式实现出海。另有跨国药企人士表示，最终落地细则和实际影响还要持续观察 但对外授权交易实操的启示是：在交易评估阶段，除了科学评估，合规、监管、地缘政治层面的评估也要前置，在尽调早期就需要纳入考量。Pivotal bioVenture（碧沃投资本）中国区管理合伙人柳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们正在评估中，但没有具体结论。红杉中国董事总经理顾翠萍表示，虽然存在相关监管政策，但只要政策有清晰的细则框架，就总能找到可行方案，办法总比困难多。站在中国本土药企角度看，恒瑞医药商务发展高级总监罗光睿表示，过去几年跨境对外授权交易快速发展，同时外部地缘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也相伴而行，只要临床需求存在，合作就有空间。目前在对外授权交易过程中，需要联合法务、财务、合规、IP 团队前置防控政策风险，合同条款设计也需要更加周密。三生制药集首席财务官何翔表示，他依旧对中国对外授权交易保持乐观。跨国药企里欧洲企业受到的压力相对更小。大国政策考量立足于宏观利益，但民间层面的医药合作仍会持续，行业会在现有规则框架内持续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中国创新药如何再跃台阶近几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金额呈现指数级增长。在对外授权交易中，首付款是可以立即兑现的收益，中国创新药单笔交易的首付款也在持续攀升。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涌现背后，是企业自身的创新药企能力持续升级。“2024 年，中国创新药 BD（对外授权）交易额近 500 亿美元，2025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当年上半年规模就接近 2025 全年的 80%；中国在全球 BD 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3%提升至去年超1/3，中国医药资产进入跨国药企管线逐步常态化。海外大药企首付款已经成为国内创新药企重要的融资来源。”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罗飞说，海外药企有管线补充、应对专利悬崖的诉求；更关键的是中国药企十年积累，在新药早期发现、临床开发、递送技术等方面已可以形成差异化供给。对外授权是国内创新药兑现价值的一条重要路径，但如果始终停留在管线对外输出阶段，难以培育全球重磅品种，更难义诞生具备全球商业化能力的制药巨头，中国在全球医药产业链中的竞争地位依旧受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霖表示，2026年生物医药首次被列入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产业属性正从“药品保障方”转向“国民经济的关键支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营收不低于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年均增速不低于20%、首创新药全球占比不低于25%等10项指标。但产业仍面临单一支付制约回报、临床数据利用不足、源头创新差距等困境。为此，他也建议，推动商业健康险从“医保补充”转向产业引擎，由医疗机构为商保与个人付费提供应用场景，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厘清医疗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与产业研发端在临床数据上的权责利，建立授权使用与利益分配机制，由政府投资建设集算力、大模型与临床数据于一体的AI药物研发公共底座，低价或免费向Biotech开放；推动天然药物设立单独注册分类，以中国原创天然药物开辟FIC（首创新药）独特赛道。此外，国际化是必由之路，需坚定出海、以本土大市场参与全球竞合，推动产业从“体量优势”走向“质量优势”。

2026-10-25: 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发展逻辑正在经历哪些变化？ 24日，一份从市场与资本视角反映行业估值趋势的《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市值发展报告》（下称《报告》）在第十一届创新药与投资大会举办期间对外发布。 《报告》称，以上市公司视角，现阶段，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呈现板块市值占比回落、投资逻辑从“概念叙事”转向“业绩兑现”、企业重视估值增长但合理化工具使用有限；《报告》建议，上市企业应注重估值管理方式，包括积极纳入AI工具以提升研发效率、做好阶段性发展诊断、善用股权激励等。 “从市场格局看，生物医药板块当前仍处于历史相对低位，投资逻辑也明显转变：此前市场追捧管线、临床进展等，如今则对题材炒作逐步脱敏，且更看重上市公司商业化及业绩兑现。”《报告》编撰团队、清华大学全球证券市场研究院秘书长迟永胜在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具体来看，《报告》的研究对象覆盖样本包括A股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共508家、以及港股恒生医疗保健板块共302家，分析周期为2021年10月至2026年9月。从A股市场全景看，截至2026年9月，生物医药板块整体6.71万亿元的总市值占市场权重约为5.3%，行业市值降18.7%，全A总市值升27.4%。《报告》对此称“统计期间，该行业公司数由416家增至508家（+22%），新增供给摊薄单位市值，但尽管该行业规模已修复，权重仍未回归”。 同时，A股生物医药板块创新链集中，Top20公司占据板块整体市值36%，药明康德、恒瑞医药、百济神州、迈瑞医药4家构成仅有的千亿阵营；化学制剂市值由20.9%升至29.9%，占板块近三成，创新药与高端仿制定价权回归，CXO（研发服务外包）则由9.5%升至14.6%，这也是卡位全球产业链的直接映射。 从港股市场全景看，《报告》称，截至2026年9月，生物医药板块302家公司中有162家市值不足20亿港元，该板块长期再融资功能较弱，其价值实现更依赖私有化、并购整合与股权转让，而非二级市场定价。 图为市值管理九类工具。来源：《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市值发展报告》 《报告》综上认为，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后续发展应从“赌管线”转向“看兑现”，且随着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首发价格机制等制度变量驱动，战略性的估值重塑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核心内容。 上述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应如何做好商业化及业绩兑现？迟永胜表示，一方面是做好对标分析。企业需要梳理国内外同类在研的产品，如已有对标产品，企业可以进一步测算国产替代的潜在市场空间；如属于空白赛道，企业则需基于患者基数、支付意愿等来明确产品是否纳入医保或商业保险，根据多重因素测算其市场规模。 “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厘清自身目标市场，根据目标市场包含的国家与地区来制定策略。此外，即便产品能够研发成功，企业还需要具备充分市场开拓能力、全球化运营能力的团队来进行产品落地，最终才能完成业绩兑现。”迟永胜说。 《报告》同时列举了9类估值提升工具包括回购、股权激励、分红、员工持股、并购重组、股东增减持等。 “定价因子的每一次迁移，都会重新定义‘什么是好公司’；在兑现时代，估值管理要做的不是把故事讲得更大，而是把兑现的证据给得更早、更硬。”迟永胜对企业提出建议，首先企业应研判产业政策、优选赛道。集采带来短期压力，但配套扶持政策持续出台，行业边际向好，企业应挖掘竞争格局优良、具备国产替代或全球竞争力的细分领域。其次，应拥抱新技术融合创新。AI可赋能靶点发现、化合物合成等研发环节，行业当前布局仍有短板，率先落地AI+研发模式有望形成差异化优势。再次，是搭建中长期估值战略。生物医药行业周期属性突出，公司估值关系到研发投入与再融资，因此企业需对标海内外经验，灵活运用各类资本工具，同时强化价值传递，面向全球投资者讲清估值逻辑，依托新评估模型，让早期管线价值提前得到市场认可。

2026-10-25: 马鸿明（Michael F.Mahoney）来华近三十次了。 作为波士顿科学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鸿明近日再度来到中国，参访了国内医疗和教育机构。过去十四年里，他改变了波士顿科学的行业地位，也推动了波士顿科学在中国的战略布局，亲历了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如何彻底改变面貌。 中国医疗器械和制药产业从政策约束中释放出来，产业在持续积累中加速成长，转变为具有全球竞争潜力的生态。跨国企业的掌门人们最初看重中国市场，后来看重中国制造能力，现在他们要重新评估中国创新能力了。 “每去欧洲一次，应该去中国四次” 10月中旬，马鸿明在中国忙得不可开交。 他想要在四天内尽量走访更多的中国城市，与各界人士交流，近距离了解中国的创新进展，有时候一晚的睡眠只有三四个小时。 这是马鸿明众多中国之行的一次，十个月前他就来过中国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往返在中美之间已经不下30次了。 “我总是告诉我们的管理层，每去欧洲一次，你应该去中国四次。”马鸿明说，在中国没有什么是不可实现的，这里是世界上最迷人最令人兴奋的市场：全球竞争激烈，但中国的竞争更激烈。 马鸿明不是自己来华的。 2026年，波士顿科学组织近20名来自心血管、消化道、肿瘤、神经类疾病等不同业务和研发领域的研发管理层，来到中国开展为期十天的交流。这些管理层，大多数来自欧美。 这次交流是波士顿科学全球研发领导力项目的一部分。项目持续六个月，唯一一次集中线下学习和实地考察设在了中国。这一项目让来自不同业务的研发管理者在中国开展沉浸式学习，与科技企业、医院、投资机构及制造伙伴深入交流。他们关注的问题包括：临床需求如何转化为研发方向，企业如何提高研发效率，以及如何共同推动创新。 “中国为什么这么快”，是波士顿科学研发成员反复讨论的问题。这次中国之行让他们看到了速度背后的具体原因：较短的决策链条、清晰的责任分工，以及研发团队与客户、供应商之间更直接地沟通。 近期来华的跨国器械企业掌门人不止马鸿明。 直观医疗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古迦睿（Gary S.Guthart）也在十月初到访了中国。这家公司最有名的产品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过去几年，直观医疗的在华合资公司直观复星投资于中国生产和本地化运营，在上海建立了创新中心与生产制造基地。同时，该公司也开始加大在华数字化领域的投入。 “未来，我们将在这些领域的基础上继续投入，并进一步加快投资步伐。我们相信，中国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强大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古迦睿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今年三月份，美敦力CEO杰夫?马萨（Geoff Martha）来华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据悉，他将在今年11月再度来华参访。 杰夫?马萨在与政府、医院、医生的密集交流中深切感受到，从真实世界需求出发的创新逻辑，正在催生大量有价值的技术突破。企业不仅能够在中国获得规模化的市场机会，更可以通过本土落地实践，验证创新技术的可行性和临床效果。 上述三家医疗器械企业都将参加今年的进博会，他们也呈现出鲜明的一致性。 他们都是全球头部医疗器械企业；他们都以上海为中心开展其在华业务；他们都在中国建立了工厂，现在开始深入考察中国的创新能力了。 嵌入中国创新链条 跨国企业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深化的。 医疗器械企业入华之初，中国是单纯的销售市场；后来，中国医疗企业产业链逐渐成熟，跨国企业开始在中国落地制造基地；现在，中国开始超越“制造大国”身份，成为跨国企业必须重视的创新力量。 波士顿科学在上海临港拥有国内第一座制造工厂，已有覆盖心血管和泌尿领域的高端耗材及设备在此实现本土化生产，其中包括全球最新一代产品，中国也成为部分产品在全球首批获批的市场之一。波士顿科学也与国内的先瑞达等公司进行了深入的合作，推进冠脉介入、外周介入新产品的开发。 这些都是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完成的工作。 “我们看到了中国创新的力量，看到了中国创新的速度。这个市场对波士顿科学来说越来越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有数以亿计的患者和十亿美元的业务，而是因为中国的创新。”马鸿明说。 马鸿明在年初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波士顿科学正在更多地把中国作为创新生态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其他市场的创新。中国市场的角色，不只是销售市场，而是具有战略重要性。当然，中国竞争环境和运行节奏不同，跨国企业不能照搬美国模式，在中国需要更快、更敏捷，并进行更多临床试验。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同样可观，大量的临床阶段新药对跨国企业授权，说明中国新药开发能力初步获得了全球认可。从马鸿明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创新，几年前还限于中国本土，现在这些创新能力开始遍及全球了。 直观医疗在中国走过波士顿科学相似的路径。 直观医疗的中国生产基地位于上海张江，中国是直观医疗在美国本土之外唯一的达芬奇主机生产基地；创新中心拥有10个手术台规模的培训中心，累计在中国培训超过23000名医务工作者，是直观医疗美国本土之外全球最大的培训中心。 “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已经建立起非常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特别是医疗相关产业链发展非常蓬勃。对于任何国际创新力量来说，如果不充分借助中国本土供应链和产业生态的力量，就很难保持长期竞争力。”直观复星首席执行官刘釜均表示。 刘釜均认为，跨国医疗器械企业只有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和中国创新生态，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从直观医疗全球战略来看，深度融入中国供应链和创新生态已经是一个共识。” “纯低价内卷是没有前途的” 跨国企业尤其看重中国两大地区。 从医疗器械产业发展以及供应链的完整性、先进性和配套能力来看，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分别是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它们也是跨国企业布局最深的区域。 上海是长三角的代表性城市。这里的三甲医院数量、生物医药院士比例，以及医学院、大专院校在全国的比例和质量，均处于第一梯队。上海三甲医院的就诊患者中四成左右来自外地。 创新需要跨界融合，没办法靠单一力量完成。医疗器械行业本身就是医学与科技的组合，它必须把工程学、医学、材料学、病理学、以及工程设计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因素都能在上海找到。 “优质的医疗临床资源，让上海成为毋庸置疑的、任何一个做医疗的人都会倾向的一片土地。”波士顿科学大中华区总裁张珺表示，这座城市从头到尾都体现出一种“海纳百川”般开放的、“敢为天下先”的姿态，这种姿态在创新过程当中是特别有意义的。 以广州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也汇聚了丰富的高端医疗资源。对外资企业来说，这不仅有利于融入本土供应链和产业生态，也有利于开展更多基于本土需求的数字化创新。正是在“港澳药械通”政策之下，达芬奇SP机器人被准许在广东省九市的指定医疗机构落地应用。 企业的创新能力，离不开生态的支撑。 相比某一家企业或某一项产品，参与中国交流的波士顿科学研发成员对创新生态的协作能力印象深刻。临床资源、工程人才、创业企业、制造供应链及投资机构之间的联系，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支持。 波士顿科学的一位研发成员评价说：“中国真正特别的不是某一个创新者，而是一整套能够持续产生创新的系统。” 生态的完备性，能部分解释中国速度：当企业研发中出现问题时，能否及时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技术支持或合作伙伴，会影响解决问题的效率，也会影响一个想法走向产品的进程。波士顿科学的一位研发成员提出，某些项目完全可以从第一天开始就采用“中国优先”思维，而不是等到最后才将中国纳入规划。 跨国企业对于国内政策的改善也有所期待。 近些年来，国内不少行业的低质内卷暴露出问题。医疗行业同样存在低价内卷现象。 “纯低价内卷是没有前途的，在任何产业都是这样，如果最后只是靠卷价格的话是不可能的。”刘釜均说。中国老百姓值得拥有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不仅仅是便宜，但低质的医疗服务。国家近年来也一直在倡导反对恶性低价竞争，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些跨国医疗器械企业，在本土化过程中也有顾虑。 “目前关于医疗器械本土化定义等相关政策，仍在酝酿和完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随着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我们投入的不断加深，未来能够被视作中国本土创新力量的一部分。”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确定性，政策越清晰，就越有信心制定长期规划、持续加大投入。

2026-10-24: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今天（10月23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四季度经济运行、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开放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大会部署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上海。聚力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把健康优先融入发展全局，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聚力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夯实基层服务网底，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强化医学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体系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聚力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激发事业发展活力，努力打造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的样板。 会议指出，前三季度上海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的发展态势，要进一步鼓足干劲、砥砺韧劲、增强拼劲，全力抓好四季度收官冲刺。要找准发力点，狠抓产业发展不松劲，着力扩大消费、稳住投资、稳定外贸，抓好增量政策落地实施和存量政策调整优化，全力提升经济工作质效。要提振精气神，全力巩固良好的增长势头，企业服务再落细，责任链条再压实，协同联动再强化，全力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进一步提升问题解决实效。同时，要认真做好明年各项工作思考谋划，推动政策、项目等提前安排、靠前发力，为明年“开门红”奠定扎实基础。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行动方案》并指出，要牢牢把握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全方位大力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开放，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要持续推进首创性改革，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以集成创新放大改革效应，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型创新成果。要持续扩大引领性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领域，充分发挥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提升链接和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要持续夯实高水平安全，增强专业服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更好为国家试制度、测压力、探新路。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026-10-24: 前沿生物医药关键技术的全球合作边界正在进一步明晰。日前，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下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拟增列?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伏?3个领域共?40项关键技术?（禁止14项、限制26项），其中生物医药领域涵盖细胞和基因治疗、小核酸药、病原微生物等5项为新增。第一财经梳理发现，2008年出台的《目录》已设医药制造业类别，并将中药饮片炮制技术、化学合成及半合成药物生产技术、生物技术药物生产技术等纳入禁止或限制出口管控范畴，2023年该《目录》新增“用于人的细胞克隆和基因编辑技术（禁止出口）”；此次新修订《目录》所涉的细胞基因治疗（CGT）、小核酸药、病原微生物等前沿技术为首次新增，管控范畴进一步拓宽。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告诉第一财经，从整体来看，《目录》征求意见稿是既要防止核心技术控制权流失，又不阻碍正常的商业往来。“《目录》的修订主要是从产业安全防范的角度，来避免核心底层技术资产的永久性流失。这也是为了在正常科学技术交流（这一市场行为）和产业安全之间实现一个平衡。”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邵黎明对记者表示。“技术底座”留国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录》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技术工艺平台，对外授权许可、利用相关技术工艺提供外包研发和生产服务等出口情形，不纳入管理范围；对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靶点发现和验证技术，对外授权许可方式出口的，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等。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委员、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函表示，《目录》实际上禁止的是平台所有权转让，并非管线、产品海外权益转让。她解释，所有权转让的典型情形包括：直接转让专利/技术秘密、以底层平台作价入股境外主体、交易实质约定境内方永久放弃平台全部处置权等，《目录》的监管目的，其实是防止国内长期积累的底层技术工艺平台一次性整体外流，也就是行业所说的“连根搬走”。对于“对外授权许可、利用相关技术工艺提供外包研发和生产服务等不对外转让所有权的”情形，王函称，《目录》的实质是放开技术的使用权，只要中国企业保留技术所有权，仅仅是授权海外企业使用或帮海外企业代工，就不受《目录》出口限制，“监管鼓励‘以技术换市场’并支持企业通过授权许可参与全球分工，赚取许可费、代工费，同时确保技术底座依然在中国。”王函提醒，其中最大的合规风险在于“名为许可、实为转让”。也就是说，若许可条款具备永久、不可撤销、绝对排他且完全剥夺许可方自用及改进权益等特征，相关合同在临时登记阶段会被重点穿透审查。记者梳理发现，现阶段，我国CGT技术全球化仍以单管线的license-out（对外授权）为主，平台使用权授权逐步增多，底层平台所有权出售极少。比如，传奇生物与杨森针对BCMA CAR-T（西达基奥仑赛，?首个FDA获批的国内CGT产品）开展合作，传奇生物保留管线核心IP所有权，授予杨森大中华区以外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使用权；亘喜生物在2023年以约?12亿美元被阿斯利康整体收购，其中包含了FasTCAR技术平台和核心产品GC012F。“近几年，海外MNC（跨国制药企业）和美元基金来中国‘扫货’似乎成为了一个大趋势。我认为，此次《目录》其实是国内监管层在应对这个潮流趋势，同时也在中国本土技术的所有权保护与国际合作之间取得平衡。”浩悦资本董事总经理康子圣告诉记者，值得注意的是，《目录》区分了底层技术平台、具体管线资产这两个方面。康子圣称，底层技术平台是能够源源不断产生新的管线资产的，同一个平台换了新的靶点，往往能产生新的管线，所以技术平台更像是一个“能下蛋的母鸡”；而管线就是一个具体的资产，所以更像是一个“鸡蛋”，“现如今，中国创新药license out的合作模式，大部分还是管线资产的买卖，因此《目录》对于主流的BD（商业交易）不会有特别大的限制。”“一个成熟的技术工艺平台还体现了其未来能生产哪些新产品。”沙利文中国医疗健康事业部资深分析师朱海丹表示，《目录》重点保护了国内药企持续开发新药的核心能力，对企业长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保留平台这一核心资产，其实有助于让前期投入形成的价值继续支持本土研发和产业发展。朱海丹还称，《目录》同时也为国际合作保留了空间。如不涉及所有权转让的对外授权、外包研发、生产服务等这次被排除在管控范围外，这意味着，国内企业可以利用自身技术承接研发和生产项目，在获得资金和海外资源的同时，保留平台，继续开发后续产业。《目录》影响几何？“CGT、小核酸药、病原微生物这几个领域，中国药企的研发实力和全球最领先的企业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小了，尤其是涉及工程化的技术，中国企业在执行力和成本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其中CGT和siRNA（小干扰RNA）领域也一直是出海的热点。”康子圣分析称，《目录》对上述企业的影响，在于企业只能按照单个管线资产去做对外授权，而没有机会把整体技术平台授权出去或者被海外MNC并购。但从近几年上述领域的BD交易看，这些交易多偏管线资产BD，并不涉及整体技术平台的并购，因此一段时间内对企业影响不大。谈及《目录》对企业的影响，朱海丹表示，中国企业过去几年在CGT领域已有不少前沿成果，如传奇生物参与开发的西达基奥仑赛实现了海外获批和商业化，正序生物的碱基编辑疗法在地中海贫血等疾病上取得临床进展。小核酸领域，多个国际合作项目证明，中国企业已能够提供国际药企愿意投入资源继续开发的管线和技术，更好的临床结果、解决更多组织和器官的递送问题等有望在后续扩大竞争优势。病原微生物相关领域，戊肝疫苗（2025年底数据为累计出口14.9 万剂）的全球落地是很好案例，该领域的研发能力和疾病防控体系之间联系紧密。朱海丹认为，《目录》或会首先改变企业处置核心技术资产的方式，之前既定的行业资本路径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对于CGT和siRNA这两类企业，由于技术工艺平台整体出售受到一定约束，企业需重新考虑BD交易的时间、交割条件、资金回收方式等，并且企需要在退出预期不及（原本可能被收购）与不同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来获得后续收益。“病原微生物领域，该部分的影响更直接地体现为生物安全管理。此次该领域技术拟列管的特定高风险技术，其对外转移将受到严格约束，相关机构的国际合作内容和技术交付范围需要作出相应安排。这部分政策主要针对高风险技术扩散，与CGT和小核酸平台所涉及的产业利益保护，侧重点有所不同。”朱海丹说。企业实践建议在管线交易、合规出海、能力储备等方面，中国企业应做好哪些路径规划？邵黎明表示，中国企业在CGT、小核酸药、病原微生物领域的临床转化工艺上具备较强竞争力，但是在底层原创工具（主要指基础研究方面需要更多创新如新型编辑酶、全新载体发现等）方面，离全球第一梯队仍处于追赶和并跑阶段，企业需要平衡好核心技术的权益、生物安全、伦理等因素。邵黎明称，企业需持续开放、交流。当今技术革命迭代速度快，要保持市场竞争力并且创造更大的价值，企业需要不断地投入并跟上节奏，既要在底层关键技术上有创新，有“绝活”还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筑牢价值保护的“护栏”。对于中国企业的具体实践路径，康子圣建议，一方面，要加强自主IP布局、及对这些IP的管理能力，此次《目录》也体现出国家想要保住中国企业真正硬核的东西，这一切的前提是企业手上得有真东西，并且企业要能够管理好这些资产，哪些可以卖哪些不能卖，这样才能设计好交易结构。另一方面，要建立国际化的研发、产业化和BD体系，未来中国生物科技企业会逐步从单纯的管线资产输出，向靠着平台不断产生新资产的平台型企业升级，未来会源源不断地把“鸡蛋”卖到海外，因此在早期就建立国际化的体系，在将来买家做决策时也能占得先机。针对已拥有优势管线的企业，朱海丹也给出建议称，产品管线的授权仍然是一条值得实践的清晰路径，但前提是，企业需要持续将重点放在临床证据、工艺质量、和与合作方的开发能力上。企业还要注意，在涉及核心平台时，要把“后续研发权利”这一项谈清楚，尤其是合作完成后，企业能否继续使用同一平台开发其他产品。对于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公司，这些权利直接关系到后续管线布局，也应成为评价合作价值的重要依据。“对于市场中多见的NewCo模式，企业还需要将授权安排和股权回报放在一起考虑。比较常见做法，是企业将一条、或一组管线的海外权益授权给境外新公司，企业除获得现金付款外，还持有新公司股权，参与后续增值，这类模式仍具有合作空间。”朱海丹补充。除此之外，王函也从合规角度提醒，中国企业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进行海外授权，应在BD合同中加入技术清单隔离，如针对特定药物分子或适应征起草独立技术清单，清单囊括仅服务于本次交易单一管线的定制工艺、分析方法、质控SOP等附上技术要求说明。BD合同中还需严格界定“衍生技术（数据或改进技术）。“企业还应建立‘技术交付+人员支持’的过程管控。这包括建立分级涉密管控，技术交底留痕、限定参会人员，对外派技术人员的技术输出范围做书面约束，以及做好跨境数据合规等。”王函说。

2026-10-23: 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正式批准了葛兰素史克（GSK）研发的Hibsago（贝匹罗韦生）注射液，联合现有抗病毒疗法，用于治疗部分无肝硬化的成年慢性乙型肝炎（HBV）感染患者，该药品III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HBsAg（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判断是否感染乙肝病毒的关键指标）≤3000 IU/ml的成人患者中，功能性治愈率达到19%。目前的标准治疗方案通常在一年后功能性治愈率低于1%。这标志着乙肝治疗从“长期抑制”向“有限疗程功能性治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在拥有约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的中国，这一创新疗法正加速获批上市。“目前中国在临床上，长期使用口服核苷（酸）类似物治疗，实现功能性治愈或HBsAg清除的比例仍然较低。如果在核苷（酸）类似物治疗基础上，联合或序贯使用长效干扰素，降低乙肝病毒的量，达到使用新药的标准，有望进一步提高能够实现乙肝功能性治愈的人群比例。”一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教授对第一财经表示。打破终身服药困境慢性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引起的长期肝脏感染。长期以来，乙肝抗病毒治疗主要依赖口服核苷（酸）类似物和干扰素两大类药物。据上述教授介绍，核苷（酸）类似物（如恩替卡韦、替诺福韦等）能够强力抑制病毒复制，但无法清除肝细胞核内的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患者往往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停药后极易复发。而干扰素虽然疗程相对固定，有一定机会实现表面抗原清除，但总体有效率比较低，且伴随发热、皮疹、白细胞减少等明显不良反应。Hibsago的问世打破了这一僵局。作为一款首创的反义寡核苷酸药物，它通过靶向病毒用于复制自身和病毒蛋白的遗传指令，可抑制HBsAg的水平，并可能刺激免疫系统重新获得对病毒的控制权。在关键性的B-WELL III期临床试验中，贝匹罗韦生在联合核苷（酸）类似物治疗6个月后，实现了19%的功能性治愈率（1220例患者中有233例治愈，而安慰剂组614例患者中无治愈）。相比之下，目前的标准治疗方案通常在一年后功能性治愈率低于1%。在HBsAg水平≤1000 IU/ml的优势人群中，功能性治愈率更是达到了26%。所谓功能性治愈，是指在停止所有治疗后至少24周内，HBV DNA和HBsAg均检测不到，表明疾病已在无需药物治疗的情况下由免疫系统控制。FDA在公告中明确指出，对于许多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来说，Hibsago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使部分患者在所有慢性乙肝治疗结束后仍能继续控制病毒，这对罹患这种严重疾病的患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进步。“现在的功能性制愈，就是在小三阳人群中，再将血s抗原（即血液中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水平很低的亚群人员找出来，国内以前常找s抗原滴度小于100的人，进行最后临门一脚治疗，达到血s抗原转阴（功能性沾愈），后扩大到s抗原小于1000的。”一名乙肝药物研发人员表示，此次国外批的药，将s抗原水平扩大到3000单位（IU），是个好趋势，如能降到阴性，再复制可能性低。对e抗原阳性的“大三阳”，则依然要治疗，须先达到e抗原阴性，变成“小三阳”，然后再治疗达到s抗原水平降低，以便逐步形成具有功能性治愈基础。“大三阳”通常病毒复制更活跃、传染性相对较强，“小三阳”则病毒复制减弱、传染性相对较弱。中国乙肝防控形势严峻Hibsago在美国获批的消息，对大洋彼岸的中国患者而言意义尤为特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4年全球肝炎报告》，估计中国约有7500万乙肝病毒感染者。然而，在已确诊且符合抗病毒治疗指征的人群中，仅有约17.3%的患者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整体诊断率和治疗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乙肝之所以难以根治，与病毒特殊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乙肝病毒除了进行活跃的繁殖和复制，还能以cccDNA（在肝细胞核内形成的一种特殊 DNA 结构）长期潜伏于肝细胞内，现有药物很难发现并将其清除。更严重的是，乙肝是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近期研究显示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一项分析2009至2023年1233例肝癌患者的研究称，乙肝相关肝癌占比从91.0%降至57.3%），但乙肝仍是导致中国肝癌的最主要病因，尤其在年轻患者中仍占主导地位。慢性乙肝的自然史勾勒出了“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基本风险链条，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此外，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的疫情数据，我国乙肝新发报告人数依然庞大。2025年12月单月乙型肝炎报告发病数即达109580例，全年新发患者数量不容小觑。面对如此庞大的患者基数，现有治疗手段的局限性越发凸显。上述教授强调，乙肝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难以根治，二是可能导致肝硬化、肝癌等严重且不可逆的终末期事件。现有药物虽然可以长期抑制病毒，但仍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根治，而且有不良反应。对于Hibsago这类新药的临床应用前景，上述教授认为：“新药上市后，可以通过现有药物把病毒降到3000 IU/mL以下，然后再使用新药进行治疗，这样会增加治愈的可能性，序贯治疗。”这一观点与Hibsago的获批适应证高度契合——该药正是适用于已接受HBV抗病毒治疗至少六个月、血液中HBV病毒载量受到抑制且HBsAg水平≤3000 IU/mL的成年无肝硬化患者。国内最快今年年底或2027年初获批Hibsago的国内上市进程正在加速推进。2026年5月，葛兰素史克官网信息显示，该药已被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药品审评中心（CDE）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根据CDE信息公开平台查询结果，贝匹罗韦生注射液（受理号JXHS2600056、JXHS2600033）的注册申请人均为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状态均为“已纳入”优先审评。从药品优先审批的时间看，技术审评法定时限为130个工作日，行政审批时间为10日。业内预计，该新药有望在今年年底或者2027年年初在中国获批上市。葛兰素史克官网信息还显示，贝匹罗韦生因其创新性和解决乙型肝炎领域重大未满足医疗需求的潜力，已获得中国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和优先审评资格。该药疗程为六个月，首次给药后可选择自行给药，这将极大提升患者用药的便捷性。其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注射部位红斑、局部疼痛和肝酶水平暂时性升高，整体安全性和耐受性可接受。

2026-10-22: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项目，你应该第一时间就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全球权益，最好不要想着自己握在手里闷头研发。” 近期，在《健闻咨询》和Pivotal bioVenture China(碧沃投资本)管理合伙人柳丹博士对话中，他说道，“在饱和式创新的中国生态，一旦别人达成了前三、最多前五个交易，你就没机会了。” 碧沃投资本（Pivotal bioVenture China，下称Pivotal）是国内参与当前NewCo投资数量最多的机构之一，其中国区管理合伙人柳丹博士是目前国内参与大量NewCo的标杆性投资人，也是对NewCo理解最深的投资人之一。 所谓NewCo，是指由投资机构牵头组局，将中国biotech的管线资产剥离授权、在海外设立独立新主体，配套海外专业运营团队与国际资本，单独负责该资产全球（通常不含大中华区）开发、临床推进与商业化的孵化交易模式。NewCo的本质是资产、资金、团队、风险打包隔离的载体。 在美国NewCo并不是新鲜事，但在这几年的中国，它风头无两——NewCo规避了地缘政治风险，重新桥接了资产和资金的通道，把中国biotech拉回国际市场中。通过NewCo，国际专业投资机构不仅可以从中国的biotech投资获益，也同步把中国biotech带向全球市场。 在中外交易火热之际，柳丹每年都会参与多项NewCo类的投资，目前已接触的管线更多达数百条。 从公开信息看，2024年，Pivotal就与美国知名投资机构团队共同投资了自免领域的明星NewCo-WindWard；同年，Pivotal团队作为创始团队又参与了与恒瑞医药共同创立的心血管领域的第一个NewCo-Braveheart；2025年，Pivotal再与欧洲知名头部投资机构与乐普医疗子公司民为生物达成协议，投资了中欧第一家NewCo-Sidera...... 凭借一系列标杆性的NewCo交易，时至今日，有跨境资产交易意向的买卖双方，常会主动和Pivotal交流，征询交易架构与合作思路。执掌Pivotal碧沃投的柳丹博士，也由此被业内视作“中国NewCo投资领军者”。 “国内常会高估卖方如FA和BD的作用，但这是一种认知误区，实际并不绝对，各种项目情况下差异很大。”9月底，《健闻咨询》报道了乐普医疗与CoDevCo的利益冲突案，CoDevCo 受托打包负责乐普医疗MWN109、MWN105、MWN110多条减重管线海外BD。而柳丹执掌的Pivotal碧沃投，正是MWN105注射液NewCo交易中，买方投资机构团里唯一的中国团队。 作为全程参与该笔交易的主要人员，柳丹向我们透露了部分他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他分享了一些NewCo和医药资产跨境交易方面的感受：一笔NewCo交易是如何达成的？投资人们正在通过NewCo的框架做哪些更长期的布局？以及，为什么BD要趁早？ 以下是《健闻咨询》与柳丹的对话。 BD：Business Development，特指管线授权、对外合作、License-in/out 这类医药资产交易。 NewCo进入买方市场 《健闻咨询》：前不久，因其同时代理竞对博瑞生物的GLP-1产品，乐普起诉了CoDevCo 的CEO张稣。Pivotal是乐普MWN105注射液NewCo交易的买方之一，在这项交易中，CoDevCo是不是这笔交易的促成者？ 柳丹：在我们这笔交易的过程中，没有接触过CoDevCo。 我们作为欧洲买方投资机构团里唯一的中国团队，全程参与了交易。Sidera（注：Sidera Bio Aps，业内首个中欧NewCo，承接民为生物三重激动剂MWN105海外权益）算是欧洲头部生命科技基金第一次与中国药企合作做中欧NewCo，我们对民为生物及控股股东乐普医疗比较熟悉，所以做了很多努力来促成交易的达成。但直到交易结束，CoDevCo从未出现过，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其贡献，无法评价。 《健闻咨询》：这笔交易没有FA参与？ 柳丹：有的，是另一家FA公司。那家虽然规模不大，但为卖方发挥了作用，基本全程参与了尽调沟通和商务谈判过程。 《健闻咨询》：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买方团的？CoDevCo会不会参与了前期工作？ 柳丹：我们是2025年上半年接触并加入的，经过数个月左右的尽调、谈判，于去年年底完成的共同投资。交易期间，合作双方团队都付出了很多共同努力，几乎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从头或重新开始的。即便有我所不了解的“前期工作”，回过头来复盘看也是很少的。 近期我和这笔交易的相关方做了沟通，据悉CoDevCo并未参与Sidera的交易。交易达成后，突然看到CoDevCo想要按“旧协议”索要款项，但公开报道看，乐普认为CoDevCo未参与交易，还代理了有利益冲突的竞品，这笔钱不该支付。 《健闻咨询》：由Pivotal参与创立的心血管NewCo Braveheart Bio今年8月登陆了美股，2025年9月恒瑞又将新一代心肌肌球蛋白（Myosin）小分子抑制剂HRS1893授权给这家公司，这也是你参与的恒瑞早期NewCo项目之一。这笔交易的决策流程是怎样的？Global BD Head是不是核心决策人？ 柳丹：能透露的是，起初我们团队是与恒瑞医药的最高管理层接触并确定了初步合作方向意向，他们是授权方恒瑞真正的决策者。之后具体工作交给了BD执行团队和NewCo管理团队。 我们是中国NewCo投资的积极倡导者。我们每年在各个阶段参与数个高质量NewCo的投资，但大概每年要接触几百个项目，比如仅是某一家中国药企展现并希望合作的就有一百多条。即便不是我们主导或参与的项目，业内同行也会来找我聊聊，咨询意见，我也乐于向同行朋友分享。 从真正达成视角来看，无论是FA还是BD，卖方的促成因素不如买方重要。在一个买方市场中，能否真正促成交易，实际上取决于买方内部是否能达成一致。 NewCo进入4.0版本，中国资产越来越贵 《健闻咨询》：一笔NewCo交易中，买卖双方的分歧通常会是什么？ 柳丹：其实与一般的交易无异，主要就是价格。中国卖方想要争取高于买方心理预期的价格，有些预计交易价的确不现实。 《健闻咨询》：作为投资人，你们怎么给中国医药资产定价？ 柳丹：NewCo不是新鲜事，这种新设单资产公司交易模式在美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已经形成相对确定的逻辑体系。我们会搭建财务模型并参照同类管线在美国市场上值多少钱，以此为基准估价。 但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中国资产的售价要相对美国同类资产偏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药企多数使用国内临床数据，相比之下，处于同样临床阶段的美国管线与FDA、全球医药市场、资本市场的关系更近，这是现实。当然这也让中国资产在价格上具有一定优势。 《健闻咨询》：NewCo流行的这几年，中国资产的价格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 柳丹：是不断走高的。虽然没法直接量化，但从感官上估摸，最初中国NewCo资产的价格可能是美国同类资产的三折，后来逐渐变为五折，现在正慢慢接近七折、八折。尽管仍有折扣，但与以前相比已大不相同。但我必须重申，具体折扣只是一个大概感觉。 即便是以三折的价格卖出，对当年困境中的中国biotech企业而言也是有极大收益的。 《健闻咨询》：中国资产为什么越来越贵了？ 柳丹：一是，如前面所说中国资产还是相对便宜；第二，它的质量过关；第三，与中国卖方的合作非常非常高效。基于这些，国际买方对与中国药企交易释放出各种积极信号，希望加快包括NewCo在内的一系列合作。 《健闻咨询》：但国内潜在卖方的竞争很激烈。一个靶点如果有几十家在做，即便是灵活的NewCo，是不是也机会有限？ 柳丹：如果一个靶点有五个以上、甚至十个以上竞争对手，排名靠后的机会都不大。 比如STAT6（指Th2炎症通路的核心转录因子，继IL4/IL13单抗之后，当前自免新药竞争的前沿靶点），中国现在可能有30~50家企业立项在做。全球第一个交易是我们达成的，后续业内又有1~2个后续交易。我想这个领域至多再有两个交易，就没有机会了。五名开外的基本上都没什么机会。 《健闻咨询》：Biotech们为什么不能省去中间环节，直接以高于NewCo的交易价格把管线卖给MNC（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跨国药企）？ 柳丹：前面讲了，中国的卖方太多了，MNC“吃不下”或“来不及吃”。 有产业协同的MNC出价应该会更高，但他们每年交易引进的项目数量有限，而且MNC交易周期长，一般12个月~18个月，甚至有超过24个月才能做成一笔交易，远不如NewCo灵活。 NewCo的交易价格通常会比MNC低，但扩大了交易窗口、缩短了成本、承担了风险，所以也是合理的，这些事实应该一并被看到。如果没有MNC的确定合作，NewCo会是最好的方式。它相当于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价值放大器，把资产和资源运作到最大价值，再最终出售或实现上市。 实际案例就有，行业里有成立一年多的NewCo，在海外刚铺临床不久，马上就收到了MNC侧的收购要约。如果这个资产在原药企手上，它是不太容易做成这个交易的。很多原资产方企业用幸存者偏差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理想化了。 交易要趁早 《健闻咨询》：除了中国的医药资产越来越贵，为什么现在的交易项目也越来越早期了？ 柳丹：两个原因，第一，现在交易非常活跃，优秀的临床后期的资产大多数已经达成了交易，或者说很稀缺，所以专业投资人就会往前看，去找临床早期甚至临床前的管线；第二，买卖双方以资产包的形式进行深度合作，第一个资产假设是临床二期项目，那么在配置后续第二个资产时，会搭配选择更早期的项目。 我一直跟行业分享我的一个观点：除了极少数头部企业，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项目，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不要想着自己握在手里闷头研发。 市场中交易的价格、数量与供需相关。当前你做的任何一个靶点，几乎后面都有一排竞争对手。在这样的环境中，时间窗口最重要。你捂着管线自己做临床，那人家早就先把前3~5个交易给做了，这个市场上就没你的机会了。 更何况，自主研发的风险高，融资还比较困难。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在逐步建立生物医药的成熟投资支持体系。 《健闻咨询》：但越到临床后期价钱越高，卖得太早，会不会提前透支了管线潜力？不亏吗？ 柳丹：理论想象如此，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开展合作，因为现在是买卖双方都很积极的阶段，一个热门靶点动辄有十几、几十家同时在做。前面我们也说过，一般NewCo市场只能覆盖前三至多前五家，开外的基本不会有交易机会。我们认为，等到后期是增长了资产价值，但牺牲了交易概率，两者相乘的结果可能是减小的。 交易的窗口期在于买方的口味变化。以GLP-1为例，两年前是绝对热门靶点，但GLP-1单靶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投资Sidera，就已经是下下一代的复合靶点多适应症管线了。我认为现在NewCo的资产兴趣已愈发多样，现在及未来的NewCo会发生在更广阔的适应症、更深的合作模式上。 《健闻咨询》：从您行业全程参与的历程，以及多年的理解来看，NewCo类交易发生了什么变化？ 柳丹：我认为，NewCo第一阶段是把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的单个成熟资产以单个项目的形式，将海外权益授权到海外。典型例子就是，艾力斯把已经获批的伏美替尼的海外权益交给ArriVent。 第二阶段是把在研管线授权到海外，如前述恒瑞的Ⅲ期临床阶段的管线授权给Braveheart；第三阶段不再聚焦单个项目，而是就多个资产或资产包进行交易，比如我们参与的Windward，核心管线包括来自和铂医药的一款TSLP长效单抗和全新生物的一款靶向TSLP和IL-13的双抗。 而第四阶段的NewCo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资产交易了，还包括早期研发或临床合作，像Sidera正在实践这种深度模式。具体细节暂不透露。 《健闻咨询》：第四阶段这种绑定深度研发的合作模式，和单纯授权资产相比，交易对价会不会更高？ 柳丹：不能简单地回答有或没有，对双方的价值都是互利和增加的，也是看条件的。中国药企可以通过对外合作，提升对国际化临床标准的认知和实验设计能力；海外NewCo也通过自己熟悉的合作方降低协同和信任成本。 《健闻咨询》：做NewCo需要什么样的管线？ 柳丹：不一定是最好，因为很难定义什么是最好，但必须属于第一梯队资质的资产；与买方有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 切换估值锚 《健闻咨询》：投资人们最初为什么要做NewCo？ 柳丹：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除纯BD外，NewCo是让中国资产实现全球价值的最佳途径之一，既能够分享全球资本收益，又能规避风险。 《健闻咨询》：传统的生物医药投融资模式——从天使轮融到Pre-IPO直至上市退出，近两年有什么变化吗？ 柳丹：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创业公司的非必要子公司或不必要负担越来越多，背后的原因是国内投资机构背后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基金出资人）的需求。 企业把产品推到临床后期又遇到上市难的问题，又面临国内投资机构的回购条款，带来额外风险。这是现在许多创业公司面临的困境。BD、NewCo能大幅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并为争取IPO增添筹码。 《健闻咨询》：交易能增加IPO筹码？ 柳丹：过去，创业公司都会讲全球化的叙事，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药企鲜有全球开发能力。而现在，达成BD或NewCo，意味着这个故事有落地的可能，估值模型才会从国内市场切换到全球市场规模，这是一个5~10倍的变化，会反映一家药企的全球价值。 同时，虽然有交易不一定能过审，但它是各交易所在评估时一个明确的加分项。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已上市企业里，有BD验证全球化故事的公司更受市场认可，市场两极分化。 《健闻咨询》：拿优质管线做NewCo或BD，不会影响药企的估值/市值吗？ 柳丹：我们可以举例看一组对比，比如一个NewCo首付款2千万美元，总包5亿美元，而一家药企Pre-IPO轮估值是35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这家企业若干资产中一个产品的交易额，就相当于整个公司的Pre-IPO估值。 这还是往小了说，实际上大部分NewCo交易总包在10~20亿美元，抵得上一个IPO了。 NewCo热潮会持续下去 《健闻咨询》：什么样的NewCo算是高质量的交易？ 柳丹：首先是全球受认可的优秀专业投资机构发起、参与的。所以有国内投资人戏谑，NewCo是一个高端局，美国有RA Capital、RTW、OrbiMed，中国也就屈指可数几家。 其次，NewCo管理层的背景、水平也很重要。欧美市场对有经验和领导力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尤其看重，这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总之，优质资产配上专业机构加职业团队是最好的。 《健闻咨询》：不好的交易是什么样的？ 柳丹：有不少体会。有的是因为原股东对NewCo持反对意见，只顾上市和回购；有的是因为卖方对预期价格不切实际一味追求“同类最高”；还有的是，遇到国内投资机构只是为了能参与NewCo而抢夺份额，优质投资机构结构被打乱。 《健闻咨询》：你参与过的、最成功的NewCo是哪个？ 柳丹：目前看来投资过的，都发展得不错。 《健闻咨询》：不一定是最赚钱的，但让你最有成就感的一个？ 柳丹：从这个角度看可以着重Sidera，在建立过程中体现出，中国本土企业与国际先进投资集团磨合了一些文化理念的不同，最终达成了合作，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而且，最终交易的是突破性的下一代代谢领域管线。我曾与朋友分享，如果该产品研发成功，它将针对若干目前常见的富贵病疾病起到一针多效，具有成为健康管理基石的潜力。 如果这笔交易会帮助中国企业成长为Global Biotech，这会让我更有价值感、成就感。 《健闻咨询》：NewCo的热潮会持续下去吗？能持续多久？ 柳丹：如果不出现意外事件或干扰，这样的热潮会持续。同时， NewCo模式未来还会变化。 《健闻咨询》：总之，你们期望通过NewCo将中国Biotech送到全球市场中。 柳丹：对，这也是我们Pivotal bioVenture（碧沃投资本）的目标之一，我们后续的多笔交易都会尽力促成买卖双方的深度合作，促使中国创新药的生态就会变得更成熟、更具国际视野。

2026-10-21: 倒卖三盒回流药就能让一家零售药店失去医保定点资格。随着2026版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服务协议范本落地，全国超40万家定点零售药店迎来最强监管。 近日，国家医保局邀请全国各省市60多家头部零售药店负责人，在北京举行“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服务协议范本”解读会。会上释放的信号表明，这并非一次孤立的规则修订，而是协议范本、定点管理与价格管理、医保基金监管三条线同步发力，一套针对定点零售药店的监管“组合拳”已经成形。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全国药店60多万家，其中60%已纳入医保定点，药店享受人次与门诊享受人次规模相当。定点零售药店是保障群众常见病、慢性病医药服务的重要支撑，但近年来，零售药店“野蛮生长”，回流药、串换药品等问题频发，监管难度持续加大。 新增负面清单，划定药店履约底线 9月中旬，国家医保局印发《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范本（2026版）》（下称“2026版协议范本”），细化对定点医药机构违规、违约行为采取协议处理措施的具体情形、表现形式、处理依据等，明确划定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履约行为的“底线”，进一步严格规范管理。 医保服务协议是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经协商谈判而签订的，用于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以及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等内容的协议。 2026版协议范本最大的变化是增加负面清单，包括80种情形，对应5种协议处理措施。约谈、暂停结算一般针对未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相对轻微的违规违约行为；一旦造成医保基金损失，就要处以追回医保基金并处违约金，中止、解除协议等处理措施。 “与2024年版相比，2026版协议修改条目达到39条，占比约一半，总体变化趋势是从严，强化合规经营要求。”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甘志在解读中表示。 2026版协议范本将倒卖回流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明确规定定点零售药店协助倒卖、销售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一盒终止协议4个月、两盒中止协议8个月、三盒及以上解除协议；虚假上传、串换上传追溯码、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中止协议。 “回流药”一直是药品零售市场的顽疾。国家医保局在全国各地定点药店开展飞行检查时，发现多起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比如，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伙同两家线上药店，勾结药品批发企业虚开发票、伪造随货同行单，为回流药“洗白”身份后线上销售。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20人落网。 2026版协议范本对包括倒卖回流药在内的20种情形进行中止协议，还规定了24种解除协议的情形，定点零售违规的成本不再只是“罚点钱”，而是直接触及定点资格本身。对一家零售药店而言，失去医保定点资格，等于失去相当一部分客流和收入来源。 定点准入收紧，价格监管加码 我国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实行医保定点管理，只有纳入医保定点，才能使用医保基金。目前全国零售药店约65万家，其中约60%纳入医保定点，总数超过40万家。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蒋丽华在解读中表示，零售药店是医保服务延伸阵地，是构建15分钟医保购药服务圈、满足群众慢病长期用药的重要载体。目前少数门店违规行为仍发生，个别门店存在串换药品、违规结算、处方销售管理规定落实不严格、审核不到位等问题。新版协议负面清单明确处置标准，对门店合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倒逼经营行为持续规范。 为了破解药店监管难，协议范本之外，国家医保局在定点管理和价格管理两条线上同步发力。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定点准入是零售药店进入医保体系的第一道关口，定点管理的前提是统筹地区群众购药服务总需求，统筹地区要根据公众健康需求、管理服务需要、医保基金收支和参保人员用药需求，合理确定定点零售药店资源配置。 “近两年地方探索分级分类管理、基于人口和服务半径分布等客观指标合理调配资源，得到行业支持理解，将在总结基础上推动政策动态更新。”徐娜说。 价格管理上，2026版协议范本基于《关于健全医药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规定》，在价格条款上进行了大幅扩充，确立“公平合理、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定价原则，并明确提出不得明显高于本地区定点药店相对集中的价格区间，不得对医保参保和非参保人员实行歧视价格等要求。 现实中，零售药店价格违规的代价已有先例。某药品短缺后，西南某地区一家定点药店自行抬价8倍，当地依据协议严肃处理；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已以89元集采价执行后，某药店仍以3570元售卖，被协议处理。 2024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强对定点零售药店的价格管理，推行公开比价和多渠道比价，促进市场竞争，今年底前将推进价格热力图上线，并开展全国范围排查，排查高风险药品药店，同时强化协议履约、推广比价小程序和鼓励多用集采药品。 打通外配处方流转痛点 国家医保局对定点零售药店的监管并非只有“收紧”一面。在划出违规红线的同时，医保部门也在通过打通外配处方流转、优化经办服务等方式为药店赋能。 蒋丽华表示，当前零售药店仍然有处方流转堵点，医疗机构外配处方开具动力不足，各信息平台接口标准不统一，跨机构数据壁垒、责任边界不够清晰，外配处方流向药店渠道不够顺畅，门诊统筹、长处方、双通道政策效能不能充分释放。 徐娜表示，外配处方一头连着医疗机构，一头连着群众和药店，（国家医保局）支持处方流转，一方面适应分级诊疗，让群众大医院开方后就近药店取药；另一方面发挥零售药店专业优势，让药学服务更好衔接医疗服务，保障用药安全和质量。 自2024年发布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工作通知以来，全国已先后建立30多个试点，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经验。 医保部门希望定点零售药店在三个方面继续支持，一是严格审方，组织药师认真审核查验处方真伪和配药科学性，发现疑点及时向开方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部门反馈；二是规范调配，医保电子处方中心逐步完善流转机制，提升药学服务能力，从单纯卖药向提供健康服务转型；三是及时回传，按要求上传药品品种规格、价格、费用信息及进销存数据，做好追溯码信息采集上传。

2026-10-21: 港股医疗器械平台型企业微创医疗（00853.HK）及其三家港股分拆子公司集体停牌事件持续发酵。 这场风波缘起一笔五年期、总规模1.9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58亿的物业租赁交易，随着续租“卡壳”，审计端对交易对手关联关系、高额保证金、大额装修支出的核查无法落地，四家上市公司中期报告被迫延期披露。 一封由十几名中小股东联合署名的《致微创医疗董事会的公开信》，直指公司长期存在治理漏洞，要求启动独立法证调查、隔离利益冲突，同时呼吁厘清多年前这笔大额租赁交易的公允性，并直接要求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常兆华辞任。 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公司上述物业租赁交易出租方上海回青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回青橙），与常兆华家族的联系，远比一纸租约更深。常兆华之子常洋（BRIAN YALE CHANG）正是这一利益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常洋既在微创上市公司体系内任职并参与集团融资，又以有限合伙人身份间接持有房东系关联企业的股份，合计份额超过四成。 疑似巨额关联交易、审计障碍与股东诉求等交织在一起，将这家“中国版美敦力”的多重治理问题推至台前。 小股东要求常兆华辞任 在上述公开信中，中小股东们援引港交所《上市规则》第3.08条、第3.09条，要求董事长常兆华辞任。 股东们将这笔超过12亿的租约，称为“三不正常”的租赁：租金明显偏高——单价5.5元/平方米/天，远高于市场可比3至4元/平方米/天的水平；保证金明显偏多——近3亿元保证金，相当于1至2年租金，而同行业仅需缴纳2至3个月租金作为押金；房东与公司及创始人之间的历史联系疑点重重。 除要求常兆华辞任公司董事长之职外，小股东们还要求公司董事会，尤其是作为少数股东的国资董事与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履职，聘请独立法律顾问及法证会计师，进行独立法证调查，全面核查本次物业租赁相关事项，并要求在出租方关联身份、保证金可收回性厘清之前，停止与回青橙及其关联方签署新租赁协议、支付任何新款项等要求。 据信载内容，公开信由13名投资者实名联署，联署股东合计持股超过100万股，另有部分不便公开署名的股东亦对公开信内容表示支持。 参与联合署名的小股东雷扬奎持有微创医疗股份长达7年，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该事件暴露出公司长期由管理层主导，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尊重。 雷扬奎还向记者透露，包括他和其他几位小股东，在今年7月份就已经向常兆华递交过对公司的意见信，要求公司止住“出血口”，但常兆华一直未予回复。 租约续约“卡壳”，四家港股公司集体停牌 风波的导火索始于2026年上述物业租赁租约到期。 2021年5月，微创医疗及其附属九家公司与回青橙签订十份租赁协议，承租位于上海张江张东路1661号合计约12.64万平方米物业，租期自2021年8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五年总租金约1.9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58亿元）。 今年8月，租约到期。8月20日，微创医疗发布物业租赁续期进展公告，披露3家子公司完成续租，另有8家附属公司关键商业条款未能达成一致。 该公告同时强调，回青橙为香港求真务实基金有限公司（下称：求真务实基金）的间接附属公司，该基金会为慈善机构，无实益拥有人及最终控制人，属于非关联第三方。 仅仅十余天后，8月31日，微创医疗公告宣布延迟刊发2026年中期业绩。与此同时，微创系旗下三家港股上市公司微创机器人（02252.HK）、微创脑科学（02172.HK）、微创心通（02160.HK）同步公告延迟披露中报，并于9月1日起集体停牌。 中报延迟披露的直接原因，与续租“卡壳”有关。公司解释称，公司审核委员会与管理层需要时间磋商续租条款、评估近2.96亿元保证金的可收回性、核实物业装修成本的合理性，同时需要重新审阅集团与物业业主及其联系人之间的关系。 这意味着，集团管理层内部已经有人对识别重大关联交易提出了不同的声音。但这不同的声音，整整迟来了五年。 消息一出引发市场哗然。回青橙与微创系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被拉到聚光灯下。 “剪不断，理还乱” 房东回青橙的前身名为上海微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后续更名为上海微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至2022年6月才去掉“微创”字号（下文中，回青橙前身称为“微创投资”）。 微创投资在2017年-2019年微创医疗的定期报告中，曾经被列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微创医疗创始人常兆华曾担任微创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后续完成工商退出。 常兆华当年担任法定代表人，是因为他曾经是微创投资全资股东花椒树远程医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花椒树）的股份持有人。企查查显示，常兆华当时持有花椒树全部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常兆华退出花椒树。 花椒树现有两名股东，其中80.17%股权由QI CAPITAL CORPORATION（下称：QI CAPITAL）持有。QI CAPITAL的唯一股东为Gao Yang Investment Corporation，后者的唯一股东为注册在香港的求真务实基金有限公司（下称：求真务实基金） 花椒树剩余的19.83%股权，由香港的尽善尽美科学基金有限公司（下称：尽善尽美基金）持有，这是一家2012年由常兆华、杨晓燕、王素梅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慈善基金会。 2015年3月，We’Tron曾短暂成为花椒树的单一股东。６月，We’Tron退出，QI CAPITAL进入。 尽善尽美基金是如何获得We’Tron股权的呢？根据公开信息，2012年，常兆华将Shanghai We’Tron Capitcal Corp.49%权益，捐赠给尽善尽美基金，该公司当时持有We’Tron94.19％的权益。而We’Tron正是微创医疗的第一大股东，尽善尽美基金透过其持股微创医疗26.06%，合并持股26.23%。 也就是说，作为微创医疗穿透后的第一大股东，尽善尽美基金还持有回青橙近20%的股权。但依此少数股权关系，并不能认定微创医疗与回青橙的关联关系 。 谁的“求真务实”？ 花椒树穿透后持股逾80%的求真务实基金，与微创医疗及其他微创系企业，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求真务实基金与尽善尽美基金两者从命名来看，使人感觉颇有渊源。更耐人寻味的是，求真务实基金，在更名之前，名为“尽善尽美科学基金会（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尽善尽美中国），与前述尽善尽美基金重合度就基本“满格”了。 求真务实基金2016年在香港注册，创办者杨晓燕，正是前述与常兆华共同创立尽善尽美基金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该基金首任董事涂先妮、董云霄与微创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具体来看，涂先妮曾任微创系公司上海微创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微创生命）的董事。微创系A股上市公司心脉医疗（688016.SH）2019年科创板上市时的法律意见书还说明，涂先妮是微创系基金会尽善尽美的永久成员。除此之外，涂先妮还间接持有微创系孵化公司上海导向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下称：导向医疗）的股权。 董云霄与微创系的关联也不少。董云霄曾担任心脉医疗员工持股平台虹皓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现在还是微创医疗全资子公司、境内重要投资载体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监事；董云霄还是微创系旗下销售公司上海微创微联微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微创微联）曾经的法定代表人，今年8月26日才卸任。 除涂先妮和董云霄外，回青橙现任法定代表人沈雅，也与微创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兼任7家与微创系渊源企业的职务，在其中4家中现担任法定代表人，在2家任董事，1家曾任法定代表人。这7家“兼职”企业中有3家名称中带有“微创”字样。 比如，微创医疗孵化成立的微创惟微诊断，法定代表人正是沈雅。 下图为沈雅与微创系关联图 出租方体系的花椒树、回青橙，在投资领域更是深度与微创医疗绑定。回青橙历史上曾深度参与微创医疗早期资本运作。而花椒树持股的上海常隆生命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上海常隆”），作为投资平台，至少参与六家微创系标的企业投资。 具体如下：微创机器人上市前，上海常隆曾持股10%以上，并曾担任其员工持股平台上海擎赫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常隆还是微创心通员工激励平台琛雪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港股上市的微创脑科学员工持股平台上海鹤年的有限合伙人；同时是微创生命的控股股东；此外，上海常隆还持有心脉医疗控股子公司蓝脉医疗4.15%的少数股权，以及微创系公司深圳微创踪影医疗装备有限公司4.32%的少数股权。 另外，作为微创系孵化的一家重要公司，导向医疗拥有多项专利，专注于肿瘤学微创伤医疗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 而据微创脑科学上市文件披露，导向医疗今年6月24日之前的两家大股东Stride and Strive Limited 与 Miracle Medical Limited，分别由香港慈善机构求真务实基金、尽善尽美科学基金会直接全资拥有。其他股份，目前由上海常隆持有12.56%股份，而微创系的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7.27%股份。 第一财经记者调查还发现，常兆华儿子常洋（BRIAN YALE CHANG）的名字出现在导向医疗投资人背后的LP名单中。 2020年，一家合伙企业——上海凛珩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上海凛珩）刚刚成立没多久，就参股了导向医疗。就在今年9月份，上海凛珩将所持导向医疗的5.56%的股份，转让给上海常隆，退出股东名单。 而上海凛珩的LP名单中就有BRIAN YALE CHANG。今年6月，BRIAN YALE CHANG新进持有上海凛珩18.47%份额，转证人常滢滢。 除直接持有上海凛珩份额外，今年6月份同一时间，BRIAN YALE CHANG还新进成为持有上海凛珩50%份额的上海雪宫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43.2%份额的LP。同样是由常滢滢转让。 计算下来，BRIAN YALE CHANG持有上海凛珩的份额，超过40%。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8月26日，BRIAN CHANG，又名BRIAN YALE CHANG，中文名常洋，今年34岁，刚刚履职微创心通的董事局主席。 2025年6月27日，微创医疗发布公告，正式委任BRIAN YALE CHANG为集团首席医学官，同时授予350万份购股权。行权价每股8.61港元，有效期十年，分五年归属，未设额外业绩目标。 2024年4月，BRIAN YALE CHANG通过其当时控制的Jumbo Glorious Limited参与微创可换股债融资的认购。由于BRIAN YALE是常兆华的儿子，Jumbo在当时的发行资料中被识别为关联交易参与主体。 此外，有媒体报道称，回青橙、花椒树及其子公司上海常隆，以及常兆华100%控股、微创上市公司曾向它发放大额投资贷款的上海望道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回青橙登记了完全一样的联系电话、邮箱。拨出语音提示指向一家微创系孵化的公司。甚至，前述这四家公司在工商信息中登记的邮箱地址，均挂着这家公司的后缀。 种种公开线索显示，房屋出租方与承租方微创系之间的关联脉络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 熟悉港股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港股主板14A章关联交易规则设有推定关联人士的兜底机制，香港财务汇报准则也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判定交易对手是否属于关联方，最终仍要综合人员交叉、治理协同、历史渊源等全部事实做实质判断，并非仅凭纸面股权结构下定论。 截至发稿，微创医疗并未发布专项港交所公告，针对市场对公司股权沿革、人员交集、租金公允性、保证金合理性等系列质疑作出逐条澄清；回青橙方面亦未对外回应市场疑问。 2.96亿保证金源自“未建先租” 母公司停牌，又为何最终造成三家上市子公司集体停牌？ 据第一财经记者调查了解，微创机器人、微创脑科学及微创心通均租赁张东路1661号物业，历史上也各自支付了租金和租赁保证金，因此同样涉及相关租赁交易的审计核查问题。 记者查询上市公司公告发现，这笔近3亿元保证金的资金占用时间，并非只有五年租约周期，其实早在物业尚未建成阶段，上市公司就已经向该业主方提供部分资金，资金占用时间跨度达9年。 微创医疗2018年中期报告，其他非流动资产附注栏显示，2017年12月，微创医疗就与彼时仍名为微创投资的主体签订多份 “未来楼宇租赁”协议，当时该物业还未完工。 财报显示，微创医疗彼时便约定提前向微创投资支付1.128亿元（相当于两年租金），作为质押金，而彼时正式租约预定为2020年5月。也就是说，这笔资金在物业未完工前提前至少两年支付的保证金，也成为后续近2.96亿元保证金的历史源头之一。 涉事张东路1661号产业园，项目原名“微创健康科技孵化与产业化基地二、三期”，建设单位正是微创投资即回青橙的前身，物业当初按照微创医疗的使用需求定制建设。 “独立第三方”认定之谜 根据微创医疗2026年8月20日公告，11家签约主体中，仅3家完成续租签约：微创心通、创领心律管理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微创心通子公司）、上海远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月2日，微创心通率先发布公告披露与回青橙完成续租，披露其和子公司，与回青橙签订两项租约，并公布了具体的物业面积、租期、租金、保证金抵扣安排，公告认定出租方回青橙为独立第三方，相关租约条款经公平磋商达成，符合一般商业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告发布于集团层面的相关矛盾逐步暴露的时间窗口，在8月31日微创医疗官宣审计受阻、需要核查出租方关联关系之前，子上市公司微创心通已经落地续租协议。 子公司先行敲定并公告，母公司仍在谈判桌上。而两个上市主体之间的治理环节同样高度重叠：独立非执行董事周嘉鸿（Jonathan H.Chou）同时担任微创医疗、微创心通及微创机器人三家上市公司审核委员会主席 ——其2010年9月起任微创医疗独董，2021年1月起任微创心通独董。 在“独立第三方”认定敏感的节点上，母公司与上市子公司的审核委员会主席为同一人，这令市场对微创集团与其分拆上市子公司之间的治理矛盾再生疑问：母公司已暴露出租赁交易重大疑点，旗下上市子公司何以率先完成续租签约？ 针对市场的一系列质疑，第一财经记者深度电话联系常兆华采访求证，但电话接通对方了解到记者的身份后称：“这不是他的手机号”，便快速挂断了电话。 截至发稿，记者向微创医疗、常兆华发送采访邮件，均未收到回复。 “无实控人”架构下的治理困境 续租“卡壳”，导致整个体系四家上市公司中报集体延期披露，以至隐秘关系、灰色交易逐渐暴露引发市场广泛质疑，微创系因何陷入治理困境？ 微创医疗创立之初，日本大冢（Otsuka）是兼具产业协同诉求的财务战略投资人。2004年大冢出资1800万美元入股微创，取得40%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但并不介入企业日常经营。 常兆华作为创始人、核心技术带头人，担任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依托 We’Tron持股平台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是集团经营的核心掌舵人，但并非单一控股股东。 据长期跟踪这家公司的股东称，日方委派董事大多身处日本，多以线上形式参会，对国内经营监督力度有限；部分独立董事未能真正履职，多重因素叠加，造成股权层面无实控人，但经营层面管理层权力集中的现实局面。 2016年1月，大冢完成向凯雷旗Erudite出售8600万股，持股由此前约32.87%降至约26.8%，使得微创医疗首次无单一股东持股超过30%。此后直至2025 年大冢进一步减持前，大冢始终以约20%-26%的持股维持第一大股东地位，彼时We'Tron持股约为15%。根据公开公告，We’Tron目前持股约26.06%。 微创医疗2016年报附注仍称：“董事认为大冢医疗器械及大冢控股为本集团的直属母公司及最终控股方”。 2012年，常兆华将Shanghai We’Tron Capital Corp49%权益，捐赠给尽善尽美基金，至此，常兆华不再直接持有We’Tron平台股权，也不再大规模直接持有微创医疗股份，仅保留部分小额权益与历史购股权权益。 有市场人士分析称，因港股规则只有控股股东概念，没有实际控制人概念，外界在大冢将持股降至30%以下后，微创医疗到底由谁控制，又或是无实际控制人，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直至2019年微创医疗子公司心脉医疗的科创板上市文件，保荐机构依据对包括常兆华等股东的访谈，将微创医疗认定为“最近两年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即便后续股权几经变动，微创医疗“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依旧延续。“虽然在董事会层面常兆华仅有一票投票权，但历史上其余董事较少表达不同意见，独立董事并未真正起到约束作用，客观上形成了常兆华主导董事会的局面。”有知情人士评价称。这造成了股权层面无实控人，但经营层面权力高度集中于创始人的现实局面。

2026-10-20: 一个多月前，广州国企广药集团完成了对体外诊断（IVD）企业达安基因（002030.SZ）控制权收购，持股比例为26.63%。 10月20日，广药集团宣布，已将达安基因纳入旗下。但接下来，如何进行产业整合？ 此时的达安基因，日子并不好过。 在体外诊断行业竞争激烈、医保控费与集采降价的压力之下，2024年以来，达安基因业绩持续承压。今年上半年，达安基因实现营业收入3.28亿元，同比下降3.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亏损1.2亿元。 体外诊断可分为生化诊断、免疫诊断、分子诊断、血液诊断、微生物诊断等多种类型。达安基因的强项在于分子诊断，公司也是国内分子诊断赛道的开拓者之一。 分子诊断依托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体液、血液、组织等样本内的核酸物质开展检测与分析，在传染病早期筛查、基因测序等场景具备突出优势。作为体外诊断领域增速最快的赛道之一，该赛道竞争日趋激烈，达安基因也持续面临同行白热化的市场角逐。 对此，10月20日，在广药集团·达安基因融合起航大会上，广药集团党委副书记、达安基因董事长徐彬表示，广药集团控股达安基因，不是简单的控权控股整合，而是医药产业与诊断产业的强强联合，是药物加诊断全链条闭环的战略行动。这次整合后，达安基因要做强分子诊断优势赛道，攻坚化学发光、全自动流水线、核心原料与关键器件，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广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小军表示，本次战略整合，既是广州国资盘活优质产业资源、破除产业壁垒、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实践，也是广药集团抢抓产业机遇、补链强链的关键布局。一方面，补齐广药在高端分子诊断、体外检测、医疗器械板块的短板；另一方面，达安基因可依托广药全产业链资源、成熟营销网络与多元化投融资平台，打开全新发展空间。同时，达安基因在分子诊断赛道的核心优势，也将反向助推广药诊断器械业务加速成长。 湘财证券在今年发布的研报中曾认为，当前中国体外诊断行业的核心驱动力已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新、降本增效与全球化拓展。政策层面，集采、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与医疗反腐的常态化彻底重塑了市场逻辑，检验项目的临床价值与经济性成为定价与准入的核心，迫使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市场格局因此加速分化洗牌，缺乏核心技术与差异化产品的企业面临生存危机，而头部企业则通过加速出海国际化和国内市场的精耕细作来对冲风险，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2026-10-20: 医保共济正在迈出新境界。 目前，我国医保钱包迭代升级到2.0版，并自2026年10月16日起在全国各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上线运行，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跨省共济给近亲属已在全国全面落地。 职工医保个账跨省共济，主要是指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近亲属使用。这次上线的医保钱包2.0版，支持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及支付宝小程序、线下经办窗口等多渠道方便群众办理，不仅支持就医购药，还支持城乡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 从只限定本人使用，到近亲属省内共济，再到跨省共济；从支持就医购药，再到支持城乡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医保个账使用范围的不断拓宽，不仅有助于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盘活共济人沉淀的个账资金，而且能减轻被共济人异地就医经济负担，最大效用地守护参保人和近亲属的健康。 此前数据显示，各省开展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省内共济5年来，累计共济超7.8亿人次，金额超1000亿元。 我国职工医保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其中统筹账户属于现收现付制，主要追求当年收支有效覆盖及适度的年度结余结转，个人账户则带有一定的积累制特征。对于部分参保人尤其是年轻人而言，由于个人健康周期处于健壮期，医保使用频次有限，因此个账中积累了大量资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保基金的“浪费”，大量医保资金未能及时有效转化成医疗保障。 面对医保体系的这一结构性问题，近年来有关决策部门给出的疏解方案，也围绕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改变医保统筹账户和医保个账的分配比例，即逐渐减少医保个账的分配比例，增加统筹账户资金分配比例，将更多医保资金转化为医保服务；二是不断拓宽医保个账的资金使用范围，通过解除医保个账的使用限制，拓宽医保个账的使用自由度，来提高医保基金的保障覆盖度。 当前医保钱包2.0版的跨省共济，就是拓宽医保个账适用范围的一个具体举措。这有效适应了人口跨省流动的现状，即当前全国人口流动以跨省流动为主，很多参保人员与其近亲属不在一个省份。随着跨省共济的有效落地，医保个账中的资金可以有效提高医保供需间的配置效率，使得更多医保基金用于医疗保障服务。 当然，医保钱包2.0版的推出和跨省共济的有效落实，带有典型的医保基金跨省“转移支付”的特征。相对于职工养老保险在统筹账户推进的全国统筹或跨省调剂，目前医保统筹账户基金不能直接跨省调拨用于平衡各省份间基金余缺，而统筹账户基金主要通过跨省异地就医来进行基金间的跨省资金清算，同时通过个人账户进行跨省“转移支付”。 两种不同的转移支付渠道，面临着不同的经济绩效和边际损益概率分布，这本质上是集体共济与个体共济的经济绩效和责权利关系等问题。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转移支付，在责权利关系上比较清晰，属于典型的个体决策和经济绩效驱动特征，个体会基于真实边际损益来进行决策判断，向医疗市场释放个体诉求，更真实地揭示市场内生诉求。而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属于典型的委托代理决策。因此，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的推出，拉开的是两种跨省转移支付绩效的赛马不相马比照游戏。 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医保个账共济，传递的不仅是守望相助的亲情之爱，同时借助每个个体的决策撑起医保的保障覆盖度，让沉淀的医保个账资金转化成人们必需的健康投资，让更多的保障资金运行于个体决策的场景轨道，已然超过了跨省“转移支付”的表观含义，更是深入搭建起了供需自发匹配的桥梁，真正让个体健康成为一件自决之事，让守望相助的爱具象化成经济社会向善之力。

2026-10-20: 随着国家“癌症防治行动”的开展，中国的癌症谱日渐发生变化。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2024年中国人群恶性肿瘤发病与死亡年龄特征分析》（下称《分析》）显示，2024年全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515.06万例，死亡病例约258.22万例。与2000年代中期全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对比，近20年中国癌谱发生了一场结构性变迁：发病谱从“胃癌领跑”的消化道肿瘤主导格局，转向“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新格局；死亡谱前五名单虽高度稳定，但内部座次已明显重排。 “随着乙肝疫苗的接种以及幽门螺旋杆菌的防治，上消化道的癌症发病率在降低。”一位肿瘤专家表示。 发病谱变化明显 从公开数据看，2000年代中期（约2003—2005年），全国发病前五的癌症为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消化道肿瘤占据四席。而2024年发病前五已变为肺癌、女性乳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与食管癌跌出发病前五，甲状腺癌从榜外跃升至第3位。 更替并非短时间内发生。结合全国肿瘤登记年报历史序列，消化道肿瘤“占四席”的发病格局在2010年前后开始松动，2015—2016年间完成实质性更替：2015年发病前五已变为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女性乳腺癌，食管癌跌出前五；到2016年，甲状腺癌进一步升至第3位。2024年文件数据则显示，消化道肿瘤在发病前五中仅剩结直肠癌和肝癌两席。 “上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在下降。”上述专家在访谈中确认了这一趋势，他认为这一下降得益于幽门螺杆菌根除、乙肝疫苗普及及饮食改善等综合防控措施。 “中国正从‘感染相关癌种主导’的癌谱，转向‘生活方式与筛查相关癌种主导’的癌谱。”参与相关数据分析的专家指出，乙肝疫苗计划免疫和幽门螺杆菌规范化根除的长期效果，使肝癌、胃癌的年龄标化发病率持续下降；而红肉消费增加、肥胖率上升、久坐生活方式则推高结直肠癌发病率，使其从2000年代的第5位左右升至2024年第4位，在男性中更居第2位。 死亡谱前五未变 与发病谱的剧烈重构相比，死亡谱显得“顽固”。2000年代中期死亡前五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2024年全人群死亡前五仍为肺癌、肝癌、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名单成员完全一致，没有新癌种挤入，也没有旧癌种跌出。 不过，内部座次已发生调整。“结直肠癌死亡位次超过胃癌和食管癌升至第3位，是近20年死亡谱最实质的变化。”上述专家表示，女性中这一变化更为明显：结直肠癌升至女性死亡第2位，乳腺癌进入女性前五，食管癌跌出女性前五。 从《分析》数据看，结直肠癌在60岁及以上女性中死亡率居第2位；肝癌在40~79岁男性中仍是第2位死因；胃癌在60岁及以上男性中居第3位。 “死亡谱比发病谱‘顽固’，与癌种预后差异直接相关。”上升专家表示，甲状腺癌、乳腺癌虽然发病位次跃升，但五年生存率高，对死亡端影响有限；而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均为预后较差、死亡数大的癌种。 但肺癌的“一超”地位从未动摇。《分析》数据显示，肺癌在40岁及以上男性和60岁及以上女性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为最高；其中，男性肺癌死亡率从40~44岁组的6.83/10万升至80~84岁组的545.93/10万，随年龄增长急剧攀升。 甲状腺癌激增 甲状腺癌的“爆发式”增长是近20年发病谱中最显眼的变化。 《分析》数据显示，20~39岁男女性甲状腺癌发病率均为最高，在20~59岁女性中亦居首位，且既往研究显示其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分析》认为，这一特征与全球多个国家的流行趋势一致，可能与颈部放射性影像学检测技术(颈部超声、主动脉弓以上动脉超声、CT等)在临床和体检中的广泛普及密切相关。为避免过度诊断的问题，当前中国的指南并不推荐在一般人群中开展甲状腺癌筛查，而是仅针对高危人群建议进行筛查。 “现在对于甲状腺肿瘤和前列腺肿瘤，美国已经开始在怀疑诊断标准了。”上述专家表示，“筛查完了以后，医院都抢着把手术做了，病理一看细胞核有分裂，就诊断是甲状腺癌，这样就报得多了。” 防控策略需转向 癌谱重构的背后，老龄化在分母端放大了所有癌种的绝对负担。文件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占新发总病例的61.77%，占死亡总病例的79.02%；2024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2.0%，较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8.7%上升3.3个百分点。文件明确指出，人口老龄化是“恶性肿瘤负担加重的核心驱动因素”。 “未来需针对不同恶性肿瘤的适龄高危人群，优化并实施针对性的筛查与早诊早治策略，坚持预防为主的防控方针。”文件结论部分写道。上述专家亦表示，中国癌谱转型意味着防控策略需从“控感染”向“控生活方式+精准筛查+老年人群管理”并重转变，“发病谱可以在筛查技术推动下快速重构，但死亡谱的名单更替，需要更长时间的生存率改善才能实现”。

2026-10-20: 对于儿童用药与罕见病用药而言，“市场独占期”是撬动创新药企布局这些商业化回报不足领域的关键制度杠杆。 今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发布并实施，其中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儿童用药给予不超过2年的市场独占期，对符合条件的罕见病治疗用药品给予不超过7年的市场独占期——即在保护期内，国家药监局不再批准其他申请人就同品种药品提出的上市申请或补充申请。 但这一政策在落地衔接中面临多重挑战：独占期起算点与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的衔接规则有待厘清；儿科用药的独占激励与成人适应证的研发周期可能错位；当药品同时符合罕见病与儿童用药独占条件时，保护期限如何厘定；享有独占期政策的罕见病用药，可能因权责不统一而出现悄然减产、断供现象；此外，未被纳入《罕见病目录》的罕见病药物，其研发能否被政策惠及仍存疑问。 这些问题的解决，关乎上述独占期授权能否转化为可落地、可预期的企业收益预期。为此，新版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预留了制度接口——市场独占期的具体条件和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近日该局正式“出手”，补足了这个新药知识产权激励体系中的关键拼图。 19日，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市场独占期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该局综合司称，实施办法旨在“进一步鼓励罕见病治疗用药品和儿童用药品研发，做好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配套实施工作”。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26年11月18日前。 尤为值得业界关注的是，实施办法拟明确，将国家卫健委《罕见病目录》未收录但能填补临床空白的罕见病新药，也纳入激励范畴。 根据实施办法，纳入独占期政策的罕见病药品范围，既包含“说明书适应证或功能主治中包含或落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罕见病目录》所收录罕见病范围”且符合相关条件的罕见病新药，也包含“经专家论证符合要求的药品”。 后一类药品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有证据表明，该药物涉及的适应证发病率或患病率较低；其二，该疾病对患者和家庭危害较大；其三，针对该疾病，目前在中国境内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或有初步证据表明，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该药物能带来显著的临床获益。 自2018年以来，国家卫健委先后发布两批《罕见病目录》，共计纳入207个病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底，两批目录内至少已有105种疾病的治疗药物在国内获批。但多名曾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学者和产业界人士均提到，从新药研发到医保准入，政策执行常以该目录为治理依据，但全球已知罕见病超过10000种，目录更新的滞后性可能制约了企业管线的推进节奏。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实施条例的出台，有望更好回应医学进展与临床需求的变化，也能进一步与欧美等国的独占期政策相对齐。 而市场独占期政策的执行复杂性，一定程度上也和不少罕见病新药同时也是儿童用药相关——相关国际研究显示，超七成罕见病与基因有关，近七成罕见病在儿童期发病。 此次实施办法特别提出了“一次独占”的规定，即申请人在同一药品注册申请中只能申请一项市场独占期。所以，对于同时符合罕见病药品及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条件的，申请人应当选择其一提出申请。 在数据保护衔接方面，今年5月，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与《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落地，后者给予创新药、改良型新药以及境内首仿药等3~6年不等的保护期。 实施办法明确，在执行市场独占期时，相关药品同时存在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的，按相应要求分别执行。 对于市场独占期叠加于数据保护期之后的儿童用药品，在数据保护期内，按照数据保护的相关要求执行，有其他同品种自行取得数据的，符合条件的可以批准上市；数据保护期届满后，在市场独占期内，同品种均不再批准上市，已受理的注册申请待市场独占期届满再予批准。 换言之，在“数据保护+市场保护”组合路径下，创新主体有望获得更长的行政保护，进而阻断市场“搭便车”行为，也避免创新“内卷”。 针对罕见病用药断供风险，实施办法要求申请人在申请市场独占期时，应当承诺保障药品市场供应，除不可抗力外，应避免出现停产、断供等情况，如研判有短缺风险，应当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告。当“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不履行保障罕见病药品供应承诺的”，国家药监局可终止相关药品的市场独占期。 近年来，随着更多“境外有药、境内无药”的罕见病用药被引入中国市场，部分品种在上市甚至纳入医保后出现断供。对此，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等相关部委已相继明确，无法实现供应保障的药品可能被剔除相关支持政策范畴。 至于“儿童用药”，其创新不仅在于适应证填补临床空白，也在于剂型、规格等维度的优化，否则临床中“成人药酌减”困局始终难以避免。 实施办法一方面从创新程度出发，给予创新药和原研药2年市场独占期，对已上市药品首次在中国增加儿童适应证的情况，给予1年市场独占期，另一方面也鼓励剂型和规格创新，对儿童用药的新剂型和新规格，也均给予1年市场独占期。

2026-10-18: 视觉解析、心肌修复、神经调控，诺贝尔奖的加冕下，光学遗传技术的诸多产业发展路径正在得到进一步验证。 “结合我们在心肌修复和固有免疫方面的基础，若推进光遗传技术这一路线，我更倾向于先用人源类器官评估炎症环境下的细胞存活、光响应和电活动，再通过大动物验证递送与长期安全性。与此同时，应把临床级制备和质控要求带入研究。”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青年研究员赵猛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我们团队长期关注光遗传领域，也正在面向生物学提供配套的光学硬件工具。光遗传并非单纯‘导光’，还进一步地存在光电融合、电生理探测、液流操控等复合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将多项功能融合到微型光学器件之内，并且攻克微加工集成难题，才能更好匹配来自实验与临床需求。”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徐飞告诉记者。 随着诸多光学遗传技术团队不断取得进展，从实验室走向产品落地，光遗传产业化将面临哪些核心技术壁垒？行业又该如何破局？ 产业落地“对策” “视觉解析”是光遗传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第一财经梳理发现，现阶段，全球来看，Nanoscope（纳米视野）、GenSight（健视生物）已将视网膜色素变性（RP）光遗传疗法推进到II/III期或I/II期临床；国内来看，中眸医疗、健达九州等多条管线陆续进入临床试验，两者均采用AAV（腺相关病毒）载体递送下的单光敏蛋白基因治疗路线。 “当前主流的单光敏蛋白治疗方案，通常仅能重建单一极性的神经响应，缺失天然视网膜中ON/OFF（开启/关闭）双通路的拮抗编码结构，无法实现对光强变化的双向动态编码，这也会使得最终恢复的视觉在对比度、动态范围上与自然视觉存在明显区别。”谈及光遗传技术落地难点，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颜彪这样解释。 颜彪称，光敏蛋白被激活阈值偏高、光灵敏度远低于天然光感受器等，这些选择会推高光刺激设备的输出功率，设备的功耗、散热会加大，而长时间、高功率光照射也会带来光毒性损伤等风险。 颜彪建议：第一，临床团队应在研发阶段就率先考虑产品定义。光遗传视觉重建的目标是帮助患者获得满足日常功能需求的视觉能力，如导航、避障、物体识别、阅读等，这些功能终点的设定直接影响光敏蛋白的灵敏度要求、光照条件和患者筛选标准。从疗效终点出发考虑技术路线有助于细分技术参数的设定；第二，建立研究团队和企业的长期合作与权益分配机制。这有助于产品的持续迭代和优化。 作为上述基因治疗药物的配套，徐飞团队开发的“同源微光纤平台”已可面向泌尿、胰腺、乳腺等狭小腔道探索微型介入内镜，同时也应用于通信、极端环境传感检测领域。 徐飞表示，目前科研所用设备仅能实现基础打光，集成多功能的硬件要待下游需求成熟后才能体现价值。学科交叉之间的壁垒、生物学机制研究与硬件开发间寻求传导不畅、相关疗法进展缓慢等，都是当前技术产业化存在的阻碍，需要逐步攻克。 光遗传技术另一重要应用方向为心肌修复。长期深耕心梗细胞治疗与固有免疫调控的赵猛认为，可让干细胞来源心肌细胞表达光敏蛋白，移植后通过光调控电活动，促使新生心肌与原生心脏同步收缩，实现心肌修复。 赵猛提出，细胞溯源、复苏效力、光照方案、术后监测、故障处置、患者随访等临床全链条问题，需要在研发阶段就提前统筹。同时仍存在诸多待解难题：心脏增大后光照覆盖效果、炎症缺血环境下细胞功能稳定性、反复光刺激的局部损伤、细胞免疫排斥及异常增殖风险，都需要和器械企业联合攻关。 赵猛也建议，要建立细胞和光照装置的配套评价标准，实现细胞全流程可追溯，保障光照设备输出可校准；同步开发适配临床的递送器械与操作规范，对植入位置、光照范围、温升、器械固定开展联合验证。还需将细胞批次、光照参数、心率与治疗结局做关联记录，从早期临床就同步收集疗程成本、疗效获益等数据，完成卫生经济学评价，为后续临床推广与支付决策提供支撑。 除视觉修复、心肌修复外，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王立平研究员团队在国内搭建了完备的光遗传神经调控研究平台。团队借助光遗传技术解析本能恐惧、防御行为的皮层下神经通路，并通过光控开启/关闭相关环路调控动物的恐惧反应，同时开展癫痫神经环路的光干预研究；团队同步还开发了适配光遗传的配套技术体系，以挖掘焦虑、癫痫等脑疾病的潜在干预靶点。 资本参与逻辑 根据Mordor Intelligence等专业机构统计，狭义全球光遗传市场（包括科研硬件、光敏蛋白、病毒载体等）规模2026年约为6.2亿至6.8亿美元。 同时，PW Consulting（普华永道咨询数据显示称，2025年，全球光遗传市场临床治疗市场（包括基因治疗药物、配套光学刺激医疗器械等）规模约1.94亿美元，其中超过半数市场来自RP这一适应征，2032年则有望达到6.39亿美元，复合增速18.52%。 资本押注光遗传产业逻辑何在？多家国内外一线医疗资本人士共同认为，一个聚集了多种靶向机制、功能的“精准神经调控平台”是关键，上述眼科的RP管线只是平台的第一个验证出口，一旦平台的AAV递送、光敏蛋白、靶点验证体系跑通，管线可以横向平移拓展至癫痫、神经痛等中枢适应征。 方正证券医药首席分析师许睿向记者表示，当前光遗传技术整体仍处在发展早期，距离实现成熟产业化尚有不小差距，但该赛道具备广阔的长期成长空间，有望攻克部分现有手段难以治疗的疾病，视觉相关疾病则最有望率先迎来突破。 许睿称，作为典型的“药械组合”一类创新疗法，光遗传技术行业壁垒较高；除常规药物研发需要攻克的各类难题外，产业端还需要持续加大配套辅助器械的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实现药物与器械的协同发展。 华医资本董事长刘云曾参与多家眼科前沿生物疗法企业融资，他告诉记者，评估光遗传技术项目有2大关键，一是适应征的选择，其中眼科凭借给药便捷、光易抵达靶组织、疗效便于评估等生理优势，成为当下最具可行性的方向；帕金森、癫痫等深部脑疾病受脑组织光穿透限制，技术壁垒高，仅适合作为超长期布局，短期难以实现商业回报。二是工程化落地能力。光遗传是“药械组合”疗法，光敏蛋白创新并非核心难点，关键在于控制免疫排斥、保障蛋白体内长效表达及配套光照设备可靠运行。 变现路径、行业风险如何考虑？刘云表示，短期来看，试剂、光源、设备等科研工具可率先创造现金流，支撑企业运转；中长期眼科光遗传疗法有望在约三年内实现商业化。但眼科多为罕见病适应证，属于“高单价、窄人群”市场，即便产品落地，也难以实现大规模盈利。 针对光遗传技术相关企业的后续发展，刘云则建议称，第一，企业应重视科研耗材业务，以工具板块现金流反哺高消耗的临床管线研发，保障自身存续。第二，鉴于当下投资人更看重实际价值，因此，企业可以弱化学术论文叙事，突出工程化硬数据，优先展示人体试验初步安全与功能证据，而非仅依赖动物实验结果。第三，若企业选择布局深部脑疾病这类高难度赛道，也不宜独自攻坚，可以向大型药企授权技术平台，以首付款、里程碑收益，支撑自身短周期项目落地。

2026-10-18: 全球AI制药仍未摆脱“反摩尔定律”的泥潭：药物开发工具日益强大，投入越来越多，但临床前阶段药物筛选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远不及临床试验失败率带来的损耗，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 “问题出在哪？我们盯着药，却不完全了解疾病。”中科计算技术西部研究院研究员、图灵-达尔文实验室副主任、哲源科技联合创始人赵宇说。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一个驾驶技术熟练的人开着车在陌生的城市里穿行，不违反交通规则，但不知道往哪儿去。“制药行业过去二十年就在这个效率陷阱里打转。” 破局的关键在于范式转换：不再让AI只盯着“分子”，而是让AI去理解“疾病”本身，再从疾病出发寻找靶点，以靶点机制为指导进行药物适应证选择。 于是，以认知疾病为目标的计算医学概念应运而生——通过构建“生命世界模型”，在计算机里生成虚拟病人、跑通虚拟临床试验，把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前移至虚拟世界，乃至从源头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在《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计算医学”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并列，正式进入产业视野。产业化序幕也悄然开启。10月18日，以国内自主孵化生命世界模型为“大脑”，支撑该模型持续训练、运行、验证和产业化的计算医学基础设施——WHIRLPOOL计算医学平台在深圳发布。第一财经了解到，该平台目前整体数据规模约10PB级，覆盖疾病超1000种，具备7天建立一个万人级专病库的工程效率。 “给虚拟人喂电子药”受到关注 “计算医学”并非一个新概念，其诞生甚至早于全球AI制药热潮。 2005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率先成立了计算医学研究所。约十年后，中国开始有科研院所进行系统性倡导和探路。张春明、赵宇、谭光明团队于2023年在《科学与社会》刊发研究成果，明确将计算医学定义为药物创新的“底座技术”：通过多尺度生物数据整合建模，解码疾病核心机制与药物疗效逻辑，为药物研发全流程关键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更通俗地说，计算医学通过“AI+生命科学”，构建生物模型用以“计算生命（疾病）”。其本质是将生物医学知识转化为数学模型，利用AI和高性能计算（超算），将多组学跨尺度的生物医学大数据迭代训练出逼近真实生命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征，从而理解疾病和药物机理中认知不清的系统性问题，进而在构建疾病模型、产生靶点机制、精准临床方案设计等环节为行业赋能。 “人类目前获批的靶点仅约600个，而生命的复杂度远超想象——一个疾病涉及几百上千条信号通路互相扰动，每条信号通路又关联数百个基因。”赵宇说。在他看来，计算医学的独特价值在于，没有一个人类大脑能理解这么复杂的生命网络，但AI可以。 这套模型最硬核的验证，是“虚拟临床试验”。2023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江旻教授团队启动了一项虚拟临床试验，平行对照一项注册二期乳腺癌研究。该研究利用计算医学技术建立基于肿瘤患者数字孪生的药物疗效预测方法，使受试者同时进入真实临床试验和虚拟临床试验，以评估虚拟结果与真实结果的一致性。这项虚拟临床试验又被业内称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项目。 2024年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江旻透露，从当时入组的6例患者的虚拟结果来看，对药物响应的预测与真实临床试验结果完全一致。换言之，基于患者数字孪生给予试验药物后产生的有效性结论，与真实肿瘤患者临床试验结论吻合。 随后两年里，“给虚拟小人喂电子药”的虚拟临床研究受到了更多临床科研机构的关注。进入2026年，第一财经了解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陆续有公立三级医院开始筹备或启动探索虚拟临床研究，亦有一些受访国内创新药企表达出了兴趣。 9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计算医学”首次进入国家级战略规划视野。 在业界看来，之所以直至今年它才被写入国家级战略规划，是因为中国在数据积累、算力升级、产业需求三重条件上臻于成熟，而技术爆发式增长与临床价值导向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错位。 AI制药长期使用的“化学模型”仅能作为“效率工具”，无法全面回答“科学决策”问题。尤其是随着在已知靶点基础上的创新红利退潮，若缺乏对疾病机制与有效靶点的清晰认知，即便具备高效的分子设计和合成能力，也难以真正推动“疾病领域治疗价值首创”。 今年，摩根士丹利发布行业研究报告《跨越分子：2026年是人工智能药物发现的成败之年》，尝试以化学模型和生物模型二分法对AI制药技术格局进行概括。随后，中国科研人员在《中国食品药品监管》上发文，首创从“同类首创”（FIC）向“疾病领域治疗价值首创”（FID）的新药研发模式转变的思路，认为化学模型与生物模型共同构成AI制药体系的两大核心基础性模型，路径上彼此衔接；而基于计算医学的“生物模型”，正是解决FID方法论下药物研发“科学决策”问题的关键。 人才、资金等难题待解 从已有的实践来看，计算医学的产业意义正在逐步显现。 正如前述肿瘤治疗领域的虚拟临床试验，赵宇表示，单个肿瘤临床病例入组成本动辄50万元，而入组患者中药物有效的可能寥寥。如果能在临床前通过虚拟仿真更精准地锁定目标人群，就可以大幅减少临床后期的无效投入，同时提高患者获益概率。 另一个例子在已知靶点的适应证拓展上。CDK4/6抑制剂过去二十年间在全球乳腺癌治疗领域累积了百亿美元级的市场规模，但当跨国药企和国内创新药企尝试拓展适应证时，努力了200多个管线，大多迄今无果。赵宇团队先通过虚拟临床试验，对泛实体瘤对该药物的响应程度进行系统性评价，在计算机中穷举出了上百个潜在适应证；再选取其中评分靠前，且临床无药可用的一个罕见瘤种——脊索瘤，与上海长征医院合作验证：5年入组10人，8人单药有效，入组受试者中的疾病控制率达到80%。 “这类发病率百万分之一的罕见病，在真实世界中穷举验证根本不可能，只能在计算机里完成。”赵宇表示，药企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医院也缺乏相应的临床PI和伦理审批资源，更未必有足够多的目标患者可供入组。“计算医学不一定保证成功，但能显著压缩真实世界的失败成本——大量试错在计算机上完成，一旦试验结果与模拟结果不一致，及时止损、重新规划路径，而非盲目推进。” 他将这种药物研发新范式概括为“导航式研发”——从“试出来”走向“算出来”。目前，药物发现至临床阶段平均需要13.5年、投入26亿美元。而通过计算机全流程仿真（AI靶点发现、AI药物发现、虚拟临床试验），再由此指导实际验证，从靶点验证、药物验证到临床验证，最终走向新药上市申请，整个过程有望压缩至6年、1亿美元，即可完成一款具备全球权益的候选药物开发。 从更长远来看，计算医学的本质是“算疾病”而非“算药”。一种业界观点因此认为，如果将这一能力外推至更广阔的疾病防控领域——从早筛早诊到精准用药，从单病种突破到多病种协同——其想象空间远不止于药物研发本身，也高度契合“健康中国”以预防为中心的战略导向。 但聚焦当下，概念走热之后，计算医学的商业模式却尚未跑通，人才储备问题也难以一蹴而就。 “传统药企的信息化部门做的是效率提升，不是范式革命。所以真正懂AI的人，不愿去药厂做二等公民。”一位接近该领域的业界人士表示。计算医学需要的是跨学科的“总师型”人才——既懂BT（生物技术）又懂IT（信息技术），能在脑子里划清边界并统筹全局。“现在的大学生开始具备这种交叉能力，但现存从业者大多不行。” 资本市场同样尚未完成“范式教育”。 一种受访观点认为，AI制药长期被归为Biotech/AIDD，本质上是“旧范式里的效率插件”——资本市场愿意为“效率”付钱，投资人也熟悉“分子—临床—BD—并购”的线性逻辑。相比之下，计算医学是“新范式里的底层操作系统”，其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价值难以被传统AI制药投资人认可；而如果把它当作Biotech来估值，它又没有分子可卖，价值更难被验证——“算得对”不等于“能卖钱”。

2026-10-17: 来华就诊的海外患者数量有增加趋势。顺应这一趋势，国内医院正在积极打造品牌。 正在广州举办的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首次设立国际医疗服务专区，旨在集中展示广州优质国际医疗与旅游服务能力，面向境内外客商推介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品牌，促进跨境医疗旅游服务供需对接。 “国际医疗服务专区的设立，为医院走向世界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多家参展的医院代表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不止出口商品 10月15日，在国际医疗服务专区开幕式上，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孟昊表示，广州国际医疗辐射全球，目前涉外医疗服务已覆盖133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国际医疗门诊量近9万人次，同比增幅近20%。 具体到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陈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该院依托岭南中医药为核心竞争力，打造了中医主导、中西协同的国际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全年，来自境外的患者达8万人次，较2024年同期增长17%。 复星健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航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复星健康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4家医疗机构2025年累计吸引超2万名入境就医患者，预计今年的数字有望翻倍。 “中国国际医疗口碑正在快速建立提升。过去亚洲跨境医疗市场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为主；近年越来越多海外患者主动来华就医，核心吸引力来自国内过硬的医疗技术、前沿设备、高性价比，以及优质创新药资源。与此同时，中国跨境医疗短板正在补齐：持续完善国际化配套，包含多语种服务、行程安排、商业保险对接等细节服务。”胡航说，此次广交会首设国际医疗展区，代表中国从商品出口，转向商品+服务协同出口，可以借助广交会平台扩大中国国际医疗的全球影响力。 近年来，一些从事医疗海外推广和旅游健康服务的中介机构应运而生。 “很明显感觉到，线上咨询来华医疗服务的外国患者是逐月、逐范围增加的。从最开始的每月仅有一到两单询问，到现在每天都有两到三单咨询量，能明显感觉到海外患者来华就医的需求市场并不小。”广州优医信息咨询创始人汪垚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相对某些国家医疗体系的治疗费用而言，中国的治疗费用并不高，尤其是口腔科、骨科等疾病治疗。 新蓝海 纵观海外，国际医疗旅游可以成为一国或者一地区经济新引擎。 中国的入境医疗旅游正逐渐兴起。为了抢滩这一新蓝海市场，今年以来，从广东省到广州市，围绕国际医疗服务，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今年3月底，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就公布首批25家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紧接着，今年4月份，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也发布了12条支持国际医疗服务发展创新举措。 本届广交会上，广东首个一站式数字化医疗旅游服务平台“穗康旅”（GZ Medigo）APP正式发布，目的是为海外用户提供在线咨询、专科预约、支付、随访及相关配套服务。 胡航认为，这些皆有助于擦亮广东整体医疗品牌。 “参考东南亚国家发展跨境医疗旅游经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卫生部已将国际医疗旅游列为重要支柱产业。依托政府层面的背书，不仅提升了行业公信力，也打通了技术、资源共享的协同壁垒。”胡航说，广东省正推动省内国际医疗领域的各类医疗机构开展协作，可以充分发挥各家的专科特色与市场化优势，合力做大全省国际医疗市场。 胡航表示，在海外推广与合作交流中，海外保险公司、医学组织、医疗机构及当地医生向患者推荐来华就医时，十分看重中国先进的诊疗技术、特色中医药方案以及完整的服务体系。本次借助广交会平台，公司也希望可以向海外客商与合作机构完整展示整套服务闭环。虽然中国国际医疗行业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市场前景广阔。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医务部主任揭育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患者挑选医院，首先看临床技术能力，其次看就医体验，该医院拥有18个国家级、24个省级重点专科，领先的医疗技术吸引不少海外患者专程就医，医院也在持续打磨就医服务体验。

2026-10-16: 近年来，公立医院与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速进入医养照护领域：护士上门照护，医院自办养老机构，医疗与养老的服务边界不断打开。然而，“怎么收费”一直是绕不开的堵点。在坚持公益性的框架下，机构不敢把价格定高，往往只能收取基础服务费，可人力、运营、医疗风险等成本却难以覆盖；上门护士额外承担交通与时间成本，却缺少相应补偿机制；失能、半失能患者的部分“医疗级”需求，却可能找不到对应收费依据，机构“有能力、不敢接”。针对这一长期说不清的定价困局，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推动普惠养老服务提质扩面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的具体范围。在业界人士看来，这份指导意见的关键意义不止于“补空白”，更在于把普惠养老的位置讲清楚了：在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中，它并不是基础性、兜底性养老，而是依靠政策支持和市场运作，面向广大普通家庭。指导意见在主要原则中明确，在“坚持普惠可及，大力发展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的普惠养老服务”的同时，要“坚持分级分类，引导增加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分级分类主要依据养老机构类型和服务类型。服务类型分为三类：基本服务费、非基本服务费、上门服务费。其中，基本服务费指养老机构向入住老人收取的床位费、护理费；非基本服务费指养老机构在基本服务费外，向入住老人收取或代收的餐费等其他费用；上门服务费指养老机构为居家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收取的费用。机构类型则包括：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完全市场型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和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指导意见将符合条件的公建公营、公建民营、社会办养老机构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举办的养老机构均明确为普惠支持型机构，并要求省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具体认定办法，地级及以上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认定具体工作、发布机构名单并定期更新。根据指导意见，公建公营、公建民营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基本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其他社会办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基本服务费由地级及以上发展改革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明确收费标准参考区间。非基本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16日在答记者问时进一步解释称，对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举办的养老机构，其基本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其成本可能相对较高的实际，允许根据成本增加情况适当提高基准收费标准，调动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养老服务的积极性”。换言之，指导意见对公立医院提供普惠养老服务划定一条 “松绑又立规”的边界：基本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让政府投入的政策红利真正传导到群众；非基本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为公立医院所提供的高质量医养照护服务提供合理补偿。“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原则制定政府指导价或收费标准参考区间。”该新闻发言人表示。具体来说，政府指导价在制定和调整前，会先履行成本调查等程序，定价成本主要包括提供养老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合理费用支出，也包括政府补助、社会无偿捐赠等应按照要求冲减成本。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并结合市场供求状况和养老机构性质等因素。与此同时，考虑合理的利润水平，释放明确信号，引导各方加大投入力度，稳定经营预期，从而实现机构可持续、老人可负担的双重目标。为引导各类支持政策向普惠支持型机构集中倾斜，该新闻发言人还提到，加大对普惠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场地供给等支持力度，推动将闲置公共服务设施改建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普惠养老服务；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带动作用，重点支持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设施改造和设备更新；按规定用好地方留成的彩票公益金，支持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服务能力提升。近一年多以来，国家卫健委和地方卫健部门多次发文，支持优先支持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新建改扩建医养结合服务设施，支持提升县域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推进县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发展医养结合服务。结合供给侧分级诊疗目标，需求侧“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枢纽”的现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延伸医养照护服务，鼓励上门服务，正成为各类政策支持的一个焦点。指导意见也专门规范了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相关收费标准：全托床位10张以下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收费原则上实行市场调节价，确有必要的，报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可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上门服务方面，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上门服务费原则上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服务机构综合考虑服务成本、交通成本、供求关系等因素合理制定，地级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可会同发展改革部门明确收费标准参考区间，为服务机构自行定价提供指引。通过清晰明确的价格政策，让服务机构合理定价、明白收费，让老年人家庭看得懂、可比较，推动扩大更多优质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供给。

2026-10-16: 去年有一阵子，一群杭州的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遇到一个医保报销难题：一款用于术后辅助治疗、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遭到了医保拒付。 这款药已进入医保目录多年，是术后患者辅助治疗的常见用药。 无法报销的核心矛盾，落在了对患者群体的分期判定上。 这款抗癌药的医保支付范围同说明书一致，限定为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可做完手术的高复发风险患者，应该算早期还是晚期患者？在临床一端，临床医生的判定逻辑通常是：患者存在4枚及以上淋巴结转移，属于高复发风险人群，但只要完成根治性手术，肿瘤完整切除，无论术前临床分期，均可归为早期乳腺癌，符合用药适应症。 但彼时，杭州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严格参照《中国晚期乳腺癌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018 版）》定义，把这类多淋巴结转移病例划为局部晚期乳腺癌，判定超出医保报销的早期适应症范围，医保拒付由此产生。 临床分期判定逻辑与医保监管口径，在现实中，出现了明显分歧。 杭州自2022年7月上线省智慧医保智能监管系统，2023年底国家层面推动全国统筹区完成智能监管全覆盖。系统落地之后，这类临床与医保监管规则的冲突不再是个案。长期以来形成的临床诊疗判断习惯，和医保系统刚性、文本化的审核标准开始碰撞。 受影响的不只是患者能否顺利报销药费，与此同时，临床医生的诊疗与病历书写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 临床医生陷入两难：从肿瘤治疗角度有用药需求，但系统审核规则卡住了支付通道。 一位医生向《健闻咨询》说，“智能监管的事前预警机制，已经在重塑开方习惯。”过去写完诊断即可开具处方；如今落笔前，必须预判系统审核逻辑，斟酌病历描述、诊断写法，规避预警与拒付。过去部分存在的超适应症用药空间，在智能审核约束下不断收缩。 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一套 “医保版临床路径”。 不过，医保部门的边界十分清晰：医保支付规则划定的，是医保基金准予支付的情形，不等于限制医生临床处方权。医保部门也认可政策需要贴合临床实际，愿意联动临床专家迭代智能审核规则。 回到杭州乳腺癌用药争议这一案例。 矛盾暴露后，杭州市医保局在2025年9月牵头组织全市乳腺癌专题专家论证会，汇聚临床、病理、医保多方专家共同研讨，最终形成突破性共识：局部晚期乳腺癌，特指无法实施根治性手术切除的III期患者；所有已经完成根治手术切除的病例，即便部分属于III期，统一归入早期乳腺癌管理，对应的术后辅助治疗药物可纳入医保报销。该口径由浙江省肿瘤医院医保物价部于2025年9月5日发文下发至全院临床科室执行。 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在双方如此对话间，得以优化。 而临床医生，也正在这场规则磨合的阵痛里，努力学习适应新的审核逻辑。 被重塑的临床习惯 黄宇是一家三甲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所在医院上线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已有数年。日常诊疗中，他接触最多的是系统的事前提醒功能。 所谓事前提醒，是指在医生开具处方、申请检查的过程中，系统自动识别疑似超适应症用药、超量开药、重复收费、性别诊断矛盾等医保风险，实时弹窗预警。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事前提醒累计触发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达到71%。 这套机制正在悄悄重塑医生的开方逻辑。 “过去写完患者症状和诊断，直接就能开药。现在下笔前总要先预判：会不会触发弹窗？处方、病历要怎么表述，才能顺利通过审核。” 黄宇说。 泌尿系结石的诊疗就是典型例子。过去临床有个常用思路：用一款前列腺增生药物松弛输尿管平滑肌，辅助结石排出。但这款药并未获批泌尿系结石的适应症，属于超适应症用药。在智能监管落地前，只要医生评估临床获益，就可以直接开具。 如今再这样开方，系统会立刻弹出适应症不符的预警。医生有两个选择：完善病历描述，或是忽略弹窗。黄宇会根据患者个体情况权衡取舍。 “高龄男性结石患者，如果同时伴随排尿不畅，大多合并前列腺增生，把这个诊断写入病历，就可以正常开具药物。” 黄宇解释。但若是女性结石患者，或是没有排尿困难的年轻男性，若要使用该药物，则只能由患者自费。 随着系统持续迭代升级，黄宇的感受十分直观：这套工具对监管端越来越便捷，对临床文书的要求则愈发严苛，以往诊疗中存在的弹性空间，正在被持续压缩。 举个例子，一位女性患者主诉排尿困难。放在从前，仅记录症状、不给出对应疾病诊断，也能通过审核、开出这款前列腺增生药物。但现在必须有明确诊断支撑，而女性并无前列腺组织，无法下前列腺增生诊断，这条路径就此关闭。 在黄宇看来，临床诊疗充满个体化场景，很难完全被标准化规则覆盖，诊疗本需要保留一定弹性。只能说，弹性消失不等于无治疗方案：“比如存在排尿困难的女性患者，可以选择手术或者留置导尿，只是治疗成本会更高。” 不止泌尿外科，其他科室医生同样感受到病历书写标准的抬升。 一名心内科医生向《健闻咨询》讲述了他频繁收到某心衰药物的疑点数据的经历。 这款药物的医保支付条件苛刻，不仅要求患者经过利尿药物治疗（这是心衰药物医保报销里的结构化准入条件），还限定特定心衰分型。多数患者即使符合医保准入条件，处方依然会被标记疑点。 反复排查后，医生才找到根源：诊断条目漏填。即便病程记录中写明心功能不全、心脏彩超结果也可佐证，结构化的智能系统，却无法读取游离在诊断字段之外的病历文本与检验数据。 这名心内科医生认为，智能监管有其正向价值：能够前置提示医保合规风险，降低医生的执业隐患，但系统仍有优化空间。“如果系统可以直接抓取检验检查结果，临床就能省去大量事后申诉工作。” 黄宇也有相似的看法。 系统虽增加了临床文书的工作量，但也倒逼诊疗行为规范化。“比起过去数月之后才开展人工复核、事后追责，这种事前预警，至少风险前置了。人工审核很难做到如此高密度、精细化筛查。” 医保管理方也清楚，智能监管不能干预正常临床决策。事前提醒属于预警而非强制拦截，核心作用是提示合规风险；监管划定的只是医保基金的支付边界，并非禁止医生开药——患者确有需要，可选择自费使用。 国家医保局《关于开展智能监管改革试点的通知》也明确提出，要持续优化事前提醒，减少对临床诊疗不必要的干扰。 一名地级市医保智能监管负责人总结了底层原则：“事前提醒的规则要尽可能精准，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对医生诊疗行为的扰动。” 超适应症用药成为历史 不少医生也意识到，医保智能监管上线后，超适应症用药正在成为历史。 “我们医院现在要求必须按照说明书的范围，或者是医保范围开药。”黄宇发现，超适应症用药正在慢慢减少。 所谓超适应症用药，指临床用药超出药品法定说明书载明的适用范围。这一现象长期广泛存在于临床，在肿瘤领域尤为普遍；有统计显示，部分药品的超适应症用药带来的收入，甚至可达其总收入的 40%。过去，临床会依据前沿研究、指南经验，在说明书之外为患者尝试更优方案，但这类用法大多不在医保支付范畴。在国内，多数药品的医保支付边界与药品说明书保持一致，一旦超出说明书用药，基本就落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外。 “以前大家觉得超适应症用药是个灰色地带，医生想给患者更好的治疗方案，可能会忽略一些合规风险。”黄宇说，“现在医生们不敢了，因为很可能会被监管系统发现，金额大了，还可能涉及到更严重的责任。” 对医生而言，超适应症用药意味着麻烦和责任——智能监管系统不仅能在事前，对医生的超适应症用药进行弹窗提醒；还可以在事中审核环节反馈疑点数据，要求医生解释或直接拒付；甚至在事后监管环节对医疗机构进行追查。 某种程度上，临床选择的减少，受影响最终是患者。 这也让不少医生陷入两难：遵循医学指南的最优治疗方案，可能触碰医保合规红线；严守说明书与医保边界，又会压缩患者的治疗选择。 “不少药品说明书更新滞后于医学指南的发展。比如一款乳腺癌药品，在指南里可用于早期乳腺癌，但说明书适应症还局限于晚期。”一位医生说，“所以很多患者在一个月4000元自费用药，如果吃不起的人，就放弃治疗了。” 联合用药：医保规则追赶临床指南 这种医学指南与药品说明书不同步，所造成的报销矛盾，在肿瘤联合用药场景中会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定程度上，它影响着部分新药的放量，因此引起了药企的关注。 联合用药指一种新药搭配一种或者几种老药的治疗方案。在联合用药过程中，常常出现新药说明书载明联合用药方案，可以报销，老药说明书未更新相应内容，无法报销的情形。 以某肿瘤疾病的联合用药方案为例：方案所设计的两款靶向药均在医保目录内，医保支付规则也和药品说明书绑定。其中上市更晚的靶向药，获批了该联合治疗方案；而上市较早的那款药物，说明书并未写明可与前者联用。最终就出现了同一个治疗方案里，一款药物可医保报销、另一款只能自费的尴尬局面。 “这两种靶向药单独使用，医保都能报销，可一旦联用，其中一款就要自费，一个疗程就要多出数万元费用。” 不少患者对此难以理解，“两款药都在医保名录，为什么单独用能报，搭配在一起用就不行？” 除此之外，临床诊疗高度个体化，医生常会根据患者身体状态增减联合方案中的药物。一旦方案经过调整，和说明书载明的标准方案出现偏差，就可能触发医保拒付。 比如高龄、体质偏弱的肺癌患者，临床标准方案为培美曲塞+卡铂+依沃西单抗。为降低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医生会去掉副作用较强的卡铂，将三药方案简化为双药方案。调整后的方案更适配患者耐受度，却会面临医保无法报销的问题。 药企正在密切关注这个痛点。 “联合用药中的老药往往不便宜，如果不能报销，很多患者可能也不用新药了，这直接影响新药的放量。”一家药企准入人士告诉《健闻咨询》，她们之前经常被业务部门追问，“你们准入部门有什么措施解决联合用药的报销难题？” 今年春天，国家医保局对此做出了快速反馈。 4月17日，医保局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明确了联合用药方案以新药说明书为准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新药的联合用药方案获批，即使老药未获批联合用药的适应症，也可报销。 国家医保局还在回应中强调，“医保支付范围界定的是医保基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支付，不是限制医师临床用药。希望医保工作人员尊重临床根据患者病情作出的合理诊断，和广大医务人员一同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保障权益。” “医保局4月的这项调整，正是呼应临床指南的进展。”另一位药企人士评价。他期待医保支付范围的更新可以常态化：当临床诊疗指南或专家共识更新后，能够组织研讨形成共识，进而反馈到医保支付范围修订中。

2026-10-15: 今年进博会将于11月5日启幕，一些跨国企业高管也定下了行程。 “进博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让我们能够展示创新成果，也向中国合作伙伴和政策制定者展示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直观医疗董事会执行主席古迦睿（Gary S.Guthart）近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古迦睿的表态颇具代表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但中国能给予跨国企业的不止于市场，而是日益成为全球企业重视的创新之地。 齐聚进博会 作为进博会“全勤生”，直观复星将连续九年参展。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连续9年参加进博会。”古迦睿说，进博会也是企业向中国合作伙伴和政策制定者展示长期承诺的机会。 直观医疗方面向第一财经证实，该公司CEO罗岱威（Dave Rosa）将率管理团队参加今年的进博会。他也是在华合资公司直观复星的董事长。 美敦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马萨（Geoff Martha）也确认将率企业高管团队参加第九届进博会，这将是他本人首访进博会。 美敦力是全球医疗器械头部企业，杰夫·马萨将在进博会期间与中国合作方探讨AI数智技术如何赋能医疗产业。 “进博会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展示平台，更是美敦力在全球医疗健康最具活力的地区，与患者、合作伙伴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深入交流的重要契机。”杰夫·马萨表示。 近日，欧莱雅集团首席执行官叶鸿慕确认将率全球管理团队再次来到上海，出席第九届进博会。 “对欧莱雅而言，进博会远不止一场年度盛会，更是一个全球共享的重要平台，与欧莱雅追求发展与创新的愿景不谋而合。”叶鸿慕表示。 今年是瑞士企业IQAir连续第七年亮相进博会。IQAir是全球空气净化与空气质量监测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今年进博会期间，IQAir全球首席执行官Frank Hammes将专程赴上海参会并出席相关活动。 “IQAir全体成员都十分期待第九届进博会，并非常高兴能在品牌中国直营十周年之际，通过高效能的清洁空气解决方案，继续为打造更清洁、更健康的未来贡献力量。”Frank Hammes表示。 人头马君度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Franck Marilly也确认将率团参加第九届进博会。人头马君度是国际知名烈酒巨头，拥有多个知名干邑品牌。 Franck Marilly表示：“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进博会为全球企业巩固既有伙伴关系、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是集团全球发展的重要市场，也是集团长期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投资于中国 中国不但是重要消费市场，也是跨国企业日益重视的创新之地。 “对雅诗兰黛集团而言，进博会是一个汇聚全球创新理念、连接消费者与合作伙伴，并将创新转化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中国不仅是我们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也日益成为集团人才、洞察与灵感的重要源泉。我们在这里积累的经验与创新实践，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全球消费者。这正是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原因。”雅诗兰黛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司泰峰（Stéphane de La Faverie）说。 今年是司泰峰首次来到进博会现场，这亦是其自2025年1月履新后首度登上这一开放合作的舞台。 进博会是展示全球医疗创新成果的重要平台，每年都会汇聚众多跨国企业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行业趋势。进博会九年来，一些医疗器械企业也日益重视中国本土创新能力。跨国企业不只是分享中国消费大蛋糕，也在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创造未来。 九年来，美敦力已有近40款明星展品从展台走向临床一线。美敦力方面表示，随着美敦力中国战略3.0的深入推进，美敦力持续完善在华价值链布局，在本土研发、智能制造、创新协同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过去几年，直观医疗投资于本地生产和本地化运营，也开始加大在数字化领域的投入，积极参与中国创新体系的发展。 “未来，我们将在这些领域的基础上继续投入，并进一步加快投资步伐。我们相信，中国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强大的供应链合作伙伴。我们期待未来20年，将继续坚定投入中国市场。”古迦睿表示。

2026-10-15: 生命的起点，向来被写在精卵结合的那一刻。可如果绕开精子与卵子，通过一把“化学钥匙”，把哺乳动物身上的普通体细胞重新拨回全能状态，让它在体外一路分裂、分化、自组织——它能不能独自走到器官奠基的那一刻，甚至响起第一声心跳？ 清华大学丁胜教授团队14日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Modelling mouse embryogenesis from chemically induced totipotent stem cells》（基于化学诱导全能干细胞构建小鼠胚胎发育模型），证实了这一可能性。 “只有全能性细胞才有可能独立形成完整生命。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起点并不是生殖细胞，而是通过人工诱导，让体细胞重新获得全能状态，并由此展开生命发育。这是此前其他科研团队尚未实现的。”该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药学院首任院长丁胜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 在这一人工诱导的细胞中，起初并不存在心脏、血管或预先形成的生殖系，而是处于生命最早期的全能性状态。但它能够启动一套内在的自组织程序，使这些结构与功能在彼此关联中逐步涌现——目前已出现具备节律性收缩能力的心脏样结构以及原始生殖细胞等细胞谱系。 丁胜认为，这项研究更根本的意义，并不在于利用这类细胞产生某一种特定细胞，用于传统意义上的细胞替代治疗，而在于建立一个能够研究和调控生命起点及早期发育过程的实验体系，从而理解一种起始细胞状态如何产生胚内和胚外组织，并进一步组织成彼此协调的整体发育过程。 他表示，在相对更近的疾病研究中，由于这一体系能够产生胚外组织，它可以用于研究胚外组织异常如何影响胚胎发育，并探索相应的干预和修复策略；更长远来看，这类研究也可能为因缺乏功能性精子或卵子而面临生育困难的人群提供新的辅助生殖研究路径。 全能干细胞体外培养的新解法 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个体发育通常始于全能性的受精卵——它不仅能产生胚体本身的全部细胞类型，还能分化出胎盘等胚外组织。 但这种全能性转瞬即逝。以人为例，受精后的最初几轮细胞分裂仍保留着很高的全能性；到约第3天的8细胞期之后，随着胚胎开始压实和第一次谱系分化，细胞逐渐走向不同的发育命运。到第5至6天形成囊胚时，胚胎已经分化出不同的细胞群，全能性不再存在。随后，囊胚从透明带中孵出，完成与母体之间的首次“对话”，即胚胎植入。之后，胚胎经历原肠胚形成、三胚层分化和器官发生，各类组织与器官按照既定的时空程序有序形成，直至新生命诞生。 目前，生命早期发育中仍有大量“黑箱”尚未打开。同时，由于相关体内研究既受伦理规范约束，也面临多重技术瓶颈。于是，干细胞及其衍生的胚胎模型已然成为当前科学界在体外模拟和追溯早期胚胎发育轨迹的重要工具。随着再生医学的发展，医学界也希望通过干细胞研究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已经分化的细胞，能否逆转既定的分化命运、重新获得更高的发育潜能？ 2012年，日本学者山中伸弥因发明人工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他发现，通过少数几个关键转录因子，就可以将已分化的体细胞重编程回多能状态，从而建立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细胞命运重编程方法，为多种疾病的疾病建模、药物筛选和细胞治疗开辟了道路。 不过，多能性不足以产生一个完整生命体。由此，丁胜把问题进一步推向生命最初的起点：能否通过人工调控，让已经走上不同发育道路的细胞重新获得全能性，重新拥有从“一”展开为完整生命的潜能？ 真正的难点也由此出现。自然界中的全能性产生于受精卵和最早期的胚胎阶段，不仅依赖生殖过程，而且转瞬即逝，很快便随着细胞命运分化而消失。要摆脱对这一自然过程的依赖，在体外人工诱导出全能样细胞，并让这种状态能够稳定维持和扩增，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未解的难题。 丁胜曾把这个目标形象地概括为：“从培养箱里蹦出来一只小鼠。” 这并不是说实验的目的只是制造一只小鼠，而是把它作为对全能性的终极检验：如果一个人工诱导的起始细胞状态能够不依赖生殖细胞，从头启动并完成生命发育，就意味着人们真正触及了生命从一个细胞开始、自我组织并逐步展开的内在规律。 第一块基石铺于2022年6月。当时丁胜团队在《自然》发表论文，用三种小分子——TTNPB、1-Azakenpaullone和WS6，被合称为“TAW”鸡尾酒组合——把小鼠多能干细胞诱导成具备全能性的细胞，并能在体外长期维持。这类细胞被命名为化学诱导的全能性干细胞（ciTotiSCs）。 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丁胜团队首先解决的是“如何回到起点”的问题：找到让多能干细胞重新获得全能性状态的条件，并使这种状态能够在体外稳定自我更新和长期维持。 但另一个重要问题随之而来：当非生殖细胞能够在体外被重新赋予全能性之后，这种状态能否继续向前发育？能否让不同的细胞按照相应的时间和空间秩序出现，并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步自我组织成一个复杂、具有多种生命活动特征的整体？ 在这篇最新发表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进一步优化上述化学诱导全能性干细胞（ciTotiSCs），并由这一全能性干细胞出发，构建出连续发育的小鼠胚胎模型，使其能够跨越囊胚、原肠运动和早期器官形成等阶段，并出现血管与血液、生殖系以及具有节律性收缩的心脏等组织。 在辅助生育等领域具备转化前景 随着具有节律的心脏组织、正在形成的血管—血液系统和生殖系细胞均在研究中出现，丁胜表示，生命发育的三个维度——功能的出现、系统的整合，以及生殖系的建立，均已实现。更为关键的是，它们不是孤立生成的，而是从同一种人工诱导的全能性状态出发，在同一段具有时间和空间秩序的发育过程中相继出现。 正因如此，丁胜认为，这项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模型抵达了某一个发育阶段，更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从人工诱导的全能性状态出发、研究生命如何自我组织的实验框架。“这一框架将帮助科学家研究，这类人工诱导的全能性细胞如何产生不同的细胞命运，并使它们彼此协调；早期发育为何会失败；以及具有功能的组织和器官如何在同一发育过程中协同形成。” 在他看来，科学家可以以此为工具追问生命起始的基本问题，例如早期发育为何失败、生物学信息如何跨越世代延续。同时，在以伦理合规为前提的转化研究中，这一体系也为胎盘与胚胎植入相关疾病、部分不孕不育的机理研究与辅助生育治疗探索、器官体外再生，乃至更远的灭绝动物复活与濒危动物保护，提供了潜在可能。 比如，模型中形成了原始生殖细胞——即未来产生卵子或精子的细胞谱系。转入专门培养体系后，这些前体细胞进一步成熟，并显示出进入减数分裂早期阶段的能力。尽管这些细胞还不是成熟的配子（精子或卵子），研究也暂未检验其生殖能力，但生殖系的出现意味着，这一发育程序已经延伸到一种特殊的细胞谱系：生物学信息正是通过它，在未来从一代传递至下一代。 “对天然缺乏有效精子或卵子的患者，能否从非生殖细胞出发，经历这段阶段性的短暂发育过程产生生殖细胞，再做体外受精？”丁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 另一个应用前景是类器官研究。丁胜指出，类器官的瓶颈在于内部没有血管，长不大，只能是“迷你器官”，尺寸与复杂度都受限。而本模型已开始形成血管循环系统并产生血液细胞，未来或有实验室借此构建更复杂的类器官，甚至打开一个全新领域。 相较于转化研究的前景，丁胜表示，该团队后续仍将专注于基础研究。“终极目标当然是移植进子宫、诞生健康小鼠。” 但目前这项工作尚未产生完整个体。他坦言，随着发育推进，模型继续发育的效率明显下降，部分结构也仍与天然胚胎存在差异。目前还无法判断这些限制究竟来自体外培养环境、模型本身，还是二者共同作用；如何支持更长时间、更完整地发育，仍需进一步研究。 不过丁胜也表示，如果真到了生命诞生的那一刻，问题就转向伦理层面与工程化问题。 至于未来将类似方法拓展到其他哺乳动物、尤其是人类细胞，他同样认为，难度不只在于科学技术层面，更在于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审查和充分的公共讨论。

2026-10-15: 10月13日晚间，片仔癀（600436.SH）公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林志辉因工作调整辞去董事长职务，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公司任何职务。林志辉任内，片仔癀总市值蒸发近千亿元。 "铁打的片仔癀，流水的董事长"——有投资者如是戏称片仔癀的高管层动荡。林志辉2023年8月当选董事长，任职约三年两个月，是近五年间第三位离任的董事长——此前潘杰任期8个月、林纬奇19个月。而片仔癀的总经理职位近年来也更迭频繁。 管理层频繁“换血”之际，公司业绩持续走弱，2025年营收、净利双双下滑，为上市以来首次，2026年上半年延续下行，单季营业收入自30余亿元降至18.32亿元。高管动荡与业绩滑坡之际，片仔癀的股价自2021年12月见顶后连跌五年，现价较历史高点累计回撤约75%，总市值缩水至735.2亿元。 五年三换帅，董事长总经理"走马灯" 公告显示，林志辉因工作调整辞去董事长职务，同时辞去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片仔癀表示，林志辉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尽快完成新任董事长的选聘工作，但尚未公布新任董事长及代行董事长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林志辉2023年8月上任至本次离任，片仔癀的市值由约1700亿元缩水至约735亿元、蒸发近千亿元。 林志辉1974年10月出生，曾任诏安、漳浦两县纪委书记，漳州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2023年7月调任片仔癀党委书记、同年8月当选董事长，原定董事任期至2025年1月20日，因延期换届履职至今。 林志辉是近五年间片仔癀第三位离任的董事长。2014年12月进入片仔癀出任董事长的刘建顺执掌六年多，2021年4月因个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接任的潘杰当年12月即因工作调整辞任，任期约8个月；漳州国资委调任的林纬奇2021年12月上任，2023年7月辞职，任职19个月、不足两年。两任前董事长刘建顺、潘杰均因违纪被查：漳州纪委监委2023年5月通报潘杰被查，同年8月通报刘建顺被开除党籍并立案审查调查。 总经理岗位同样变动频繁：2014年12月潘杰辞任总经理、转任九龙江集团董事长后，该职空缺近四年半、由董事长刘建顺代行；2019年7月黄进明获聘，2026年7月29日到龄退休，任职7年；悬空近两个月后，9月22日施艺雄获聘接任。 营收连滑七个季度，股价五年跌逾七成 与人事动荡并行的，是片仔癀业绩的持续下行。2024年营收达107.88亿元，创历史新高，但归母净利润增速放缓至6.4%、毛利率同比下滑约4个百分点。自2024年四季度起，公司营业收入连续七个季度同比负增长，归母净利润自2025年二季度起连续五个季度同比下滑。 2025年，片仔癀实现营收90.01亿元、归母净利润21.59亿元、扣非净利润20亿元，同比分别下滑16.56%、27.49%、34.25%，为上市以来首次年度营收、净利双降，其中第四季度单季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近90%。 进入2026年，片仔癀业绩颓势不减，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45.73亿元、归母净利润10.93亿元，同比分别下滑14.98%、24.22%。单季度来看，2026年二季度营收18.32亿元、同比、环比双降，较31亿元左右的季度高点缩水逾四成；当季归母净利润3.50亿元、同比下降21.02%。 对于业绩下滑原因，片仔癀在中报及业绩沟通中解释称，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医药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竞争日趋复杂的发展环境，终端消费市场整体承压。 分产品看，作为公司营收主力的肝病用药（片仔癀锭剂及胶囊剂）上半年收入23.48亿元，同比下降18.92%，是拖累整体业绩的主要板块；心脑血管用药收入7742.65万元，同比增长28.82%，但业务体量有限，尚难拉动整体业绩。 片仔癀业绩体量下滑的同时，盈利能力也在走弱。根据东方Choice数据，公司的销售毛利率从2023年的46.76%降至2024年的42.74%、2025年的36.43%，2026年上半年回升至39.83%；销售净利率则是单边下滑，从2022年的29.02%跌至今年二季度末的23.73%。 原材料价格是影响片仔癀利润率的关键变量之一。根据公开信息，天然牛黄价格自2022年底约57万元/公斤一路涨至2025年7月约170万元/公斤的高点。主要原料成本随之走高，片仔癀或为对冲成本压力，公司2023年5月发布调价公告，称“鉴于片仔癀产品主要原料及人工成本上涨等原因”，将片仔癀锭剂国内市场零售价从590元/粒上调至760元/粒，涨幅为28.8%。 今年以来中药材的价格下降较多，天然牛黄国内市场价格也已大幅回落，到2026年8月底约为55万元/公斤，较高点价格降幅约68%。采购端，片仔癀年内打通了海外牛黄采购渠道，成本压力有所减轻。据悉，片仔癀上半年根据牛黄进口开放政策积极参与牛黄试点工作，完成了全国首单牛黄进口，打通了牛黄进口的通道，核心原料的瓶颈问题得到缓解。 股价层面，片仔癀在2021年7月21日盘中触及历史高点（481.16元，前复权），此后逐年走低，2022年以来股价连跌五年。10月14日，片仔癀收盘报121.86元，较历史高点累计回撤74.67%，总市值较峰值约2900亿元蒸发约2200亿元。 高管动荡与业绩下滑，是片仔癀当前需要面对的两条主线。新任董事长尚未落定，新任总经理施艺雄就任不足一月，管理层能否稳定仍待观察；牛黄价格回落与进口落地带来的成本红利能否在报表端兑现，亦有待验证。

2026-10-15: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重点在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 医疗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是群众看病就医的核心内容；医保是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的重要筹资来源，医保基金也是群众看病就医的“保命钱”；医药是指药品和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直接关系服务的质量安全、能力水平。深化“三医”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核心目标是通过政策协同、信息联通和监管联动，让群众看病更方便、负担更轻、用药更安全。 首先来看医疗机构公益性改革方面。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公立医院不是企业，而是事关群众健康的大事业。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回归公益性质，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切实担起办医责任，财政要持续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保障基本建设、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和人才培养等，减少公立医院对不合理创收的依赖。 今年5月，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上海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其中明确：要按规定落实政府投入责任，推动公立医院支出标准建设，拓展多元补偿渠道，防范化解公立医院欠薪和债务问题；要按照“以岗定责、以岗定薪、责薪相适、考核兑现”原则，推动形成更有利于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内部薪酬分配制度。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有助于优化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生态，也会对民营医疗机构形成正向示范和竞争约束，推动其更加注重规范执业和社会责任。 其次来看医保方面。 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保护好和用好医保“救命钱”。为此，要落脚于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 一方面，要落实精细化管理导向，加强医保基金全流程管理，强化收支监测预警；要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基金飞行检查、日常核查和智能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另一方面，要持续壮大医保基金规模、扩大覆盖面。 国家医保局今年3月发布的《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显示，2025年，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35873亿元，总支出30009亿元，总体运行平稳。在扩大覆盖面上，农村医疗保险及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体制建设正在完善中，也会惠及更多群众。 其三来看医药方面。 总的要求是，要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关键是药品安全和价格合理。 5月15日开始施行的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强调：坚持“四个最严”要求，细化各方主体责任，严格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管理规范，加强监督管理，细化法律责任，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防护底线。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今年9月国新办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化药品耗材的价格治理，督促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常态化执行挂网价格“红黄标”风险预警，提醒医疗机构优先选用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耗材。 总之，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十五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仍是重要任务。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明确改革的重点领域和目标。推进“三医”是主攻方向，是重点领域，让群众看病更方便、负担更轻、用药更安全是根本目标。

2026-10-14: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理念在近日召开的一场全国性重要会议上再次被重申。 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下称“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会议还提到，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业界普遍认为，为真正实现预防关口前移，既需系统推进医防融合，聚焦重点人群，提升基层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重点传染病的多病共防能力；也需加快建立健全新型健康服务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费用支付体系，强化卫生健康、疾控部门与医保、财政、教育、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大卫生、大健康”的整体治理格局。 早在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就被写入总体战略，成为推进健康中国的重要原则之一。 根据国家卫健委历年统计数据，近年来，中国卫生总费用规模持续扩大。另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发布的相关统计结果，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2023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人均卫生总费用分别列第87位、第68位，较2015年分别提升15位、13位。 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卫生资金配置有待完善，投向“预防”的资金还存在短板。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万泉等今年发表在《中国卫生经济》上、题为“202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与分析”的研究文章梳理提到，从资金机构配置上看，2015—2024年，流向城市医院的费用占比从39.52%上升到43.47%；流向公共卫生机构的费用占比从6.56%下降到5.74%；流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费用占比从8.22%上升到8.38%。该研究文章认为，“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尚未在卫生费用配置中显现。 与此同时，受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危险因素普遍流行的叠加影响，当前，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绝对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肥胖及相关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日益高发，肿瘤等重大疾病则出现年轻化趋势。而基于气候变化等因素，一些传染病流行特点发生明显变化。 面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多病共防的复杂形势，以及这一复杂形势与有限的防控资源之间的矛盾，业界认为，“十五五”阶段，亟需筑牢基层多病共防能力，加大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重点围绕构建基层“预防—筛查—管理”全链条服务体系，完善资金和资源配套。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并将“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单列成节，进一步强调深化“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并在“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一节中，明确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发展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早筛早诊早治体系，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下降到13%以下。 就在大会前夕，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洪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同样提到，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具体而言，针对传染性疾病，沈洪兵在文章中至少提出了三点“疾病预防”工作：首先，在预防接种方面，将进一步完善国家免疫规划策略，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聚焦免疫效果好、群众需求高、成本效益显著的疫苗，探索通过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重点人群接种，推动全生命周期疫苗接种策略实施。推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提供预防接种服务，推行疫苗处方政策，全面推广电子预防接种证和预防接种数据跨地区共享，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便捷的预防接种服务；其次，跨部门协同上，将加强环境健康、学校卫生、职业健康、伤害防控等公共卫生综合干预，全面提升服务水平；此外，强化重点地方病防控，分阶段、分病种控制和消除重点地方病危害。 针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国新办9月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也提到，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实现主动健康。 事关疾病预防的创新支付机制也在逐渐健全。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推动健康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融合发展，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管理、事后保障”相结合的新型健康服务保障体系，鼓励开发惠及带病群体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 今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首次明确允许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这也是医保基金支付预防性产品的一次关键破冰。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卫生资源向基层向预防向“投资于人”倾斜，万泉等在前述文章中还建议，进一步转变卫生资金投入导向，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加强公共卫生、疾病防控、健康促进等方面投入力度，重点加大早期筛查、健康干预、环境健康治理等前端投入，降低重大疾病发病风险，减少后期重症治疗高额支出，提升卫生资金投入整体健康效益。

2026-10-14: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下一步，“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将成为主攻方向。而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则成为落实这一方向的关键抓手。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下称“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称，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大会还提到，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之所以要“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必要性主要有四：其一，公益性必须有制度底座——编制、人事、薪酬、财政补助、监管等核心制度不突破，公益性就无法切实落地；其二，部分医疗机构已出现负债运行，编制内外的医务人员待遇差距较大、护士缺口明显，公立医院运行同时存在资金和人才缺口；其三，激励机制仍存错配，医院逐利冲动与群众利益、基金安全之间尚未形成均衡；其四，“全面落实”四个字本身就是战略信号——此前的改革有成效但不全面，此时提出，释放的是抓落地、抓穿透、抓加快的明确意味。在他看来，下一步，尤其需要以薪酬改革为抓手，将价值医疗导向嵌入激励机制，从而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在落实“两个允许”薪酬制度的同时，推进“三个结构调整”——逐步、动态地缩小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收入差距、医院内部业务科室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奖励性绩效工资所占比重；此外，建立健全公立医院编制动态调整机制。与此同时，完善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人员激励约束机制还需向管理端延伸：既要优化面向普通医务人员的薪酬体系，也要在医院运营管理中深化院长负责制，破除“创收导向”的薪酬模式。大会称，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今年以来，相关改革举措已在逐步展开。6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发布的“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中提到，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重点整治采购人“关键少数”违规干预。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新版《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在薪酬制度方面，新版办法明确了“落实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重申“严禁将领导人员收入与医院经济收入直接挂钩”，并提出“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体现以加强公益性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按照有关规定经批准可以对领导人员实行年薪制”。至于“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近一年多以来，中央和地方卫健行政主管部门多次释放“控三稳二强基”信号，优化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支持开展基层特色科室建设，通过提升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以实现自我造血。与此同时，医保和医药改革也正相向而行。今年，国家医保局首批遴选基层病种，通过医保支付改革中“同病同付”的制度设计，引导基层机构主动加强常见病、多发病患者收治。不过，在异地就医规模扩大、城市优质医疗资源虹吸效应显著的背景下，受访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对于社会需求大而自身收费能力较弱的基层医疗机构和薄弱科室，如何给予适当经费补助、落实政策性亏损补助，保障其平稳运行，并合理引导和规范异地就医行为，从而支撑公益性目标的实现，仍需拿出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大会中，“医院良性运转”与“（医保）基金安全运转”和“群众负担合理”并行，共同列为“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目标。“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大会称。在金春林看来，以往针对医院端的目标表述，多集中于“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此次将其置于基金安全与群众负担的目标框架下一并提及，说明这三大目标只有联动推进、相互协调，才有可能同时实现医保和医疗改革的目标。“这一表述转变，意味着：医院不是单纯的被控费对象，而是医改的利益协同方。”金春林说。他进一步解释，往后看，医保基金有结余不应成为考核公立医院的唯一标准。如果仅以基金安全和患者减负为名单边约束医院，短期看医院运营数字会好看，长期却可能诱发推诿重症、负债扩张、学科萎缩与人才流失，最终反噬群众就医体验，并抬高基金监管成本。因此，把“医院良性运转”写入总目标，是实现医改可持续目标的重要一环。当然，医院、患者与医保三方目标之间仍存在现实张力，但化解张力要靠制度激励；下一步需进一步推动价格改革、支付改革与财政补偿协同发力。

2026-10-12: 跨国药企勃林格殷格翰在上海张江成立中国研发中心，并将借此把中国参与早期研发项目的比例，从目前的约70%，提高到100%。 10月12日，在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研发中心落成现场，勃林格殷格翰股东委员会主席冯保和表示，这已经是他今年第四次来到中国。此前一天（10月11日），他刚刚参加了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投资中国不是一项短期商业决策，而是一项长期承诺。” 根据规划，中国研发中心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展在华早期临床开发能力，一方面要深化外部创新合作，进而加速将前沿科学发现转化为惠及中国乃至全球患者的创新治疗方案。 加码新药早期临床开发 设立中国研发中心，被看作是勃林格殷格翰在华研发布局的新阶段。 今年8月，勃林格殷格翰宣布升级在华布局。根据“中国战略2035”，勃林格殷格翰将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入，同时在上海张江设立新的研发中心，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创新生态的布局，推动中国科研与临床优势更早融入勃林格殷格翰全球新药开发。 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晏宁博士说，这一调整代表着勃林格殷格翰将进一步释放中国市场的潜力，在覆盖研发、生产到商业化的全价值链布局中，发挥中国作为全球创新策源地的重要价值。 此次落成的中国研发中心，明确要整合四大核心能力，在中国进一步强化科学发现、早期开发与转化研究之间的联动。 其中，新成立的早期医学团队将通过疾病机制研究、生物标志物开发以及临床概念验证（PoC）研究，推动创新项目的发展。外部创新团队将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快速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合作，积极发掘、评估并推进合作机会，支持更多授权引进和合作项目，为勃林格殷格翰全球研发管线贡献创新成果。 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勃林格殷格翰将积极推动中国参与所有概念验证前（Pre-PoC）临床开发项目。 截至目前，中国已参与勃林格殷格翰100%的全球关键临床研究，以及超过70%的全球早期临床研究项目，在全球创新管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推动多个创新药物在中国实现全球首发或全球同步获批。 数据显示，2025-2026的2年间，勃林格殷格翰有3款新药、5项适应证在华获批。其中两款新药全球同步获批，一个适应证更实现了全球首发、早于欧美日。 随着在华研发与商业化能力的提升，勃林格殷格翰预计到2030年将在中国收获近20项注册审批，在动物保健领域，预计同期将有近10款新产品和新适应证获批上市。 深化外部创新合作 对外加强链接中国创新力量，已经成为跨国药企构建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一环。 10月10日，诺华上海园区落成十周年之际，宣布与投资及运营合作伙伴易商集团、云松资产三方携手，启动诺商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这一产业化基地，将面向创新药、医疗器械等生命科学领域企业开放，为入驻企业提供从中试到生产的全链条空间支持，助力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环节。 勃林格殷格翰也将进一步加强BD交易，发挥风险基金的作用。 今年访问中国期间，冯保和曾参观了几家创新科技公司，他表示，中国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1月27日，先声药业（02096.HK）宣布，与勃林格殷格翰达成一项独家许可与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先声药业自研的TL1A/IL-23p19双特异性抗体SIM0709，用于炎症性肠病的治疗。 根据协议，勃林格殷格翰获得该项目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权益。先声药业可获得首付款，以及基于开发、注册和商业里程碑的成功，最高可达10.58亿欧元的付款，此外还可获得大中华区以外净销售额提成的特许权使用费。 生物医药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2025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成为上海第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今年以来，上海已有6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位居全国前列；20个3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位居全国第一，创历史新高。 今年上半年，上海生物医药BD交易15起，金额达141亿美元，数量、金额均位居全国前三。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江舸表示，希望跨国企业抓住上海的发展机遇，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加快进口产品国产化的进程，加强创新策略能力，在沪建设生产制造基地、研发创新中心等各类功能载体，深度融入上海生物医药的产业发展生态。

2026-10-12: 全球首款个体化mRNA肿瘤疫苗今年8月份试验成功后，正在重新点燃该赛道热度。 “2022年、2023年后，生物医药行业进入资本寒冬，mRNA赛道更是遇冷。新冠mRNA疫苗大获成功之后，市场一直质疑mRNA技术能否拓展到治疗领域。此前和投资人交流时，大家普遍认为mRNA治疗赛道不确定性很高。”近日，在2026（第三届）BIOCHINA华南生物产业大会上，惠正奇董事长兼CEO回爱民说，莫德纳的mRNA肿瘤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取得成功后，证实mRNA平台技术可行，消除了平台层面的核心风险，市场关注点随之转变：不再纠结技术路线能不能成功，而是聚焦各家企业的技术实力、研发执行能力与管线布局。这对整个mRNA行业是重大利好。 当前，赛道回暖信号显现：跨国药企近期在华收购mRNA疫苗管线，国内本土mRNA疫苗企业也同步加大研发人力布局。 热度重点燃 8月19日，Moderna与默沙东联合宣布，其共同开发的个体化mRNA肿瘤疫苗intismeranautogene联合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在完全切除的IIB-IV期黑色素瘤辅助治疗III期临床试验INTerpath-001中达到无复发生存期主要终点及无远处转移生存期关键次要终点，成为全球首个在III期临床中验证成功的mRNA肿瘤疫苗。 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Moderna美股股价从不到63美元/股，变为225美元/股，累计涨幅近2.6倍。 在治疗肿瘤过程中，免疫治疗的应用正在普及，这类疗法大多是直接向人体输入免疫制剂，被动杀伤肿瘤细胞；而mRNA肿瘤疫苗属于主动免疫：向体内输入抗原，不直接杀灭肿瘤，而是调动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去攻击肿瘤。 在回爱民看来，Moderna的mRNA肿瘤疫苗临床试验成功，具备三层里程碑意义。第一，mRNA技术诞生六十余年，2020年新冠mRNA疫苗实现突破，但属于预防性疫苗；本次mRNA肿瘤疫苗的成功，实现了mRNA从疾病预防向疾病治疗跨越，打开mRNA技术更大的应用空间。第二，肿瘤疫苗概念提出多年，但长期未能实现临床转化。这项三期临床取得阳性结果，意味着肿瘤疫苗正式从理论技术走向临床商业化。第三，个体化mRNA肿瘤疫苗是典型的精准治疗，做到一人一药、一人一方。虽然产品尚未正式商业化，但在试验中验证了可行性，证明个体化精准肿瘤治疗的技术路线走得通。 近期以来，资金重新押注mRNA疫苗赛道。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中国mRNA企业艾博生物宣布，与跨国药企诺华达成授权及许可选择权协议，加速推进mRNA-TCE及其他RNA创新疗法的开发。 通过这笔授权，艾博生物可以获得5.75亿美元的首付款。若协议内项目的全部选择权均被行使，在达成约定的开发、监管及商业化里程碑后，公司有资格获得最高约72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同时还将获得未来产品销售的潜在分成。 近日，云顶新耀也宣布任命Lakshmi Srinivasan博士、Brandon Coder博士这两位mRNA肿瘤疫苗领域资深科学家，加速全球临床开发。这两位科学家此前曾在莫德纳等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负责肿瘤疫苗研发，具备从早期发现到临床转化及临床开发的完整实战经验。 在2026（第三届）BIOCHINA华南生物产业大会上，广药集团方面表示，“十五五”期间，公司将系统布局抗体药物、细胞治疗、核酸药物、基因治疗、核药等关键领域。 “公司将打造BD商务拓展、产业并购、融资三大‘开放接口’，向全球合作伙伴开放能力底座。”广药集团副总经理彭伟表示。 技术挑战 回爱民表示，Moderna的mRNA肿瘤疫苗临床试验成功，给新药研发带来诸多启示。新技术落地，需要选好突破口：该肿瘤疫苗选择治疗的方向黑色素瘤突变负荷高，抗原信号更容易识别；选择手术切除后的残存微小病灶作为治疗场景，更容易实现临床突破，而不是直接挑战巨大实体瘤。同时，新技术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走联合用药路线，做好临床试验设计、全周期项目协同。 “个体化肿瘤疫苗的生产流程较为复杂：采集患者样本、二代测序、AI抗原预测、mRNA合成、LNP制备、制剂放行，再回输患者体内。即便临床取得成功，产业化仍有不少难题，包括个体化生产体系搭建、生产成本控制等，需要先实现临床突破，再逐步拓展适应证、持续进行降本。”回爱民说，除个体化肿瘤疫苗外，还有通用型肿瘤疫苗，后者不需要一人一方，同一适应证所有患者可以使用同一处方，和常规抗癌药物模式一致。如果说个体化疫苗成本偏高，通用型肿瘤疫苗成本优势明显。 对于mRNA肿瘤疫苗而言，如何提高有效抗原预测的准确性，是当前最大的技术挑战。与此同时，mRNA疫苗包含mRNA活性药物成分与LNP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系统，二者缺一不可，传统第一代LNP存在专利壁垒、稳定性不足、毒性等行业痛点。 回爱民表示，其所在的企业近期也研发出新一代LNP递送系统，相比第一代LNP递送该递送系统，新一代递送系统可在零下20℃保存18个月，可增强可及性，降低成本。 国金证券曾在8月份发布的研报中表示，2026下半年至2027年，行业将迎来密集临床读数及申报窗口期，个体化、通用型两条技术路线将同步完成临床验证，相关临床里程碑将成为赛道重要催化因素。 回爱民认为，鉴于中国近年在mRNA领域投入远远超过欧美，两三年后，ADC、双抗出海热潮将会在mRNA领域重演。

2026-10-12: 金迪克（688670.SH）好不容易等来了三价流感疫苗获批上市，但该消息并未能提振市场。 10月12日上午，金迪克股价开盘后暴跌，截至上午十点左右，股价已出现20cm跌停，公司市值仅有18.9亿元。 原因在于，这款三价流感疫苗已经错过本流感季规模化销售时间窗口，对公司全年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致使公司全年经营业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流感疫苗生产销售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每年9-12月份为流感疫苗的销售旺季。由于流感病毒毒株每年可能发生变异，每年均需接种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有效期一年。 2026年上半年处于2025-2026流感季，销售的产品为2025年生产（使用2025-2026流感季毒株）批签发的产品。但2026年下半年开始至2027年上半年止，只能销售2026年新生产批签发的产品（使用2026-2027流感季毒株）。 以往中国的流感疫苗市场，四价流感疫苗也占据主导地位。 金迪克原本主要从事四价流感疫苗生产销售，公司的营业收入全部来自于四价流感疫苗。 然而，本年度，世界卫生组织（WHO）及中国国家流感中心公布“推荐2026-2027年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将B/Yamagata系病毒从推荐组分中剔除，受WHO调整流感疫苗推荐组分影响，本流感季三价流感疫苗将成为市场主推产品。 基于上述调整，金迪克本流感季也不再销售四价流感疫苗，改为销售三价流感疫苗。 金迪克的三价流感疫苗刚刚获批，产品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证明后方可上市销售，同时还会受地方政府采购招投标进度影响。 换言之，该疫苗何时能够真正销售，还不得而知。 金迪克表示，截至目前，公司暂无可供销售三价流感疫苗。 当前，国内已正式获批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产品合计20余款，且后续有同类产品陆续获批，市场竞争加剧。对于晚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而言，竞争就越处于不利地位。 经初步测算，金迪克也预计全年营业收入可能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能实现扭亏。 金迪克亦表示，若本年度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值，将触及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4年、2025年，金迪克已连续两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2026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再度亏损5107.04万元。

2026-10-12: 哈药股份（600664.SH）董事兼总裁芦传有被实施留置的消息公布后，10月12日，公司股价一字跌停，公司市值报167.48亿元。 作为一家拥有近80年历史的制药企业，哈药股份是全国医药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也是黑龙江省首家上市公司，其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复方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钙铁锌口服液等产品家喻户晓。 前一晚，哈药股份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相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公司董事、总裁芦传有的《立案通知书》和《留置通知书》。 尽管哈药股份声称“公告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依旧在资本市场上引起一定的担忧。 这次被查的芦传有，原本属于退休返聘的人员。 现年65岁的芦传有，曾任哈药集团制药六厂总工程师、常务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哈药股份副总裁、高级顾问。 2022年10月，芦传有曾因退休原因，辞去哈药股份副总经理职务，彼时辞职后的芦传有转任公司高级顾问。 但一年多后的2023年12月11日，哈药股份董事会又决定聘任芦传有为公司副总裁。 2023年12月27日，芦传有被聘任为哈药股份总裁。 哈药股份年报显示：芦传有2024年、2025年的薪酬分别为350.79万元、296.68万元。 按照计划，芦传有在公司本届董事会的任期，将到2026年12月26日结束。 此时被查，距离他在董事会任期结束，仅有两个月多时间。 哈药股份的医药研发与制造业务涵盖化学药、中药、生物药、大健康产品、医美产品等领域。跟不少传统药企一样，哈药股份当前正处于转型期，同样面临转型压力。 仿制药行业正在纵深推进的集采，大大挤压了相关药企利润，这给哈药股份医药工业板块增长带来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公司的保健食品板块在行业增速回落、渠道加速转型等背景下也出现增长承压。 虽然哈药股份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止跌回升，同比增长57.99%，但营收增速仅有2.10%。 哈药股份曾在今年半年报中表示，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聚焦心脑血管、消化代谢、呼吸系统、抗感染、抗肿瘤等主要疾病领域，大力推动老年人用药、儿童用药及大健康产品开发，全面梳理产品管线，加快提升产品竞争力。

2026-10-12: 2025年9月，金恩林卸下千亿互联网医疗企业CEO一职。4年的CEO任期结束后，外界一度以为，他会就此休整，放慢脚步。 但间歇三个月后，2026年1月，金恩林主导的新公司澎湃欣耀注册成立。从带领数千人的成熟平台掌舵人，变成十几人初创团队的创始人。 过去十余年，金恩林长期身处医药流通、零售与互联网医疗一线，亲历并推动了中国医药电商从萌芽到规模化的全过程。离开熟悉的平台业务后，他没有继续沿着医药电商、平台业务前行，而是选择一条更重的路。 当外界好奇澎湃欣耀是一家什么方向的公司时，金恩林的答案是“既是延续过往，又有新的体验”。 澎湃欣耀聚焦消费类创新药，通过获取和开发具有长期价值的消费类药品资产或商业化权益，围绕产品进行长期经营。 “澎湃欣耀的定位是一家消费类创新药Pharma（药企）。”在不久前《健闻咨询》与金恩林的对话中，他这样描述新公司。“以前我们帮助很多产品完成商业化，今天我希望再往前走一步，不是帮助别人卖产品，而是承担产品生命周期的长期责任。” 以下是《健闻咨询》与金恩林的对话。 创业是我想回答的下一道题 健闻咨询：从大公司离职之后，为什么3个月后就选择了创业？ 金恩林：我不是一个特别能闲下来的人。去年9月离职后，我就在思考下一程。对我来说，如果只是把以前做过的事情换一个地方再做一遍，吸引力没有那么大。下一件事儿，要能发挥长处基础上，还要获得新的体验。过去这些年，我接触过很多创业者，听过很多创业故事，难免悸动。慢慢地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大概是我人生里迟早要经历一次的。 健闻咨询：为什么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是可行的？ 金恩林：过去十几年，我的工作有很强的内部创业属性。不断寻找机会、做判断、带团队验证、调整直到拿到结果，这套工作方式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健闻咨询：做职业经理人更开心，还是创业更开心？ 金恩林：我现在其实不太用“开心”来衡量工作了。人生不是一直在寻找更好的位置，而是在不同阶段回答不同的问题。过去的问题，是怎样依托一个大平台把事情做大、做深；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从零开始，我能不能独立做出判断、承担结果，并把一家新公司建立起来。 所以不是哪一种状态更好，而是到了不同阶段，人会自然想回答不同的问题。对我来说，创业就是我现阶段想回答的下一个问题。 健闻咨询：你以前在规模很大的成熟平台做CEO，带领几千人的团队，现在手下只有10几个人，可调动的资源变少了，心里会有落差吗？ 金恩林：状态完全不同。创业以后我感受特别深的一件事是，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以前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现在首先要判断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上面。某种意义上，创业逼着你不断做取舍。 为什么是消费类创新药？ 健闻咨询：澎湃欣耀的业务是围绕消费类创新药开展，是怎么找到这个方向的？ 金恩林：这个想法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大概在2017年左右，我注意到在皮肤领域有一些品牌通过新的患者教育和商业化方式取得很好的成绩。当时我就预测，未来一定会出现一类药企，他们的产品有独特的临床价值，特别匹配消费者自身驱动的需求，拥有与患者沟通的营销能力。去年思考创业方向时，我又把这个想法翻了出来，发现现在是一个更好的时机。 健闻咨询：为什么现在是更好的时机？ 金恩林：我看到三个变化正在同时发生：消费类的需求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共识，消费相关疾病领域不断出现新的创新药供给，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创新药，同时患者获取医学信息和参与治疗决策的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三个条件过去并没有同时成熟。 健闻咨询：你怎么定义消费类创新药？ 金恩林：我理解的“消费类”并不是说药品变成了普通消费品。 药首先是药，安全、有效和合规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们更关注几类特征。第一，疾病本身存在比较明确、尚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第二，新产品相对于现有治疗方式有临床上有意义的差异化。第三，患者在治疗决策中的参与度相对比较高，对疗效、体验、便利性这些因素比较敏感。第四，支付方式相对多元，不完全依赖医保。 这些特点叠加以后，产品本身的价值更容易被患者感知，也更适合通过更高效率的患者教育和商业化体系去建立市场。所以本质上，我们不是在寻找“容易营销的药”，而是在寻找临床价值能够更直接地转化为患者价值的药。 健闻咨询：你们现在主要看什么样的产品？ 金恩林：第一原则始终是产品。我们过去半年看了300多个项目，真正能够持续往下推进的比例其实很低。 我们首先看的是，这个产品相对于现有治疗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差异化，它解决的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未满足需求。 医药行业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每个治疗领域都在一代一代迭代。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找所有产品，而是找到下一代治疗方式里面，那些真正可能改变现有治疗格局的产品。 健闻咨询：效果更优的药不应该卖的很好吗，药企为什么要卖给你们做商业化？ 金恩林：这是这个行业很有意思的一点。一个好产品和最适合它的商业化体系，并不总能够天然匹配。 一家药企可能同时有很多产品，不同产品在公司内部的战略优先级不一样；有些产品很好，但和原有销售体系并不完全匹配；有些产品则需要完全不同的患者触达和市场教育方式。因此，一个产品过去没有做到很大的销售额，不一定意味着产品本身没有价值。 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找到这些产品，然后建立一套更适合它的经营体系。这不是说原来的企业做错了，而是不同资产需要不同的组织能力。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健闻咨询：和你过去做医药电商的经历是相关的，这是不是你最大的优势？ 金恩林：这是优势之一，但我越来越觉得，它不能成为这家公司的全部能力。渠道认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患者在哪里、信息怎么传播、产品如何触达，但一家Pharma真正长期的核心能力，应该是三个东西。 第一是资产判断。第二是资本配置。第三才是商业化。如果第一步产品判断错了，后面的效率再高，也很难创造真正长期的价值。 所以我现在花很多时间看医学、看产品、看竞争格局，也不断和临床专家、研发团队交流。这是我创业之后时间比重最高的工作。 健闻咨询：你为什么要把药买回来，而不是代理？ 金恩林：代理更轻，但和我想做的事情不完全一样。我更喜欢能够积累、能够复利的事情。长期拥有一个产品的经营权益，你会用不同的时间尺度看问题。除了当期销售，还会考虑产品定位、医学证据、品牌和患者认知，这些东西是可以持续积累的。 但长期经营不意味着慢。我们会尽可能快地验证产品和市场，分阶段配置资本。长期主义不是把事情做慢，而是不因为短期压力做错长期决策。 所以我愿意承担更多资产风险，换取更长期的收益权。 健闻咨询：现在有充足的资金去买药吗？现在的工作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金恩林：创业公司资源永远有限，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就很重视资本纪律。最大的风险不是发展慢，而是在错误的地方投入太多资源。早期我们会集中资源，把少数几个资产看深、做透。 商业化不是“流量生意” 健闻咨询：药企卖掉一款药，为什么要选择你们这样一家小公司？ 金恩林：首先还是专业判断一致。如果我们对一个产品的疾病领域、目标人群、竞争格局和长期价值没有足够理解，对方也不会相信我们。第二是过去的经历带来的信用。过去十几年，我和很多药企、渠道、行业伙伴长期合作，这会降低合作初期的信任成本。 但履历只能帮你打开门。真正能不能拿到一个好资产，最终还是要看对方是否相信，你能够把这个产品长期经营好。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BD本质上不是一场交易，而是双方对一个产品未来十年价值判断的一次匹配。 健闻咨询：你经常强调数字化商业化。和传统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 金恩林：我并不认为数字化意味着不要医生、不要医院，也不是简单做线上营销。医药最终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业。今天最大的变化，是企业有机会更快知道：什么样的患者真正关心这个产品、医生最关注什么问题、哪些信息没有被理解。 数字化的核心不是多一个营销渠道，而是缩短反馈链条。不是为了“制造需求”，而是让真正有需求的人更有效率地获得准确的信息，并在医生和药师指导下获得合适的治疗。 健闻咨询：你们的业务和平台方是怎么样的关系？ 金恩林：合作关系。澎湃欣耀自己的定位是一家Pharma，我们未来需要和医院、医生、线下零售、线上平台等很多生态伙伴合作。平台提供的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平台是我们商业模式中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过去的平台经历让我非常清楚，一个药品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需要产业链很多角色共同完成。 健闻咨询：社交平台对药品营销合规的把关越来越严，会限制你们的业务吗？ 金恩林：药品和普通消费品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直接关系到健康。所以商业化能力不能建立在突破合规边界之上。 真正好的商业化，不是把一个普通产品包装成好产品，而是让一个真正有差异化的产品被正确理解。 长期主义，不是把事情做慢 健闻咨询：创新药在现在的市场上已经不是很性感的故事了，AI、硬科技也在吸引大量资金。你是怎么说服投资人的？ 金恩林：我觉得不需要说服所有投资人，融资本身也是双向选择，最重要的是找到认知一致的人。 我们做的不是早期研发，也不是追求短期增长的生意。核心是判断什么资产值得买、什么价格值得买，以及买完以后怎么长期经营。所以我们希望投资人理解医药资产的周期，愿意用长期视角看公司。 一些长期投资创新药的机构，本身积累了很多优秀资产和行业认知，而研发最终都要走向商业化，我们和他们其实有很强的互补性。 所以对我来说，比说服更多投资人更重要的，是找到一批愿意和我们用同一种时间尺度看这家公司的人。 健闻咨询：你对一款药的耐心有多久？ 金恩林：长期经营不等于无限等待。恰恰相反，越准备长期持有一个产品，越要在短期内去验证它。目标人群对不对，医生是不是认可，患者需求是否真实，信息表达有没有问题，渠道是否匹配，都应该尽早验证。 如果是策略错了，就调整策略。如果最后发现产品本身的核心假设不成立，也必须承认错误。 长期主义不是坚持错误，而是不给真正正确的事情设置过短的时间窗口。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事比人大，让组织超越创始人 健闻咨询：你对未来一年、三年、五年的规划是怎样的？ 金恩林：内部肯定会有经营目标，但我更习惯把不同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想清楚。 第一个阶段，是把第一批产品真正做出来，证明我们的选品逻辑和商业化方式成立；再往后，是从单个产品的成功，走到多个产品的复制，证明这不是偶然；五年左右，我希望澎湃欣耀已经成为一家有一批核心产品、有持续获取新资产能力的消费类创新药公司。 收入规模当然重要，但它应该是这套模式被验证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 健闻咨询：澎湃欣耀现在正在招聘，这个业务更需要具备什么样能力的人？ 金恩林：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其实比较跨界。医学专业性是底座，但仅仅懂医学不够。我们需要的是既尊重专业，又理解产品和用户的人，能够把临床差异化转化成患者和医生能够准确理解的产品价值。 健闻咨询：这半年里最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金恩林：有合作伙伴愿意把一个他们非常珍惜的产品交给我们长期经营。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甚至比签一个合同更大。因为药品不是普通商品。很多研发团队在一个产品上投入了很多年。对方愿意把它交给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公司，本质上是对你判断力和长期经营能力的一次信任。 健闻咨询：你希望六个月之后，市场如何理解你的公司？ 金恩林：我希望大家首先把澎湃欣耀理解成一家消费类创新药Pharma，而不是一家CSO、代理商或者新的流通平台。 过去的履历是公司创业的起点，但我希望未来大家提到澎湃欣耀，越来越少讨论我以前在哪里工作，而是看这家公司拥有什么产品、做出了什么结果。 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用产品来定义这家公司，而不是用创始人的履历来定义它，这家公司才算真正站住了。 健闻咨询：那十年之后呢，公司是什么样？你会怎样看待公司和你自己的关系？ 金恩林：十年以后，我希望澎湃欣耀已经形成自己的判断机制、组织能力和文化，不再依赖某一个人，包括我。 我一直觉得事比人大，公司也应该大于创始人。如果所有重要事情最后都只能由我来判断、由我来推动，那说明这家公司其实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创业早期，创始人一定会亲自做很多事情；但随着公司成长，我希望自己的角色慢慢从“做每一个决定”，变成“确保这家公司拥有做出好决定的机制”。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日常经营的一线，这家公司依然知道该选择什么、坚持什么，而且还能持续创造价值，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才真正做成了。

2026-10-10: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基因检测是靶向治疗的前提。尽管有多款靶向药可供患者选择，但受检测可及性、经济条件约束，不少患者难以完成必要基因检测，错失精准靶向治疗时机。 10月10日，肺癌病理基因多模态大模型DeepGEM 2.0正式对外发布，试图改变这一局面。 该大模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联合金域医学开发，可以实现最快1分钟内完成“看图识基因”，能够一次性完成国内已获批肺癌靶向药对应靶点基因的预筛工作。 在靶向药问世前，肺癌治疗以化疗为主；随着驱动基因突变被发现、对应靶向药物上市，肺癌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相比传统化疗，毒副作用明显降低；如今免疫治疗也同样需要基因检测支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梁文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传统基因检测存在价格昂贵、等待时间漫长、穿刺取样次数多、覆盖率低等局面。 “传统基因检测模式，有进行分步检测的，国内约半数肺癌患者携带 EGFR 突变，临床会优先筛查该靶点，再依次排查其他基因突变。但这种方式耗时漫长，部分病例等待周期可达一个月，危重患者可能错失治疗窗口；也有用二代测序进行全面扫描的，一次性扫描数百至上千个基因。但多数患者仅存在 1~2 个驱动突变，大规模全基因扫描存在资源浪费；同时检测费用偏高，几千至两万元不等，给患者带来不小经济压力。”梁文华表示，目前亟需一种实惠、快速、轻量化的基因检测方式。 DeepGEM 2.0依托常规数字病理切片图像开展分析，无须额外取材，最快1分钟即可输出分析结果。此外，该大模型在原有EGFR、KRAS、ALK、ROS1、TP53、LRP1B等6个基因的基础上，新增BRAF、ERBB2、FGFR、MET、NTRK、RET等基因，合计12个基因，实现当前国内肺癌获批靶向药对应的基因全覆盖。模型对靶向基因的风险等级进行预测，对可能有靶向用药机会的人群进行快速预筛。数据显示预测精确度最高可达90%。 依托“AI初筛+特定基因靶向验证”的模式，这项技术更有望将肺癌基因检测的费用降低至数百元区间。 梁文华说，引入该模型后，依靠AI的前置预测，预筛提示特定基因高概率的患者，优先选择针对性小Panel（数个或几十个基因）完成基因分型，既缩短等待确诊的时间，也省去不必要的高额检测花费；预筛提示低概率的患者，则可以直接选用大Panel（上百至上千个基因）检测，让每一笔检测费用都用在适配自身病情的方向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在AI新时代，科研要做到“顶天立地为人民”。“顶天”就是用 AI技术、用新技术；“立地”，就是让老百姓用得起，用起来简便、价廉、有效、安全。

2026-10-10: 圣诺生物（688117.SH）10月10日深夜发布的一则收到起诉书公告，揭开了国家第七批药品集采另一起串通投标案件。圣诺生物的全资子公司圣诺制药以及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文永均是这起案件的主角。根据公告，2024年6月28日，南京市公安局指定雨花台分局立案，根据雨花台分局的《起诉意见书》，圣诺制药涉嫌参与国家第七批集采药品醋酸奥曲肽注射液围标，该案现已侦查终结，目前处于审查起诉阶段。串通投标近日，圣诺制药及文永均已收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下称“雨花台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在这份起诉书中，雨花台检察院认为，被告单位圣诺制药、被告人文永均在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与其他公司及他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串通投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圣诺生物在公告中表示，文永均在取保候审阶段，仍在正常履职。本次诉讼事项最终结果须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审理办结。在这次案件披露之前，2024年4月，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曾发布了关于约谈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部分价格异常品种投标企业的公告。据介绍，有群众举报4个品种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存在投标价格异常情形。彼时，涉及这4个品种的共37家企业被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约谈，包括28家中选企业、9家未中选企业。不过在当年，国家医保局仅通报了其中一个集采品种，即盐酸溴己新注射液存在串标情况，并查实6家投标企业组织并参与串通投标。之后，涉案企业的违规获利也被国家医保局追回。当时，国家医保局就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积极防范、坚决打击医药采购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医药集采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之后的药品集采，国家医保局也在持续完善招标规则，试图堵住医药集采围标串标漏洞。多事之秋对于圣诺生物而言，这起集采串标案件将波及公司业绩。圣诺生物亦表示，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就全资子公司违法所得1097.96万元在2025年度财务报表中计提预计负债，因罚金金额暂不确定，预计将会影响公司本年度或以后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案件对公司后续制剂品种销售等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此时的圣诺生物，可以说正处于多事之秋。圣诺生物主要从事多肽类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在售的品种中，就涵盖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GLP-1原料药。公司也并非第一次被全资子公司圣诺制药拖累了。今年9月19日，圣诺制药被美国FDA列入第66-40号进口禁令名单，这带来的后果是，圣诺制药所有多肽原料药无法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与发运。在圣诺生物整体收入中，来自美国市场的收入占比并不小。2025年，圣诺生物对美国实现销售收入1.53亿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比重为20.19%。2026年上半年对美国实现销售收入1.67亿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比重为32.83%。圣诺生物在今年9月22日披露的公告中表示，该事项未来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圣诺制药还未恢复在美国市场销售。从9月22日以来，圣诺生物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已累计跌去两成多。截至10月9日，公司市值仅剩下39.73亿元。

2026-10-10: 近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B·卡甘（Henri B.Kagan）和硖合宪三（Kenso Soai），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而在此之前，从2001年金属催化，到2018年酶催化，再到2021年有机催化，诺贝尔化学奖在这20年间也三次照亮“不对称催化”。这不仅是化学学科的荣誉，更直接改写了制药工业制造手性药物的方式。 为什么制药业离不开不对称催化？ 上世纪60年代前后，震惊制药界的沙利度胺（“反应停”）事件是手性药物导致的用药安全事件。手性药物，是指药物分子结构中引入手性中心后，得到的一对互为实物与镜像的对映异构体。此药上市后，欧美至少15个国家的医生都在使用这种药治疗妇女妊娠反应，很多人吃了药后的确改善了孕期反应。于是，“反应停”被大量生产、销售，每月的销量达到了1吨的水平。但随即而来的是，许多出生的婴儿都是短肢畸形，形同海豹，被称为“海豹肢畸形”。1961年，这种症状终于被证实是孕妇服用“反应停”所导致的。于是，该药被禁用。 “手性药物的构型不同，一般有左右旋，它们的药理活性、毒性和代谢过程也不尽相同，它可能左旋是有效的，右旋是无效的，而且可能不良反应都在这个右旋，所以要把这个右旋去掉。”一位制药领域的资深专家表示。 诸如沙利度胺的右旋体有中枢镇静作用，左旋体却具有强烈致畸作用；再比如公众常见的氧氟沙星和左氧氟沙星，一对消旋体中有左旋、右旋。但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是手性药物，据了解，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数千种化学药物中约52%具有手性。 “原来最早的手性药物的制备都是先制备消旋体，然后这个消旋体有50%是右旋、50%左旋，把不要的这一半给它去掉。但去掉很难，成本特别高，技术要求也很高。”上述专家表示，“不对称催化反应是制备手性药物最经济、高效和绿色的方法，催化剂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据了解，目前，在不对称催化的技术路线上，有前述三种制药工具，且均获诺奖。第一个是金属催化，其工业应用最广。但由于金属催化贵且重金属毒性大，不适合用于手性药物和食品添加剂的合成。 随后便是酶催化技术。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颁奖词称：“通过定向进化的酶被用来制造从生物燃料到药品的各种产品。”有研究认为：“酶是一类重要的生物催化剂，由于其高效和高选择性的巨大优势，在手性药物合成和工业生产中具有广泛的应用。”西他列汀、紫杉醇、阿托伐他汀等药物的合成都离不开酶催化。但酶也有局限：“酶的主要局限性是作用过于专一，选择性难以调节，稳定性差，价格昂贵，某些酶还需要辅酶或培养基。” 于是，第三条催化路线诞生了，便是有机催化，是被认为更绿色、更便宜的可能。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颁奖词称：“有机催化的用途包括了研究新药，使化学更环保，并使生产手性分子变得更容易。”有机催化剂“可以通过手性源方便合成”“对水和空气相对稳定”“不存在重金属污染的后顾之忧”。 但有专家认为，挑战同样明显，“目前有机催化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催化活性低，催化剂用量大。同时，立体选择性在许多情况下也只是差强人意，真正能够用于工业生产的有机小分子催化剂迄今尚未见报道。” “不对称催化虽因诺奖成果受到关注，但并非获得手性药物的唯一技术路线。其现实价值之一，可能在于降低左右旋分离或合成成本，提升工业化效率。不过，相关产业应用可能并不广泛。”一位药企负责人表示。 从诺奖到药片，不对称催化对制药领域最深的影响，不是让化学家多了一个奖，而是让手性药物生产从“先造消旋体、再艰难拆分”转向“在形成手性的那一步就只造想要的那一半”。 正如上述资深专家所认为，“首先的目的是增强药效或者降低不良反应，达到增效减毒。而这个不对称的反应是实现合成的一种手段，它使综合成本更低，只是为了这个东西。”

2026-10-9 :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在2026年“停涨”后，2027年再次维持不变，全国最低缴费标准仍为400元。这已是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连续三年保持稳定。在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的背景下，参保群众的个人缴费负担进一步减轻。10月9日，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下称“居民医保”）的参保缴费工作。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在启动仪式上表示，近年来国家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继续稳定在400元，已连续三年保持不涨；与此同时，财政补助标准逐年上调，现已达到每人每年724元，为个人缴费的1.81倍。从居民医保筹资结构来看，财政补助占总筹资比例约65%，财政投入承担了主要责任。对于参保群众而言，400元的最低缴费标准对应的是一份覆盖住院、门诊、大病等多层次医疗保障。筹资水平为何需要稳步提升？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待遇水平持续提高，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水平需要稳步提升。与此同时，医药技术快速进步、医疗费用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等现实挑战，也对筹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停涨”后，筹资水平提升的压力集中到了财政端。近年来，国家坚持财政补助为主、个人缴费为辅的分担结构，不断加大财政投入，财政补助已成为居民医保基金最主要的来源。今年8月底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黄华波表示，这为全民参保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撑。在启动仪式上，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中通快递、曹操专车、T3出行、滴滴出行等新业态平台企业联合签署携手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倡议书。这些平台覆盖了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正是当前参保动员的重点人群。“身体好不需要”“工作忙没时间”“年轻身体99新”“想省钱先紧着孩子和父母”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快递员等群体的真实“不参保理由”。针对这部分群体的参保“痛点”，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下称《通知》），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淘宝闪购外卖骑手廖泽萌表示，过去因为户籍限制、年度缴费门槛高、怕换了工作城市保障就断了，对职工医保“望而却步”。职工医保针对灵活就业群体的新政策打破了城市户籍限制，让医保缴费更加灵活，按月缴费贴合这部分群体收入不稳定的特点，让参保权益更加保值，平台补贴加个人缴费的模式也减轻了缴费负担。黄华波表示，要聚焦学生、新生、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精准动员，提升参保服务水平，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近期各地区医保钱包陆续升级改进，绝大多数地区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通过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代缴参保费用的功能。

2026-10-8 : 10月8日上午，科创板药企艾力斯（688578.SH）股价开盘后就出现“20cm”跌停，截至中午收盘时，股价仍趴在跌停板上，公司市值报401.67亿元。 该公司股价出现暴跌，市场并不意外。 前一晚，艾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产品甲磺酸伏美替尼片（以下简称“伏美替尼”）单药治疗既往未经治疗、携带EGFR20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FURVENT III期试验未达到主要研究终点，即由盲态独立中心审评（BICR）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这意味着该临床试验失败。 FURVENT是一项全球性、关键性、三臂III期临床试验，由艾力斯与合作伙伴ArriVent共同开展，研究伏美替尼用于携带20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该研究在全球共入组398名患者，研究中心分布于美国、欧洲以及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部分亚洲国家。 伏美替尼作为国产三代EGFR-TKI，艾力斯为自主研发的1类小分子靶向药，用于EGFR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 2021年3月，该药首次在国内获批上市，至今已累计获批三个适应证，同时也已跻身国内主流畅销肺癌靶向药行列。2025年，这款药的销售额就达到51.2亿元。 伏美替尼也成为艾力斯核心收入来源。2026年上半年，艾力斯实现营业收入33.2亿元，而伏美替尼贡献的收入就达到31.38亿元。 这次全球三期临床试验失利，虽然并不影响伏美替尼国内已获批适应证的正常销售，但会影响到这款药在海外上市预期、以及艾力斯对外授权里程碑兑现。 早在2021年6月，艾力斯将伏美替尼的海外权益（包括研发、生产、进口、出口、使用、销售等）授权给ArriVent。 伏美替尼原本寄望凭借该临床试验，实现海外首个适应证的上市突破。现如今，计划已落空。 受该消息打击，ArriVent公司的股价在美东时间10月6日已提前暴跌46.98%。 艾力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同ArriVent一起，正在评估FURVENT的完整数据集，以确定后续方案。 当前，伏美替尼还有另外一项用于治疗EGFR PACC突变的海外注册临床研究正在开展中。 EGFR PACC突变的患者人群占比约为12%，目前全球暂无获批的靶向药物。 今年8月份，艾力斯方面曾在投资者电话交流会上表示，公司和ArriVent共同推进EGFR PACC突变的全球注册临床研究，是最早启动、进展最快的，国内的III期注册临床研究已经完成所有入组，有望在国内最早获批，国际多中心的III期注册临床研究于去年12月完成首例患者入组。

2026-10-8 : 当地时间6日，俄官方发布通告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名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俄方还表示，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防疫形势平稳。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该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 俄官方发布通告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的通告称，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该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派往该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 通告说，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在过去10天里，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无传染病发病报告。 通告称，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两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平均数据基本持平。 克宫发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 世卫组织表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发文说，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该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未发现高威胁病原体。 另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日，谭德塞表示，已向俄罗斯提供与鼠疫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的技术支持，由于尚未掌握该事件的完整情况，目前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世卫组织已要求俄罗斯方面提供对已故个体及其接触者进行的实验室检测详情、引发公共卫生措施的具体原因，以及接触者的健康状况。

2026-10-7 : 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尔·戴塞罗思、德国科学家彼得·黑格曼和格奥尔格·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潘嫱教授在评价这一成果时表示：“光遗传学为研究大脑功能提供了重要工具，也展现出临床应用潜力。研究人员已尝试利用这一技术帮助某些视网膜疾病患者恢复部分视觉功能。” 而这项极具潜力的技术，在获奖名单公布之前，中国的一支科研团队也已经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跋涉了十余年。 中国首例光遗传学注册临床的“第一束光” 光遗传学的核心原理并不复杂：黑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了通道视紫红质，这种蛋白质受到蓝光照射时，离子通道会像门一样打开，使带电离子进入细胞并产生电信号；戴塞罗思随后将编码这种蛋白质的基因导入神经细胞，实现了用光精确控制神经活动的设想。 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眼科临床，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沉淀。而在中国，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教授团队的探索，几乎与国际前沿同步启动。 “这个研究其实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了，并不是说近两三年才开始的，公司已经研究很久了。”健达九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床端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健达九州是北脑所孵化的首家企业，其创始科学家正是罗敏敏教授。从基础研究到人体验证，团队走了十余年。“基础研究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上述负责人坦言，正是在这一漫长的积累之后，光遗传学的眼科应用才“陆续开始到人上来”。 2026年9月，GA001的注册临床试验在眼和视光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顺利完成中国首例临床参与者入组及给药，并完成给药后安全性观察。 这是一项评价GA001注射液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RP）临床参与者安全性、耐受性及初步有效性的注册临床试验，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孙晓东院长担任主要研究者。经安全审查委员会评估，首例临床参与者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及特别关注的不良事件，目前状态良好、生命体征平稳。 健达九州副总经理于涛表示，因为研究团队一直专注于脑科学基础研究，光遗传学是重要的研究工具，我们一直使用并且研发相关技术，2022年就发现了一个新型感光蛋白，对光刺激超级敏感，可以用于多种类型的细胞。光遗传学技术的应用极大推进了人类对大脑的认知，特别是允许科学家精准控制神经元的活动，以及研究不同神经元类型和脑功能、行为学之间的因果关系。新型感光蛋白可用于失明治疗、工程化细胞控制、脑功能研究等诸多领域。 目前基于光遗传学和自主发现的新型光敏蛋白，健达九州研发了GA001注射液用于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引起的晚期盲症，已经取得CDE的I期临床试验许可和FDA的II期临床许可，期望3-5年可以完成临床试验并上市，及早帮助到有需求的患者。 在更早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研究）中，团队已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十余位患者给药。 “大部分患者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感光能力提升和部分视觉功能恢复，眼前黑暗世界重新照进光亮。”上述负责人表示，另有数据显示，多名极低视力受试者治疗后视功能恢复至可辨识多行视力表，部分患者甚至能实现字母和图案识别，日常起居和自主生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GA001已先后获得美国FDA临床Ⅱ期许可、孤儿药资格及快速通道资格认定，并获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临床I期许可。按照目前的进度，一期临床试验预计明年结束，后续将视入组速度和数据结果推进至二三期。 数字背后的“光明倒计时” 光遗传学何以值得如此漫长的投入？ 视网膜色素变性是最常见的遗传性致盲眼病。据流行病学统计，其全球患病率约为1/2000至1/3000。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22亿人患有视力障碍。而在工业化国家，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以及遗传性视网膜疾病，都是导致不可逆视力障碍和失明的最常见原因，不仅如此，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患病人数更有上升趋势。 然而，比患病率更令人揪心的是患者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一项2025年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纳入1219份有效问卷的全国性横断面调查，揭示了RP患者面临的严峻现实：48.81%的患者在学龄前发病，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夜盲（59.15%）和视野缩窄（58.08%）。从发病到确诊平均延迟5.87年，42.47%的患者有过误诊经历。 经济负担同样沉重。57.51%的患者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人民币。成年患者的失业率高达27.68%，远高于2024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日常生活、工作、家庭等七个维度的 psychosocial burden 评分均超过6分（满分10分），患者中焦虑和抑郁的报告率分别高达74.5%和24.2%。 “现有部分基因替代疗法通常仅适用于特定基因突变患者，能够覆盖的患者群体仍然有限，巨大的临床需求亟待满足。”健达九州方面表示。 而要理解GA001的价值，需要先厘清它与传统基因治疗的根本差异。 目前全球唯一获批的RP基因疗法是Luxturna，但它仅适用于RPE65基因双等位基因突变导致的视网膜营养不良患者，这部分患者在RP总人群中占比极小。RP的致病基因型有100多种，如果每种突变都单独开发一款药物，成本将极其高昂，且最终会转嫁到患者身上。 光遗传学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与针对单一致病基因进行修复或替代的传统基因治疗路径不同，光遗传学治疗主要通过赋予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感光能力，尝试绕过已经受损或死亡的感光细胞，重新建立外界光信号与视觉神经通路之间的联系。这一技术路径具有基因型非依赖性。”健达九州方面在临床研究启动会上如此阐释。 简而言之，传统基因治疗是“修好坏掉的灯泡”，而光遗传学是“在房间里另装一盏灯”。GA001通过AAV载体将编码光敏蛋白的基因递送至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使其获得感光能力，无须考虑患者究竟是哪种基因突变。 这一特性尤其适用于疾病中晚期患者。“传统基因治疗要求患者视力一般不低于0.1或0.2，低于这个水平的话，他的神经节细胞其实已经死亡很多了，治疗之后视力提升也比较有限。但光遗传学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应用，尤其对仅剩光感甚至完全失明的患者，依然有治疗价值。”上述临床端负责人解释道。 在操作层面，GA001采用玻璃体腔注射给药，与目前国内治疗黄斑变性的注射方式一致。“这个手术操作至少在中国运用了四五十年了。”该负责人补充道，“AAV基因治疗技术在全球应用也有三四十年，安全性和可操作性都已经过验证。” 2026年9月，美国FDA已受理Nanoscope Therapeutics光遗传学基因疗法MCO-010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用于治疗伴严重视力丧失的RP成人患者。全球光遗传学眼科赛道的竞争正在加速，而健达九州的GA001是中国在这一领域最早进入注册临床的代表性管线。 对于RP患者而言，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视力表上多看几行。正如上述临床端负责人所言：“他们真正的诉求并不是我到底能看多清楚，而是说我是否可以生活自理，我不需要家人的陪伴，在一些简单的工作和行动上，我能做好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出行。” 光遗传学不仅是一个基础研究工具，其临床应用正在为那些“无药可治”的致盲患者打开一扇新的门，重新点亮患者眼中的光。

2026-10-6 : 当地时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Karl Deisseroth）、彼得·黑格曼（Peter Hegemann）、格奥尔格·纳格尔（Georg Nagel）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2026-9-30 : 国家医保局布局的跨境医药交易平台再添一子——宁波中东欧医药交易（集采）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运行，至此，跨境医药交易平台增至四个。 支持中国药械“走出去”是今年国家医保局赋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从广西面向东盟、新疆面向中亚，到天津聚焦医疗设备与器械，再到宁波辐射中东欧并延伸至全球，一张覆盖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的医药出海网络正加速成形。 医药出海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助力创新药械走向国际市场，并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以医疗领域国际交流带动国产先进诊疗技术、药品和医疗器械推广使用。 医保跨境平台的陆续建成，标志着中国医药“走出去”从企业单打独斗，迈入政府搭台、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 跨境医药交易“国家队”落子宁波 9月22日，宁波中东欧医药交易（集采）平台正式上线。从去年12月国家医保局和宁波市共同决定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建立该平台算起，仅用了9个月时间，这一平台便实现了建成运营。 试运行半年来，平台入驻海外采购商超20家，交易金额超2亿元，相关医药产品已进入美国、意大利、塞尔维亚等世界各国。 国家级平台落子宁波，原因在于产能端有货、物流端有港、交易端有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的机制积累。 宁波市市长沈铭权在上述平台上线仪式的致辞中表示，宁波和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投资贸易关系，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的承办城市，2025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实现进出口588.5亿元、增长4.8%。近年来，宁波将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逐步构建涵盖中药材种植、中药制剂、创新药械研发的医药产业链。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姚成志表示，美诺华是首批入驻平台的企业，自平台试运行以来，这家总部位于宁波的原料药与制剂企业已通过平台完成原料药和处方药交易额近1000万美元，基本实现中东欧国家全市场覆盖。 宁波路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城表示，该公司已通过平台完成10笔订单，交易产品主要是硅胶和塑料医用耗材，交易金额近200万美元。“硅胶和塑料医用耗材在欧美、中东等海外市场具有性价比优势，依托平台在当地的招标采购中获得了更多加分。”刘城说。 这些订单的体量不算惊人，却透露出清晰的信号：一个由政府搭台的跨境医药交易通道，正在把过去需要企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跑”的出海生意，搬到线上。 宁波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从建设之初就秉持“建设立足中东欧、面向全世界的医药产业数字贸易平台”的目标，重点提供“平台聚好药”、助力“全球卖好药”、提供“全程好服务”三大核心功能。 平台覆盖中药饮片、原料药、制剂、医用耗材设备、检验试剂及保健品等六大品类，并针对B端交易特点，提供在线即时交易和邮件、联系方式商谈两条路径。企业入驻、产品展示和交易前端是公益性、免费的，平台更多承担引导和服务角色，为企业特别是零基础企业提供可复制的出海样本。 下一步，宁波将着力把平台打造成集采购交易、仓储物流、质量追溯、结算支付、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医药交易服务枢纽，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机制，让广大药企足不出城就能直联全球采购商，并整合金融保险、海关、保税仓等资源，加强一站式便利化服务，为出海药企提供“前方有仓、后方有港”的全链路支撑。 郭晋晖/摄 多方位赋能医药企业出海 医药出海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财经采访的企业所反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准入标准复杂、供需信息不对称、跨境交易链条繁琐、集采对接渠道不畅等。 企业出海成本高、市场拓展困难。传统上，医药企业获客靠展会，成本高，还需要当地政府资源来做准入。同时，很多国家医保、药监、卫生合在一起，中国企业要面对不同线条的监管要求，且标准互认程度低。 宁波平台针对这些痛点分类施策，打通了医药产品跨境展示、集中采购、供需对接、跨境交易、合规服务等全链条功能，为广大医药企业搭建权威、高效、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 平台更深层的价值在“信用”二字。国家医保局的平台支持，本身构成了准入门槛的隐性通行证。“入驻平台之后，我们增加了宣传渠道、扩大了客户来源、降低了企业成本，实现了稳定的出口交易额。”姚成志说。 刘城表示，接待外国监管部门来厂验收时，国家医保局平台的强征信支持极大助力了产品注册，平台的展示和信用支撑也为企业带来了明显的加分优势。 “以前自己出海成本高、辐射窄，现在通过平台可以对接当地官方和人脉，线上就能促成订单，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这对中小企业出海帮助很大。”刘城说。 目前，宁波平台入驻国内供应企业近500家，分类展示产品超4000件（套），覆盖原料药、中药饮片、医用耗材、医疗设备等六大品类，实现产品全覆盖。 宁波平台负责人表示，服务是平台的最大优势。目前已经推出8项便利化服务，打通了报关报检、综合物流、跨境结算、退税办理、信用保险等各环节。在平台上，采购商和供应商实现医药产品“卖得出去、运得顺畅、收得回款、管得明白”，有效解决以往贸易多环节、碎片化的问题。 医保平台支持中国医药拓展国际市场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在致辞中表示，国家医保局有效发挥医药市场战略购买者功能，统筹开展跨境医药交易平台建设，促进中国医药“走出去”。 国家医保局已在广西、新疆、天津、宁波布局四个跨境医药交易平台。广西平台2025年1月率先运营，面向东盟；新疆平台2026年6月上线，面向中亚；天津平台2026年4月正式运营，主打医疗设备与器械全球交易；宁波平台2026年9月上线，面向中东欧。此外，宁夏正筹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第五个平台。 作为企业出海的“一站式”综合性基础设施，四大集采交易平台集集中展示、撮合交易和跨境结算于一体，对接供需、消除信息壁垒，助力中国好药精准直达全球买家。 施子海表示，宁波平台是中国医保服务中国医药“全球买、全球卖”的重要支点，希望服务于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集成政策、信息、渠道等出海服务，让平台成为企业服务国际市场的“加速器”和“服务区”。 有医药企业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当前各类展会不少，但该平台由国家层面推动，重视程度和资源整合能力不同，期待平台牵头开展出海活动，助力企业实现品牌出海和产品出海。同时，企业期待平台在集采、注册、验厂等环节持续强化国家信用支持，推动中国标准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并在入驻企业筛选中更加严谨，降低沟通成本，让真正有质量、有竞争力的企业跟随平台一起走出去。

2026-9-29 : 在2030战略目标未能打动资本市场背景下，诺和诺德转身加码并购减肥药管线。 9月29日中午，恒瑞医药（600276.SH；01276.HK）宣布已与诺和诺德达成许可协议，将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抑胃肽（GIP）双受体激动剂HRS-1596海外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独家权利授权给诺和诺德。 HRS-1596旨在通过抑制食欲、促进胰岛素分泌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等多重机制，实现减重和改善血糖控制，具有用于肥胖症、2型糖尿病及其他代谢性疾病的潜力。HRS-1596有望实现每周一次口服给药，与现有治疗选择相比，可显著减少用药频次并提升用药便利性。 不过，这款药还在早期研发阶段。恒瑞医药已在中国获准开展HRS-1596用于体重管理和2型糖尿病的I期临床试验。 这笔交易下，恒瑞医药可获得3亿美元首付款以及达成相关开发、注册和商业化里程碑后获得的付款。此外，恒瑞医药将有资格根据HRS-1596在授权区域内的净销售额收取相应的销售提成。该交易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该交易预计于2026年第四季度完成交割。 受上述消息提振，9月29日下午开盘后，恒瑞医药港股盘中股价涨幅一度超过5%。 这次交易达成前，诺和诺德近期才刚刚与瑞典Nanexa达成合作，以最高11.65 亿欧元获得 PharmaShell 药物递送平台相关授权。诺和诺德获得PharmaShell技术平台在特定肽类药物中的全球独家使用权，适应证涵盖肥胖症、2型糖尿病及心血管代谢疾病。双方将开发具有不同给药频率特征的长效注射制剂，目标为实现每月一次乃至每季度一次给药。 当前，诺和诺德七成以上的收入来源于王牌产品司美格鲁肽的销售，但后者在竞品的围堵以及专利到期潜在威胁下，增长已陷入乏力。 2026年上半年，司美格鲁肽产品组合（包括降糖以及减重适应证在内），合计销售额为1121.93亿丹麦克朗（约175.25亿美元），收入已落后竞品礼来的替尔泊肽约102亿美元。 当前，全球整个减肥药赛道竞争日趋白热化，行业正从口服小分子、超长效制剂、多靶点激动剂、减脂不减肌等维度，开发新一代减重创新疗法。 从目前看，诺和诺德也试图在这些方向实现突围。 诺和诺德的2030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推出超过5款超级重磅产品，并在2035年实现超过1500亿丹麦克朗的管线销售额；在肥胖症和糖尿病领域推进不少于5项3期临床项目；在其他治疗领域推进不少于5项3期临床项目。另外也要扩大产能，使接受GLP-1片剂治疗的肥胖症患者人数达到当前的10倍。

2026-9-29 : 近日，上海莱士（002252.SZ）拟收购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勃林格生物药业”）消息，在医药圈引发热议。作为一家CD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工厂，勃林格生物药业原本是跨国药企在华建立的第一个生物制药基地，并参与了国内首批开展生物制药合同生产的试点。上海莱士这次收购，最迟将在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交割。9月28日下午，上海莱士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徐俊向第一财经记者回应收购该工厂原因，称是“战略卡位，意欲补齐创新药产业化能力”。并非“拼命一搏”作为国内血制品龙头企业，上海莱士近年来已明确将创新药定位为第二增长曲线，着力聚焦出凝血、自免、炎症等领域推进多款具备全球首创潜力的新靶点、新机制抗体药物研发。SR604注射液是上海莱士正在研发的全球首个针对活化蛋白C的血友病单抗产品。从2024年起，上海莱士与勃林格生物药业开始战略合作，委托SR604注射液的工艺转移、放大以及II/III期临床样品。上海莱士在公告中表示，这次收购，可以切实保障SR604及后续创新药品种从临床开发到商业化上市的全流程稳定衔接，完整获取覆盖工艺开发及转移、临床样品供应到商业化。“该工厂具备多国药监机构审计认可的国际化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能力，这是自建基地短期内难以快速复刻的核心优势。如果我们从零自建一座满足多国监管标准的生物药商业化基地，周期漫长、挑战巨大。”徐俊说。徐俊表示，公司收购该工厂，核心想服务公司自身创新药管线，而不是继续做大传统CDMO业务，未来计划将基地转型为上海莱士创新药生产基地，支持公司创新药全球化战略落地。与此同时，徐俊亦表示，公司布局创新药业务，并非“拼命一搏”。创新药研发投入以血制品业务产生的稳定现金流为支撑，采取滚动投入、量力而行的策略，公司也不会将血制品板块利润一次性全部投向创新药。如何整合上海莱士在收购该工厂后，到底如何进行整合？“我们会保留原有团队。勃林格生物药业的核心技术、质量管理人员是本次收购的宝贵资产。公司的核心思路是给团队持续导入上海莱士的创新药管线，让基地拥有持续的生产订单，保障团队稳定、业务稳定。”徐俊说。回到上海莱士所在的血液制品行业，受集采扩围、DRG/DIP改革、医保控费、药品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等因素影响，临床处方量减少，包括上海莱士在内，多家血制品公司业绩承压。血制品行业未来的增长点在哪？对此，徐俊表示，在血液制品主业层面，国内外同类产品获批适应证存在明显差距，国内主流血液制品的获批适应证较海外成熟市场仍有较大拓展空间，开发新适应证也是行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抓手。“公司重视挖掘现有产品的临床潜力，现阶段已积累部分研究成果：一是人血白蛋白联合血管内取栓用于脑卒中治疗的研究已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该方案有望拉长脑卒中临床救治的时间窗口，为人血白蛋白开辟神经急症方向潜在用途，具备较好的临床开发前景；二是公司也在有序开展人血白蛋白针对阿尔茨海默病、以及静注人免疫球蛋白适应证拓展的相关研究探索。”徐俊说。

2026-9-29 : 营运资金已告急的Summit Therapeutics（下称Summit，SMMT.US）终于等来了驰援。 9月29日早间，Summit宣布，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该公司进行战略股权投资，并将主导推进依沃西联合阿斯利康的Sonesitatug Vedotin（Sone-Ve，CLDN18.2 ADC）用于治疗多种胃肠道肿瘤的临床研究。与此同时，双方拟进一步推进依沃西与阿斯利康旗下一系列ADC药物及其他抗肿瘤药物联合疗法的临床探索。 2022年12月，中国药企康方生物将PD-1/VEGF双抗依沃西的海外权益，以总交易额高达50亿美元加销售净额两位数提成，授权给Summit，彼时创下了中国单个创新药对外权益许可最高交易金额纪录。Summit在中国市场一战成名。 2024年5月，依沃西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在三期单药头对头临床研究中证明疗效显著优于当时的全球“药王”K药的药物，这也进一步使得Summit在全球资本市场出圈。 依沃西是全球首款上市的PD1/VEGF双抗，已在中国获批治疗肺癌，但市场对Summit能否将这款药物成功推进至美国上市，仍然存有较大疑虑。 目前，依沃西在全球范围内已开展了超过17项三期临床研究，其中6项为国际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后者由Summit主导。 Summit几乎把全部身家押注在依沃西上。然而，Summit今年在公布第二季度财务业绩时，称没有足够的营运资金来支持未来十二个月的计划运营，这也令其二级市场上的股价承压。今年以来，Summit股价累计跌幅超过10%。 对于Summit而言，此时迎来了资金实力雄厚的阿斯利康入股，不失为是一桩好的联姻。 有意思的是，在阿斯利康本次入股Summit之前，依沃西在中国开展的胆道癌临床试验中，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已取得初步胜出结果。而度伐利尤单抗恰恰是阿斯利康旗下的PD-L1单抗。 在阿斯利康之前，有其他大的跨国药企，如辉瑞、默沙东、艾伯维等已在PD-1/VEGF双抗赛道上进行了押注，并从中国收购相关管线。 长期以来，以K药为代表的PD-1单抗引领实体瘤免疫治疗时代的发展，但由于免疫微环境的复杂性及耐药性，整个PD-（L）1仍无法完全满足临床需求。 相比K药这样的PD-1单抗，依沃西属于PD-1/VEGF双抗，核心价值在于“一药双靶”，同时发挥免疫效应和抗血管生成效应。 依沃西能否顺利在美国获批上市，关系到PD-1/VEGF双抗能否真正成为新一代免疫治疗基石药物。 康方生物创始人、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夏瑜博士表示，这次阿斯利康入股Summit，有望为依沃西的全球开发注入充裕的资金和丰富的产业资源，加速依沃西全球（含中国）临床开发节奏。

2026-9-29 : RAS靶向药daraxonrasib在癌中之王——胰腺癌上开发成功，正在吸引药企们重金砸入该领域。 9月28日晚间，上海思璞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思璞锐”）宣布，授予默沙东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及商业化SPR2015的独家权利。 SPR2015是一款分子胶型KRAS G12D（ON）抑制剂。 KRAS G12D是人类肿瘤中最常见的致癌性RAS突变，由第12位甘氨酸（G）突变为天冬氨酸（D）所致。该突变使KRAS持续处于活化状态，并持续传递促进细胞增殖和存活的信号。 此次思璞锐对外授权的这款RAS靶向药，当前还处于临床前开发阶段。在2026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年会上，思璞锐公布的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SPR2015已在多种体内细胞源性及患者源性异种移植（CDX/PDX）模型中作为单药展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 这笔交易的看点在于首付款，通过这笔授权，思璞锐可以获得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6.84亿元）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与多个适应证相关的开发、商业化及其他活动有关的特定里程碑付款。包括首付款在内，本次交易的潜在总价值最高可达21.3亿美元。 纵观全球临床前资产的对外授权交易，首付款如此大手笔的，仍非常罕见。思璞锐表示，该交易已完成交割。 在思璞锐授权交易之前，中国有其他的 RAS 靶向在研项目，也成为跨国药企收购的目标。 9月初，和黄医药宣布与葛兰素史克就KRAS-EGFR抗体偶联癌症药物达成许可协议。通过这笔授权，和黄医药也可以收到1.1亿美元的首付款，并可能获得总额可高达11.85亿美元的额外研发、监管和商业里程碑付款。 在今年上半年举办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daraxonrasib曾获得长达42秒的欢呼声，原因在于，这款药在晚期胰腺癌的三期临床试验中，将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6.7个月延长到了13.2个月，几乎翻了一倍，被称为胰腺癌治疗领域数十年来最重大的历史性进展。一时间，daraxonrasib在全球肿瘤界刷屏。近日，这款药也在美国获批上市。 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药企正在挤进RAS靶向药赛道，同质化竞争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富瑞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亚洲医疗健康行业主管（研究部）崔翠近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跨国药企愿意为项目确定性支付高额溢价，行业资源逐步向两端集中：一端是具备高确定性三期临床数据的成熟资产，另一端则是处于最早期的源头创新项目。

2026-9-29 : 9月28日晚，上海思璞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SciBrunch Therapeutics Co., Ltd.，下称“思璞锐”）与默沙东（默沙东为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默克公司的公司商号）共同宣布，双方就在研口服KRAS G12D（ON）抑制剂SPR2015达成全球独家授权协议。 根据协议条款，思璞锐已授予默沙东SPR2015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思璞锐将获得4亿美元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与多个适应症的开发、商业化及其他活动相关的特定里程碑付款。包括首付款在内，交易潜在总价值最高可达21.3亿美元。该交易已正式生效。 思璞锐成立于2024年底，由胡滔与药物化学专家张杨共同创立，专注小分子抗肿瘤药物研发。作为思璞锐的早期投资方，LongRiver江远投资于2025年6月参与公司天使轮融资，并在2026年1月的Pre-A轮中继续追投。 LongRiver江远投资合伙人李佳安近日曾对第一财经表示，全球药企发现好资产的地图发生了变化，而中国在这张地图上的权重正在快速提高。 “从2023、2024年到现在，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对外授权）的数量和金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26年上半年又进一步加速。”在李佳安看来，中国创新药出海常态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更重要的是，从跨国制药企业的交易来看，中国来源资产的比例也在持续提高。 中国创新药加速出海的趋势之下，创新药本身就是一个全球价值创造的产业。跨国药企的商业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始终需要不断寻找好的资产、补充自己的管线。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过去几年它们大幅增加了从中国寻找好资产的比例。 今年6月，江远被投企业Ouro Medicines完成并购交易；安锐生物、维泰瑞隆、思璞锐医药等企业也相继与跨国药企达成授权合作。从授权合作到并购退出，创新药企业呈现出对接全球产业资源、逐步实现资产价值的多元化路径。 李佳安提出，中国创新药企下一阶段的挑战，已经不只是能否产生好的候选药物（molecule），而是能否把一个好的候选药物真正发展成全球产品。中国公司应该更积极地创造全球有竞争力、甚至领先的管线，最终进入全球医药产业链，通过对外授权等多元化方式实现价值。

2026-9-29 :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早期阶段，实验室与市场之间横亘着一系列并不属于科学本身的问题：第一笔钱应该花在哪里？做技术平台还是单一资产？怎样找到第一个应用场景？ 过去，这些问题往往被笼统地归入“科技成果转化”，但从多位业内从业者的实践来看，一套更加深入的服务模式正在形成：孵化机构不再满足于做科学家创业外围的资源提供者，而是试图进入创业最早、风险最高、信息最少的阶段，与科学家共同完成从技术到产品、从科研团队到创业公司的第一次跨越。 第一财经在近期的采访调研中获悉，面对源头技术转化中“学术与产业脱节”“早期协同缺位”等问题，上海科技服务业正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转变，“科学家合伙人”模式进入下半场。 科学家合伙人再升级 “一个好的技术不会自动成长为公司。”巢生上海创新孵化平台CEO代英欣如此总结。 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首先体现在源头研发与资本市场的错配上。 代英欣分析学术成果走向商业化进程中的割裂时说，学术审美不等于商业能力，而生死抉择发生在“信息最少”的时刻：“一个好的技术平台可以衍生出十几个不同的适应证。投第一笔钱到底是做哪一个适应证？是自研还是授权？是做技术平台还是单一资产？” 这种迷茫不仅存在于生物医药领域，在高校院所日常的科研转化中同样广泛存在。 “距离源头技术越近成功率越低。”她告诉第一财经，在风险最高、回报最远的“从0到1”阶段，真正站立的人极少。 2023年开始在一线开设“转化门诊”的上海探九技术转移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邹涛向记者透露，许多科学家在走向市场时处于一种缺乏认知的“盲从状态”：高校院所里的科学家，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走向产业端，也不太理解技术经理人或技术转移机构在中间能起什么核心作用。大量所谓可以转化的项目，都希望“从书架走向货架”，但都要去路演融资。 “但问这个科学家：你为什么融资？融多少钱？干什么？怎么产业化？融资过程中的对赌你接不接受？他不知道怎么回答。”邹涛说，技术的好与坏跟真正走向公司制、走向资本市场是两码事。创业者跟科学家，两个身份的边界完全不同，具备的特质也完全不一样。 这些早期转化的系统性问题，也在倒逼科技服务业重塑自身的商业逻辑与专业能力。 爱思唯尔大中华区总裁李琳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目前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创业，但如果期待一位科学家单独转变为企业家，并独自完成从科研到创业的全部工作，这种期待可能并不现实。所以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硬科技创业团队采用混合模式——团队中有人是企业家，有人是科学家，有人负责工程，也有人负责市场。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些人相互认识，进而激发协同效应与深度合作。 在这个环节中，技术经理人等就承担着“翻译官”的角色。企业使用的语言是市场需求、核心竞争力、战略、概念验证和产品工艺流程；科学家使用的语言则是假设、前提、观察，以及哪些内容得到验证、哪些内容被推翻。需要有人把这两套语言连接起来。 李琳说，上海近年来也一直在推动这样的协同。例如深化科技成果全部赋权改革，支持概念验证平台、中试平台、高质量孵化器提升服务能级，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加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企业开放力度等。 上海近期公布的《上海市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引育30家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推广“转化门诊”“服务换股权”“科学家合伙人”等创新模式，支持机构运用人工智能工具提供成果筛选、智能评估、智能撮合等服务。 “以前我对科技服务业的认知，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行业。”提出做“科学家合伙人”的绿丞科技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秦小敏回忆道，如今科技服务业正在迎来行业高潮。“更关键的是，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激励越来越优化，重点领域、重点方向、重点赛道进入集中突破。” 为解决上述痛点，上海的科技孵化器与服务机构开始改变打法，从被动撮合的居间中介，演变为深度介入早期命题的“合伙人”。在服务团队的配置上，“单兵作战”的技术经理人模式正在被“复合战队”取代。 “科技服务业对从业者往往要求一人兼具五种能力，但绿丞是以体系化、系统化打法来做。”秦小敏介绍，他们团队内部进行了细致的专业分工：一部分专注于硬科技投资，一部分出自龙头企业、对大企业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有深刻理解，另一部分则是专业的孵化器与概念验证中心运营人员。 过去谈科技成果转化，人们习惯把希望寄托在“技术经理人”这一单一角色上。但如果科学家创业需要同时完成技术判断、市场验证、资本规划、产品定义以及产业资源连接，一个人实际上很难覆盖整个链条。 “科学家合伙人”因此正在从一个人的能力，走向一个组织的能力。 例如，在具体应用场景验证中，这些科技服务机构的团队会进行应用场景的深度调研和分析，寻找典型客户，并通过概念验证或者应用场景验证形成方案，最终推动形成产品化方案。 而在成果转化的介入深度上，上海的高质量孵化器甚至将触角延伸到了更前沿的阶段。 代英欣就将巢生的角色定义为“主动去定义机会”。她向记者介绍了与科学家共同走过的“前36个月”：“我们可能从一篇文献阶段就开始介入，与科学家团队打磨哪些技术可以拿出来前期立项，锁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确定前期需要验证的关键数据。沉淀下来之后会发现，100个项目里真正值得往下推进的可能只有5个。”围绕精选出的技术，团队再进一步协助其搭建平台、招聘核心人才、梳理资金规划与商业化路径，直至对接下一轮融资或达成BD deal。 图为巢生 专业孵化器的必要性 如果说综合科技服务机构试图解决的是科技成果产业化链条，那么在生物医药领域，这种专业化的必要性更加突出。 除了商业路径的辅导，硬科技与生物医药研发极度依赖高门槛的重资产实验条件与产业生态链。 谈及上海的研发底座，长期深耕生物医药孵化的ATLATL飞镖创新中心的朱鹏程博士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张江很像‘功夫熊猫’，它的肌肉非常发达，是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与供应链体系的中心。”朱鹏程回忆，2017年前后国内创新药尚处于萌芽阶段，但他坚信国内创新药必将迎来爆发。“当你一两年看到几个创新药出来，过两三年一定会是个排山倒海的海啸。不出所料，几年之后中国的创新药确实出现了一场核爆。” 面对这一爆发浪潮，朱鹏程明确提出了他们孵化体系的建设准则——坚决拒绝重复建设：“我们利用张江强大的研发供应链体系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体系，单靠自己不行。我们有一个原则：只要是重复建设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建，一定要拉着行业里面顶级的公司共同投资、共同建设。” 不仅是研发底座的复用，他进一步解释，孵化企业必须具备清晰的商业出口。除了研发，很重要的一点是投资，以及怎么链接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他透露，早在2008年团队便与勃林格殷格翰、强生等巨头建立合作，通过联合中心共同孵化、共同投资，并引入淡马锡等国际知名资本进行联合投资。 这一“重资产共享+精准出口”的打法，正在为上海硬科技孵化带来扎实的转化成效：飞镖孵化器成员企业超270家，也在按照朱鹏程的设想在“打造一个生物医药的‘贝尔实验室’”。 同样，代英欣也透露，巢生目前在全球搭建了7个共享实验平台，使初创企业“进入首日即可开展关键实验”，无需自建实验室与购买重型设备。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75%由巢生担任首轮投资人；7个共享平台累计孵化了300多家创新企业，累计撬动后续融资达30亿元，并走出了3家上市公司。

2026-9-25 : 依托高效的研发效率，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站稳脚跟，但中国医药创新发展亟待进阶，从跟随式创新进一步迈向原始创新。在业内看来，若国内创新药始终停留在管线对外输出层面，也难以培育全球重磅品种，更难以诞生具备全球商业化能力的制药巨头，中国在全球医药产业链中的竞争地位依旧受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公布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首创新药（FIC）在全球占比达到25%以上，同时应培育5个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重磅品种、50家百亿级医药企业。对于中国药企而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哪些短板有待突破？光拼速度不够“大型药企都意识到，必须进入中国，挖掘优质研发资产。我在上一份工作以及当前岗位，接触过很多大型跨国药企团队。有一家全球前十的药企高管曾跟我说，他们很看好这类合作模式。按照他们的规划，五年内，旗下所有一期临床试验都会放到中国开展。”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有生物技术企业高管在一场圆桌论坛上这样说。中国医药创新早已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策源地之一。根据医药魔方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新药交易总额占全球交易总额的69.7%。速度成为中国医药创新的一大优势，具体体现在整个研发链条上，临床前候选分子推进速度快，临床试验入组进展也快；依托中国本土的医药外包产业，工艺开发和样品生产也可以高效落地。在一些跨国药企高管看来，在中国开展药物研发，整体效率大约是美国的6倍，在帮助他们缩短研发时间的同时，也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但中国的医药创新，真正做到原始创新的，依旧是少数。“大家会觉得，现在不少对外授权项目本质上属于工程化开发，选用的靶点大多是已经成药或已完成概念验证的成熟靶点，更多依靠工程化改造来做，并不一定属于源头靶点层面的原始创新。”先声药业总裁周云曙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药捷安康创始人吴永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创新药企业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需要敢于挑战全球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探索真正的“从0到1”创新路径。今年8月份，药捷安康的新药替恩戈替尼获批国内上市。从分子发现到国内获批历经3497天，该药已累计投入超8亿元研发资金，是全球唯一获批用于FGFR抑制剂耐药胆管癌的靶向药物。对于中国药企来说，想要实现原始创新，有哪些关口最难跨越？吴永谦回顾替恩戈替尼开发期间，当时美国至少有三家公司也试图开发出解决胆管癌耐药药物，并投入了大量资金攻关，但到2022年、2023年前后，他们陆续发现，相关候选药物对耐药患者很难取得好的疗效，最终选择退出该赛道。吴永谦表示，十年前，公司成立时，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走跟随式创新（fast follow），在已有药物基础上做改良创新；还是挑战源头原创，这两条发展路径存在很大差异。“虽然公司内部布局了部分fast follow管线，但主推产品替恩戈替尼还是选择了源头创新。”吴永谦说，首先，做跟随创新，前人经验很清晰，但做全新机制，风险没有参照，企业需要投入大量工作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其次，临床前研究在动物身上看到不错的疗效，真正推进到人体试验却未必，不少项目因此折戟在二期、三期临床试验。第三，国内一、二级市场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和海外有差距。周云曙表示，源头创新的底层是科学基础与验证，但细胞、动物水平数据与人体临床数据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即便做成药物，相对现有标准治疗方案，提升多大，也决定了其未来临床价值。“创新某种程度上是‘赌博’：跨国药企资本雄厚、具备全球商业化能力，赌得起也买得起。”周云曙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型创新药企没有机会，许多药品的源头创新并非来自跨国药企，而是来自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随着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加大及新兴技术手段进步，中国药企会逐步开展源头创新。富瑞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亚洲医疗健康行业主管（研究部）崔翠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跨国药企愿意为项目确定性支付高额溢价，行业资源逐步向两端集中：一端是具备高确定性三期临床数据的成熟资产，另一端则是处于最早期的源头创新项目。“十亿美元分子”稀缺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年度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才能被称之为“重磅炸弹”药物。当前，中国自研的创新药中，仅有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以及传奇生物的CAR-T细胞药物西达基奥仑赛已成功跻身“十亿美元分子”。中国重磅药物稀缺，中国药企与跨国药企的体量亦存在很大差距，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多数企业商业化主战场局限于国内市场，缺少成熟的海外临床注册、海外营销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体系，产品难以在全球范围兑现销售价值。“国内排名前三的医药企业年营收规模约400亿元，而跨国药企年营收普遍突破300亿美元。中国人口占全球20%，但药品市场的全球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出海是本土药企必须直面的发展课题。资本市场也不会对一次性对外授权首付款持续给予高估值，只有将其转化为可持续业务，并逐步实现海外商业化，企业才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崔翠说。中国创新药要在海外获批上市，需要开展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有国内临床专家表示，国内生物医药企业成立时间尚短，部分企业仅有10年至20年发展历程，尚未建立欧美研究者的深度合作网络。“从中国创新到全球证据，仅有规模与速度不等于全球引领。我们需要创新、卓越临床研究、科学领导力以及全球协作，目标不只是参与更多全球临床试验，而是提出正确的科学问题、产出高质量证据，最终改变全球临床实践。”当前，一些中国药企试图做出改变。周云曙表示，现在公司坚持把差异化作为立项的基础，而且立项一定是面向全球。“过去立项更多只考虑中国市场，但未来立项会兼顾海外市场。有些疾病在中国属于少见病，在欧美却是高发，这类疾病同样会纳入立项考量。”吴永谦表示，公司也在推动替恩戈替尼海外上市，该药已获得美国FDA快速通道认定和孤儿药认定，全球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于2026年7月完成入组，覆盖美国、欧洲及亚洲等地区。针对海外商业化路径，企业并未预设固定方案。胆管癌患者诊疗高度集中在核心城市大型医院，不需要庞大的地面销售团队，但一旦拓展到前列腺癌这类大适应证，自建团队并不现实。企业计划等待大适应证数据读出后，再重新评估授权合作与自建商业化的选择。和黄医药代理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郑泽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公司的常规路径，一般是先在中国开展临床，之后才拓展到海外市场。随着公司管线不断演进，从实体瘤拓展到免疫、血液肿瘤领域，还搭建了融合小分子、大分子优势的ATTC平台，公司的商业化收入、全球临床能力和资金储备也在持续积累，公司有底气挑战创新度更高、投入更大、面向全球的项目。现在在早期研发阶段就会考虑全球患者和市场，而不再等国内研究做完再启动海外开发。

2026-9-24 : 免费的HPV疫苗为何遭遇“接种冷”？该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已满一年，但据受访学者小规模调研，一些地方疾控反馈，面向年满13周岁及以上适龄女孩的接种率仍不足50%。 地方统计通常不区分免费苗或自费苗，统计口径同时涵盖二价HPV和九价HPV疫苗，这意味着即便叠加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数据，部分地区适龄人群覆盖率依然偏低。相比之下，传统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儿童疫苗覆盖率普遍超过90%。 国家疾控局近期多次重申强调，HPV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 但在业界看来，HPV疫苗接种的重要一环——学校的作用仍未充分显现，这或许可以成为当前突破瓶颈的一个重要抓手。而从更根本来看，低接种率背后是中国预防接种的逻辑转换：儿童疫苗靠“被动强制”推到九成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疫苗则要走向“主动自觉”。接下来的难题是：怎样提升学校参与意愿，又避免将接种率简单转化为学校或班级的刚性考核指标；怎样在监护人知情同意之外，把青春期女孩自身的意愿也真正纳入沟通。 接种率爬坡艰难背后 “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不久，各地接种工作尚在推进中。根据我们团队的小规模调研以及与多地疾控专家的访谈，不少地区接种率仍不足50%。”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负责人汤胜蓝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这背后，核心症结在于HPV疫苗难以像传统儿童疫苗那样形成“强制闭环”。 汤胜蓝提到，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卫生系统有接种率目标和推进要求，也会逐级落实到地方疾控和接种单位。一些地方会根据接种进度持续监测、通报，接种率较低时也会进一步推动查漏补种。 但至于是否作为地市或区县疾控的“硬性绩效考核指标”、目标值设定多少，汤胜蓝调研中发现，各地做法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无论是从免疫规划内疫苗保供的角度，还是从HPV疫苗市场竞争的角度，“人等苗”早已成为过去式。近一个多月以来，黑龙江、北京等多地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相继发文，HPV疫苗当前库存充足，“二价、九价均有现货，无须预约排队，随到随打！”。 但终端需求却不温不火。“即便是过去，争相接种HPV疫苗的也多是成人女性，中小学生群体接种率一直不高。不是不知道必要性，而是优先级不高。”有疾控人士坦言，父母在青少年接种决策中起关键作用。中小学生群体接种率长期偏低，核心在于家长的优先级排序与风险“零容忍”心态。 前述疾控人士提及的家长担忧，往往伴随着一些一些误解，如认为“打疫苗会影响发育” “导致月经紊乱”。 但事实上，HPV疫苗是安全程度较高的苗种之一，其属于重组蛋白疫苗，只含有病毒外壳的蛋白质颗粒，不含病毒DNA，不含激素，全球数亿剂次的接种实践表明，没有证据显示接种HPV疫苗会影响生长发育、干扰内分泌系统。目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国产二价疫苗，针对HPV16/18型的防护可阻断至少70%的宫颈癌，其安全有效性已在十余国儿童中落地。 至于优先级别不高，多源于部分家长的“宫颈癌是成人病”的认知。然而，虽然宫颈癌发病率在20岁之前处于较低水平，至50—54岁年龄组达高峰，但预防窗口需在初次性行为前开启。研究显示，9—14岁女孩接种后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保护期超10年。也正因如此，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国免费接种计划普遍将11—13岁女孩列为核心目标人群。 至于二价与九价、国产与进口的具体选择，虽从公共卫生统计口径看均计入接种覆盖率，但摇摆的过程，客观上放大了家长的决策成本与观望情绪。 一篇今年8月发表在《中国公共卫生》上的研究也显示，研究人员对苏州市相城区1276名9～14岁中小学生家长开展调查，根据调研结果，64.42%的家长愿意为女儿接种HPV疫苗，处于国内相关研究报告中的中等水平（56.6%～87.6%)，但实际接种率仅有14.73%。 为提升覆盖率，今年9月开学季，山西大同等地将预防接种证查验范围扩充至HPV疫苗。 但国家疾控局释义称，查验旨在“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补种漏种疫苗，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 也就是说，对于接种和补种工作，决定权仍在家长。该局也明确，是否完成HPV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这种“软约束”让HPV疫苗接种率的爬坡较为艰难。 汤胜蓝团队近日发布的《以HPV疫苗为契机，构建我国学校疫苗接种模式：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中提及了一个典型案例：在中西部某城市开展的一次学校接种实践中，项目在3所学校实施，虽共有100余名学生报名，实际每所学校仅有5—7名学生完成接种，即总接种人数仅20人左右。但为保障现场接种和安全管理，每所学校仍需按照既定要求配置二十余人的工作团队和相应设备，导致人员和设备投入与实际接种人数明显不匹配。 可及可负担之后，撬动HPV疫苗接种的“扳机”何在？ 当供给端“随到随打”成为常态，HPV疫苗接种率的提升逻辑已从“解决可及性”转向“优化服务链”。 9月开学季至中秋、国庆假期前，北京等多地再次提出优化服务，要求社区预防接种门口开设周末专场、假期专场集中接种；上海则进一步将九价HPV疫苗纳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畴，以降低家庭决策门槛。 然而，在业界看来，对比已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其他国家，中国在校园接种的落地与家庭动员方面仍有明显短板。 为此，一些地区开始探索“母女联合接种”策略，将成年女性纳入HPV疫苗免费或补贴接种范围，试图通过提高母亲的接种率来带动女儿的接种意愿；部分地区的妇幼保健院和“大三甲”的妇科宫颈专科门诊也开始介入，为家庭提供循证决策支持。 但无论是医院门诊还是社区卫生机构，均无法直接触达大规模的学生群体。这意味着，校园接种是绕不开的核心场景。 目前，山东淄博、威海部分区县尝试在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由专业接种人员入校提供集中接种服务；重庆约三分之一的区县也已开展HPV疫苗入校接种探索，选择少数学校先行试点。北京近期亦重申提到，开学季提供免费疫苗入校接种服务。适龄女生可根据所在学校安排参加校内集中接种。 但总体而言，部分地区的小规模校内临时接种试点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目前，我国多数地区主要由学生前往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入校接种尚未普遍开展。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均表明，学校接种能够有效提高和维持疫苗接种覆盖率。HPV疫苗是学校接种应用最广泛、证据最充分的领域之一。”汤胜蓝说。 他举例提到，加拿大学校接种项目的平均接种率达69.6%，远高于社区门诊的18.7%。 他还提到，在HP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后，学校接种既是提高接种率的应有之义，也能进一步促进健康公平——对于医疗资源不足地区、低收入家庭以及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的人群而言，学校往往是最容易接触到的公共服务平台。 在卢旺达，自该国于2011年启动全国HPV疫苗项目以来，将学校作为主要接种渠道，同时结合社区外展服务覆盖失学儿童。项目实施后，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 常态化校园接种为何推进艰难？ 但中国要想常态化开展校园接种，挑战来自多个方面：卫生部门协同不足、家长和学生接种意愿不高、疫苗价型偏好影响接种选择、集中接种风险管理要求较高，以及基层人员和经费保障不足等。 有地方疾控人士认为，尽管过去几年，多地在推动流感疫苗进校中已积累了不小经验，但轮到HPV疫苗，疫苗进校的难度却陡增。“与流感等可能直接影响学生出勤和教学秩序的急性传染病不同，HPV疫苗主要预防远期疾病，其健康收益短期内较难转化为教育系统能够直接感知的收益。”一名疾控专家称。而入校接种人数不足又会推高入校接种的单位服务成本。 与此同时，以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为代表，不少家长选择为孩子接种高价次疫苗，这又平添了几分校园集中接种的执行难度——若只提供免费苗，部分家庭可能自行前往接种门诊；如果允许学生选择其他价型疫苗，则需要提前完成接种意愿和疫苗种类摸底，并根据不同选择准备相应疫苗，现场组织难度明显增加。 如何破局？在汤胜蓝看来，首先是强化制度保障。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学校接种依赖于明确的政策支持和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而非短期行动。尽管考虑到中国国情，HPV疫苗进校需要因地制宜，不能操之过急——只有在达到一定接种规模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学校接种可能更具成本效果。 但鉴于HPV目标人群高度集中于校园，汤胜蓝认为，无论疫苗是否进校，接种率的提升都离不开教育系统的参与，所以健全激励机制和跨部门协同机制，依然迫在眉睫。在激励机制方面，可探索将学校接种相关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或免疫规划项目的经费保障范围。 随着预防接种转向主动健康阶段，与儿童接种不同，学生个人意愿也应充分尊重。 汤胜蓝提到，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部分国家还专门建立了青春期学生自主意愿与监护人知情同意之间的处理机制。对于家长未提交同意书、但学生本人希望接种的情况，则由专业免疫人员评估其是否具备自主同意能力。学生接种意愿和家长意见不一致时的判断和沟通责任由专业免疫团队承担。 “HPV疫苗目标人群已进入青春期，学校接种不能简单沿用婴幼儿时期以监护人为唯一沟通对象的免疫服务模式。建议在保障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同时，将青少年本人纳入疫苗健康教育和接种沟通的对象。”汤胜蓝说。

2026-9-24 : 在中国本土医药外包公司业绩普遍回暖之际，有跨国药企却选择剥离中国的CD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业务。上海莱士（002252.SZ）9月23日傍晚发布公告宣布，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100%股权，收购价不超过2000万元。该标的公司从事生物制药的合同开发与生产。作为国内血液制品龙头企业，上海莱士已明确将创新药定位为第二增长曲线，本次收购目标，目的是使创新药从靶点发现到商业化销售的完整链条实现自主可控。但从德国企业勃林格殷格翰角度看，缘何要出售这家经营了12年时间的工厂？这也并非第一家在华选择出售CDMO业务的跨国药企。带有光环的工厂一家从事工厂管理的药企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勃林格殷格翰出售中国生物制药的消息一经公布，就迅速搅动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圈。这一座有着标志性光环的工厂，最早成立于2014年，是勃林格殷格翰中国位于上海张江的生物制药合同生产基地，是跨国药企在华建立的第一个且唯一具有国际标准的生物制药基地，并参与了国内首批开展生物制药合同生产的试点。该基地依托哺乳动物细胞技术平台，主要从事生物制药的合同开发与生产，为全球及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提供从临床到商业化的生产供应，并涵盖CMC注册支持、分析方法开发与验证等专业技术服务。该基地具备6000L规模商业化生产能力。药品委托生产是全球医药产业发展的普遍模式，药品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可以自己建立企业生产药品，也可以委托企业生产药品，这样可以避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现象。然而，十多年前的中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尚未实施，新药的研发与生产必须在捆绑在同一主体下进行。2019年12月1日，新版《药品管理法》生效，MAH制度首次被纳入法律，在中国全面实施，这使得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实现适度分离，研发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专业化生产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协作关系。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曾在其公众号上发文回忆称，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将产业链中的“生产瓶颈”转型为“服务平台”，推动了中国MAH制度改革的突破。该基地也在2019年诞生了中国首个合同生产生物新药，即百济神州的PD-1单抗百泽安。在MAH制度推动下，随着中国药物研发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日趋明显，本土药企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药物、医疗技术的产业化正推动中国CDMO产业高速增长，中国本土的CDMO公司也迅速成长壮大。这些年，中国本土头部CDMO公司持续在扩大产能，但外资CDMO公司在华的发展却走向了另外一个分水岭。从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自身业绩看，表现并不理想。2024年以来，连续处于亏损状态。2024年、2025年、2026年一季度，分别实现收入5.86亿元、2.32亿元、3258.53万元，分别亏损7329.18万元、2.59亿元、1678.67万元。黯然退场在勃林格殷格翰出售这座工厂前，近年来，也有其他外资企业进行过类似剥离行动。前述从事工厂管理的药企人士表示，中国本土CDMO企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技术实力的提升有目共睹。本土企业持续投入重金引进高端核心人才；在硬件层面，国内企业也大量新建厂房，设备条件看齐国际水准，部分甚至优于海外企业。更关键的一点是，国内企业在持续完善合规体系建设的同时，依然保持较高运营效率，这是很多外资CDMO公司难以企及的优势。一位从事生物药研发的药企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几年前，他们曾与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接触过，根据他们掌握到的信息，该基地最初是勃林格殷格翰为布局生物类似药业务所建立，但因为相关业务被砍掉后，后续转型成为生产外包基地。该基地曾承接过百济神州PD-1的首批商业化生产，但在百济神州自建产线落地后，该基地的产能又出现闲置。“据我们了解，该基地在两年前就在裁员了，现在只有基本的团队配置，该基地的建设标准很高，但也带来了高昂的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摊销大。这些年，中国本土CDMO企业处于强势发展势头，产能增加很快，行业都在拼价格以及成本控制。相比之下，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的成本以及价格优势并不突出。”在该药企人士看来，外资的CDMO业务在华发展不顺利背后，投入战略并不坚定也是很重要的掣肘因素。“对于把生物药产能落地或者复制到中国这件事上，跨国药企的战略始终在摇摆。等到他们发现中国医药外包市场发展起来后，又错失了先机，这也导致后面的决策越来越难以开展。”该人士这样认为。一家中国医药外包公司总经理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本土的医药外包企业不仅具备突出的性价比，一体化服务能力同样是核心优势，可覆盖生物药从靶点发现、临床开发到生产制造的全链条。更重要的是，中国本土企业决策链路短、响应速度快。反观跨国药企，核心决策权掌握在海外总部，即便在中国设有本地团队，但决策效率上仍难以与本土企业竞争。

2026-9-24 : 当前，基因治疗正站在一个尴尬的节点上：技术能力在加速，而支付与监管能力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瓶颈。 2026年，基因治疗的全球图景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在美国和欧洲，基因治疗的适应症持续扩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将基因疗法Casgevy的适用年龄下调至2岁；欧盟批准了Itvisma覆盖更广泛的脊髓性肌萎缩症（SMA）人群。2026年8月，FDA批准了十余年来首个新的溶瘤病毒疗法Tudriqev。不过，在中国，基因治疗的商业化落地仍举步维艰。 “我们的产品发了两篇顶刊论文，不是因为药物质量不好，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支付。”在近期举行的2026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CSGCT）大会上，信念医药联合创始人肖啸在圆桌讨论中表示，信念医药花了近一年半时间，才完成第一例患者用药的价格谈判，“30万元在中国标准来说是高的，但在欧美标准却是低的。” 这无疑是一个结构性困境。中国基因治疗在技术层面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9款CAR-T产品获批，首款AAV基因治疗药物上市在即，在In Vivo CAR-T、iPSC、基因编辑等前沿方向上，中国团队与国际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甚至局部领先。但在商业闭环上，支付体系的缺位让大量创新悬在半空。 “如果只靠医保，显然不够。我们现在比较爱发电（用爱发电），我们是靠投资人在发电。”科济药业创始人李宗海直言。 双轨制下的加速与挑战 中国的基因治疗监管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重构。2026年5月1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CGT（细胞与基因治疗）监管从“药械单轨”走向“药械+技术双轨”的格局。 双轨制的核心逻辑是分层管理。一条路径是传统的药品注册路径：以IND（药品注册路径）为目标，遵循GCP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最终走向上市许可。另一条路径是“技术路径”：由研究者发起临床研究（IIT），在备案制下快速探索安全性、有效性和给药方案，最终通过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实现技术落地。 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好的。IIT确实为中国CGT产业提供了独特的效率优势。一项学术研究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CGT领域的IIT数量已达1033项，从2015年起以年均超过11倍的速度增长。 “如果没有相对灵活的IIT，可能就没有今天中国CGT的百花齐放。”君联资本联席首席投资官王俊峰在CSGCT圆桌讨论中表示。 但制度的落地需要时间，而技术跑得更快。818号令落地前后，两起基因治疗死亡事件的曝光，将IIT路径的安全隐忧推到了聚光灯下。 2025年3月，一名6岁女孩在接受CHD3基因编辑治疗后死亡。2026年8月，又一起DMD患儿死亡事件被披露——在接受高剂量AAV载体全身给药后，因补体和细胞因子严重激活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柳叶刀》（The Lancet）随后发表社论，措辞罕见严厉：“基因编辑必须通过最安全的系统递送到患者体内。在挑战性部位（如大脑）进行基因编辑，或需要编辑大量组织（如肌肉）时，需要最高程度的谨慎和风险管理。” 两起事件的共同指向是腺相关病毒（AAV）递送系统。高剂量AAV触发的免疫毒性并非新问题，但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等肌肉疾病恰恰需要高剂量全身给药，因为肌肉组织体量巨大、AAV转导效率有限。治疗窗的狭窄与风险的不可预测性，构成了这一技术路线的核心矛盾。 更值得反思的是信息透明度。两起死亡事件均发生数月后才被公开，且最初未出现在任何公开渠道。Lancet呼吁：“任何批准都应以严重不良事件（包括死亡）立即披露为条件。” 规范之路的三个命题 第一，临床研究（IIT）的质量标准必须从“灵活”走向“可验证”。 前述818号令确立了备案制，但备案不等于免于监管。“国家和行业已经意识到，IIT需要的不是放松，而是一套与IND质量要求接轨、但适配早期探索特点的标准体系。”一位长期从事CGT法规研究的学者在解读细则时指出。 李宗海在CSGCT讨论中提出一个关键判断：“我不认为中国IIT数据的质量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做IIT是要花很多钱的——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谁有空去造数据？”但他同时也承认，IIT的规范性需要加强，“安全控制不能懵。” 从操作层面，这意味着：IIT的受试者保护标准、不良事件报告机制、数据管理规范需要向GCP靠拢，但不必完全照搬药品注册的繁复流程。818号令配套的《临床研究备案指导清单》和十四项技术指引，正在试图建立这样一套“中间标准”。 第二，递送系统的安全性评价需要成为独立的前置门槛。 Lancet社论的核心建议之一是：基因编辑的审批必须由包含临床医生、基因编辑科学家、毒理学家、免疫学家、载体生物学家和伦理学家在内的专家小组进行前置评估。这一建议针对的正是当前IIT实践中“先做再说”的倾向。 AAV毒性、脂质纳米粒（LNP）的脱靶效应、基因编辑的染色体重排风险——这些都不是传统药物毒理学能够充分覆盖的领域。对于靶向肝脏以外器官或需要跨越血脑屏障的应用，风险等级需要被系统性地重新评估。 第三，支付端需要一场与科学创新同步的制度创新。 “仅靠国内是绝对不够的。”王俊峰在CSGCT圆桌上的判断几乎无人反驳。基因治疗“一针治愈、终身有效”的特性，与传统药物经济学“持续用药、持续付费”的逻辑根本冲突。肖啸提出的“分期付款+商保+慈善捐赠+银行贷款”的多层次支付方案，本质上是在为一个缺乏融资工具的高值疗法寻找出路。 李宗海的呼吁更具政策指向性：“不同历史阶段，政策要作出调整。公积金解决了住房问题，医疗健康也需要类似的制度设计。” 基因治疗的未来，不仅取决于AAV载体能不能更安全、基因编辑能不能更精准，更取决于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当科学的承诺跑在制度前面时，我们是让制度追赶科学，还是让科学等待制度？ 从2026年的节点看，中国正在选择前者。818号令的落地、两起悲剧后的反思、行业对IIT标准化的共识凝聚——这些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规范不是基因治疗的刹车，而是让它跑得更远的前提。

2026-9-23 : 国产创新药出海BD（对外授权）交易火热，“卖青苗”争议随之而来，部分本土企业将早期管线海外权益提前授权给跨国药企，这种模式可以分担研发风险、验证中国创新价值，却也存在优质资产价值被低估的隐忧。如何兼顾短期生存与长期产业收益，成为中国创新药企出海需要权衡的命题。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先声药业总裁周云曙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卖早了”“卖青苗”，与企业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企业尚不具备海外研发与商业化能力，出让海外权益能够快速获取现金流。加之新药本身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能否成功获批、商业远景如何等都难以预判，对外授权成为现实选择。2022年后，中国医药行业遭遇资本寒冬，传统的“融资-烧钱-上市”路径难以为继，迫使企业转向产品授权出海、战略合作等方式获取至关重要的研发资金。跨国药企也面临专利悬崖挑战，亟需扩充产品管线，双重因素共振之下，带动了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热潮。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共81笔，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先声药业的创新药收入达到38.9亿元，占比达到84.9%。对外授权也成为公司推动自主创新成果走向全球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公司也达成6笔对外授权交易，潜在交易总额超61亿美元。“公司会更加关注许可交易质量与管线长期价值，不再简单追求交易数量。对外授权有助于已授权产品的海外开发，同时让公司在临床研究、海外注册、商业化统筹能力上得到提升，未来国际化能力将是重点提升的方向。”周云曙说。事实上，行业对外授权热潮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合作模式从单一产品授权，逐步转向平台化、更早阶段的全方位协同。周云曙表示，公司优化后的对外授权出海策略有几种，一是从单一合作转向更多技术平台型合作；二是不再简单出售早期资产，而是积累更多临床数据后再与跨国巨头合作，参与全球分权与利益共享；三是从单产品、共享型合作出发，推动授权许可成为可持续的增长曲线，而非临时性的第二增长曲线。

2026-9-22 : 筹资渠道拓宽之下，非免疫规划疫苗（自费疫苗，即二类苗）“跌跌不休”的价格走势已现拐点。市场能否跑通“价格—接种率—企业回报”的良性循环，眼下正迎来接种落地的关键大考。 上海近日明确，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适用范围，从流感疫苗拓展至其他符合条件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含被动免疫类生物制剂）费用及接种服务费。据第一财经梳理，此次扩容涉及疫苗品种、生产企业分别超15个和超20家。 市场变局随之显现：除带状疱疹疫苗等少数品类外，流感疫苗、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PCV23）、HPV疫苗，乃至原本定价已处高位的人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单抗等品种，企业报价均出现不同程度回温，涨价趋势与个账支付范围的扩容几乎同步。 流感疫苗在公费市场的提价信号释放得更早——中央财政拨款释放的确定性信号是关键驱动：2026年农村“一老一小”群体被正式纳入免费接种范畴。据行业估算，全国对应采购规模约6800万剂，为公费市场提供了明确的量价支撑，此前的内卷式降价态势随之收敛。 随着新一轮流感季来临，多地近期已陆续铺开接种工作。第一财经注意到，一些省份已将覆盖农村“一老一小”的免费接种项目延伸至城市适龄人群，多地基层预约咨询量、周末接种量均明显抬升。 医保个账支付扩容，激活自费疫苗提价预期 “很意外，流感疫苗竟然涨价了。”家住上海闵行区的高女士在接种现场惊讶地发现。 高女士每年都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习惯。今年，她在预约环节已直观感受到需求热度：“最初查询时，赛诺菲、复星雅立峰、科兴的产品均有库存，但再次登录随申办‘智慧接种’模块预约时发现，9月底至10月初的多个时段已显示满员。” 9月20日（周日）的接种现场也印证了她的观察——接种人群中成年人占比显著提升，亦有部分学生集体前往，多数接种者直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最终，高女士选择了赛诺菲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单价96.40元，叠加6元非免疫规划疫苗注射费，合计102.40元，由其医保个账余额全额支付。 这一微观场景背后，是市场预期的深层转向：医保个账支付扩容不仅直接激活了自费疫苗的支付意愿，其带来的需求放量预期，更前置性地支撑了企业端的定价修复，提振回报预期。 5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首次明确允许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这也是医保基金支付预防性产品的一次关键破冰。 上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个账余额支付边界。上海市医保局14日发文称，自2026年9月15日起，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支付《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中选产品目录》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含被动免疫类生物制剂）费用及注射服务费。 正如前述高女士所经历的，自费苗的“提价潮”出现在了当地绝大多数中选疫苗中。 对比2025年上海非免规疫苗的采购价格，流感疫苗价格回暖的趋势尤为突出。第一财经梳理上海药品集团采购（GPO）服务网披露的“2026年度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中选产品”，在适用6月龄以上人群，0.5ml/剂的三价流感裂解疫苗中，上生（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和长春生物的产品均由去年的45元涨至86.4元，华兰生物、赛诺菲、浙江天元、复星雅立峰、北京科兴的产品则均涨至96.4元。而在2025年，华兰生物中选价格仅为53元，其他四家厂商的中选价在75元至88元的区间。儿童适用的0.25ml/剂的产品中，长春生物涨价最为显著，由上一年的27元涨至66.5元，与其他厂商报价基本持平。 流感疫苗的集体涨价并非孤例。在流脑疫苗、PCV等长期竞价激烈的自费苗领域，同厂商同产品价格也普遍出现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价格回升。 更为确定的自费苗市场预期回暖信号，来自高价苗、联合疫苗和其他创新型疫苗赛道——在原本高定价的基础上，今年企业报价仍略有上浮。 比如，目前国内唯二上市的百白破四联苗（民海生物）和五联苗（赛诺菲），今年单价均上涨8.4元。上述中选产品中“最贵”的，是RSV预防用单抗尼塞韦单抗注射液，1mg规格的企业报价为3185.39元/支，也较去年有8元多的涨幅。 上海之外，山西省疾控8月底发布的“关于调整山西省2025-2026年度部分非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产品价格、适用人群的公告”显示，上生和长春生物的三价流感裂解疫苗0.5mg/剂的单价均由53元调整至78元。中逸安科的流感病毒亚单位疫苗单价由168元上涨了100元，至268元。 公费流感疫苗市场扩面，企业报价“触底反弹” 今年之前，在整体接种规模有限的自费疫苗市场中，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长期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三价苗则因主要面向地方公费市场，价格内卷更为激烈。以去年北京公费苗采购为例，三价流感疫苗甚至出现了5.5元/支的冰点价。 2026年流感季，受全球毒株迭代影响，产品结构发生显著调整——四价苗全面转向三价苗。同时，在多项政策的量价“兜底”之下，公费流感疫苗的企业报价拐点已显现。 前述医保个账新政之外，根据国家疾控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农村地区“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纳入免费接种范围，具体覆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在读中小学生。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8月底进一步明确，这一免费接种项目由“财政部今年专门安排资金”。 9月中旬以来，山西、广东等地疾控部门相继挂出“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采购项目”的招标公告。比如，广东省疾控披露，安排专项经费1627.98万元。 在中央财政兜底的基础上，部分地区结合既往民生项目“底子”，进一步扩大“免费接种”的覆盖面——将范围由农村拓展至城乡全域，将户籍人口限制放宽至常住人口，将老年人年龄门槛由65岁降至60岁。 比如，湖北十堰将免费接种范畴由仅限农村地区延伸到城市地区；绍兴则覆盖了浙江省内常住人口中的60岁以上老人及全体义务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北京针对老年人的免费接种进行了有限制的扩大：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不限户籍，而60~64岁具有北京市户口或北京市医保（1966年12月31以前出生）的老年人也可享有该惠民政策。 在上海，第一财经多方了解到，针对农村“一老一小”的免费流感疫苗预计10月到货，目前该政策尚未扩围至城市地区。但在执行层面，闵行、金山等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反映，由于接种时并不强制核验户口本，主要依据身份证所载户籍地与出生日期进行资格判定，在农村户口人口较多、疫苗供给相对充裕的社区，实际操作存在一定灵活空间。 财政支付的确定性，已然扭转了企业的定价策略，价格战态势明显收敛。第一财经注意到，2026年浙江、广东等省的公费流感疫苗招采价格已回升至9元/支左右，较去年略有回升。 支付渠道拓宽后，公众更愿打疫苗了吗 尽管父母非上海医保、无法使用家庭共济账户，高女士仍选择现场自费为二老接种。在她看来，无论是免费接种扩面还是医保个账支付畅通，其核心意义都已超越支付本身，成为一种“疫苗教育”——在降低家庭决策门槛的同时，切实撬动接种意愿。 然而，覆盖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工会经费等的多元支付通道打通，仅是第一步。落地层面仍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面向学生及职业人群，周末门诊的持续性供给与基层接种补偿机制的落实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针对老年慢病患者、孕妇等高风险人群，仍需破除基层“怕担责、不敢打”的执行堵点。 今年，国家卫健委将“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列入十大民生服务实事，明确要求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调休，并鼓励在薪酬分配中予以倾斜。9月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要求。 针对后者，目前国内已有多款疫苗说明书不再将孕妇作为禁忌人群，且“建议与医生共同进行获益/风险评估后决定”。9月，中疾控更新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一2027)》进一步明确，孕妇为“优先推荐”的高风险人群。 在业界看来，在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点强调流感疫苗接种的背景下，亟须强化对基层公卫人员的疫苗知识更新。同时，应深入推进“疫苗处方”制度，将其与家庭医生签约、慢病随访深度融合。

2026-9-22 : 作为降糖减肥领域的明星药物，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近日被曝出成回流药重灾区。 根据央视新闻近日报道称，广州医保部门依托“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在一处仓库内，医保和公安发现，30多摄氏度的闷热潮湿环境中，本该冷链保存的药品被常温零散摆放。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目前，警方已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当场扣押8000余盒涉案药品。 这些涉案药品，属于回流药。所谓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 对于司美格鲁肽回流药问题，9月22日，诺和诺德中国回应称，公司一贯坚决支持并全力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对医保回流药等非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以维护国家医保基金安全和患者合法权益。公司郑重提示患者：请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并严格遵守医嘱规范用药，以保障用药安全。 当前，含司美格鲁肽的不同产品已在中国获批用于不同疾病领域，覆盖降糖、减重、治疗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诺和诺德中国表示，只有通过规范诊疗和规范用药，创新治疗的临床价值才能更好地惠及患者。 诺和诺德方面也表示，公司继续携手医疗机构、零售药房及电商平台等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支持规范用药管理和患者教育，持续推进授权认证渠道体系（包括品牌直供及官方授权渠道），协同提升药品流通全链路质量管理和追溯能力。 随着医保报销政策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报销后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市场售价，在利益驱使下，“超额配药—低价回收—异地转运—层层加价—跨省销售”的非法利益链条逐渐形成。许多不法分子常在社区、医院、超市、菜场等老年群体集中的区域出没，以“车接车送”“给予好处费”“赠送米面油蛋”等为诱饵，引诱老年人出租、出借医保卡，随后，他们或代刷医保卡骗取药品，或组织老年人虚开、多开药品，再低价回收后倒卖牟利。这些“回流药”在非法流通中被拆分重新包装，随意使用塑料袋、纸箱简易存放，缺乏防潮、防污染、冷藏等必要的保存条件，常出现挤压破损、标签脱落、受潮变质，药性失活等问题，一旦流入市场，将严重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以及各地医保局正在加大力度打击“回流药”黑色产业链。 近日国家医保局再次警示称，医保、药监、公安等部门将联合对倒卖“回流药”黑色产业实施全链条穿透式打击。无论是伪造票据专业“洗白”，还是转移到自费渠道、网络渠道隐蔽销售，都逃不过追溯码的全程追踪。即使机关算尽，也难逃法网，终将受到法律严惩。

2026-9-21 : 去年9月份宣布要裁员9000人的诺和诺德，于9月21日在伦敦举办的资本市场日上披露了最终减员情况。 诺和诺德方面表示，通过本轮组织调整，公司节约成本超100亿（15.35亿美元）丹麦克朗，帮助公司重新投向商业化与研发；过往调整累计涉及约1.3万个岗位，目前全球全职员工为6.6万人。 诺和诺德本轮人员优化背后，核心动因是支撑公司七成以上营收的王牌产品司美格鲁肽，正面临增长承压的挑战。 2026年上半年，诺和诺德司美格鲁肽产品组合（包括降糖以及减重适应证在内），合计销售额为1121.93亿丹麦克朗（约175.25亿美元），收入已落后竞品礼来的替尔泊肽约102亿美元。 而司美格鲁肽的增长压力，不仅来自于竞品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有专利到期这一潜在威胁。 根据IQVIA艾昆纬的统计，2026年，司美格鲁肽首批八个关键市场将迎来一轮大规模的专利与数据保护到期潮，涵盖加拿大、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及南非；第二波专利到期将由部分欧洲国家率先开启，主要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中东欧地区，这一阶段将成为欧洲供仿制药生产商检验其市场准入策略的重要的试验场。随后，第三波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波市场将陆续开放，涵盖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在这一阶段，竞争格局将达到顶峰，企业需要在专利到期的司美格鲁肽与下一代肥胖治疗药物之间进行战略定位。 诺和诺德试图推出下一代减重注射剂，其中CagriSema（卡格列肽与司美格鲁肽的GLP-1/胰淀素组合制剂）复方制剂预计在2027年推向市场。 诺和诺德方面表示，公司正在适应变化的环境，同时为新的增长机遇。除了巩固并扩展公司在糖尿病以及肥胖症上的治疗优势外，公司也在血液与内分泌疾病、肝病、心血管疾病领域打造未来增长引擎。除此之外，公司还在探索消费者处方药业务。 本次资本日，诺和诺德公布了2030战略雄心。 在壮大并丰富研发管线方面，公司宣布到2030年推出超过5款超级重磅产品，并在2035年实现超过1500亿丹麦克朗的管线销售额；在肥胖症和糖尿病领域推进不少于5项3期临床项目；在其他治疗领域推进不少于5项3期临床项目。 在驱动可持续增长，公司也致力于2026年至2030年实现收入复合年增长率（CAGR）与行业可比企业保持一致；同时并扩大口服减肥药产能，使接受GLP-1片剂治疗的肥胖症患者人数达到当前的10倍。

2026-9-21 : 伴随着商业航天产业快速扩容，生物医药领域利用太空环境的门槛有望降低。 第一财经记者独家获悉，近期，中科宇航与广州国家实验室在太空生物医药领域达成合作，联合研制太空制药载荷。目标是具备蛋白质和小分子药物结晶实验能力，并为后续轨道级长期实验积累技术基础。双方联合研制的医药载荷，面向肺癌、心血管等重大疾病开展新药研发，将于2027年一季度搭乘中科宇航力鸿二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完成亚轨道飞行验证，探索微重力环境下的新药创制，在太空回答“生命之问”。 “太空生物医药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以前该领域主要是科研导向，如今来到了产业化的临界点。”中科宇航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英诚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商业航天跟生物医药结合，发射频次要够高，从而支持太空生物医药的研发制造迭代；其次是成本要低，如果成本很高，该领域就难有商业化的可能性。 太空生物医药从“要答案”到“要产出” 从“要答案”到“要产出”，太空生物医药领域正从实验室验证阶段步入产业化探索期。这一趋势背后，是生物医药精密设备的加速研发，以及太空技术服务能力的快速形成。 在广州国家实验室徐强研究组，第一财经记者见到了“全视场细胞成像仪”，该设备由中科宇航与广州国家实验室联合研制。这一设备不大也不重，主体部分可以一只手托起。在保证成像分辨率的基础上，载荷做得更轻、更小、更节能，是太空生物医药产业化的写照。 对比地面实验，太空生物医药的实验成本更高，数据可复现的难度更大，保证实验良品率的难度也更大。商业航天的产能扩容，为该领域的产业化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5月，中科宇航旗下的创新研究院在广州揭牌，该院重点布局太空制造、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新型动力产品三大方向。王英诚的研究方向为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及航天器总体设计和太空制造。其中，太空制造主要是载荷装备的研制，例如太空制药载荷、太空3D打印载荷、太空材料制造等装备。 王英诚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与广州国家实验室的合作来看，本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联合研制太空制药载荷。目标是具备蛋白质和小分子药物结晶实验能力，并为后续轨道级长期实验积累技术基础。 钟南山院士领导的广州国家实验室成立于2021年，聚焦呼吸系统疾病及其防控领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东生物医药原始创新、重大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的核心策源地之一。该单位与中科宇航开展合作的主要是徐强研究员团队。 徐强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国家实验室提出药物结晶的科学问题，负责实验方案、样品、地面对照、结果分析，并把成熟的生物医药自动化功能和原位观测能力转化为载荷需求；中科宇航负责航天平台、环境条件、系统接口、发射返回和任务组织，双方共同开展载荷工程设计。 在产业化视角下，商业航天与生物医药的跨界合作正在探索一条紧密协同、机制共建的合作模式，为后续常态化的实验和生产打下基础。 徐强告诉记者，研制过程将按照“需求冻结—方案设计—样机联调—地面对照—环境试验—飞行实施—样品交接—联合分析”的闭环推进。围绕太空生物实验的载荷接口标准、样品往返流程、生物安全规范，国内已经形成一定的标准基础。 “当前仍需补齐的，是面向商业化太空生物医药的专用、可操作、跨平台全流程规范，例如模块化载荷接口、样品身份与温控链、无菌和密封验证、在轨异常处置、返回交接、数据完整性，以及空间实验结果如何进入药物研发质量体系。”王英诚向记者透露，公司正在研究推动相关标准化工作，标准化载荷接口从一开始就服务于快速换装、重复飞行和多用户兼容。 政策支持与产业资源双轮驱动 “与广州国家实验室合作的起点，是双方围绕申报国家标志性场景计划开展对接，广州市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牵线搭桥作用。第一次交流时，双方很快发现需求高度互补。”王英诚告诉记者，中科宇航已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太空医学联合研究中心，并与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等相关团队围绕太空生物制造开展联合探索，当前重点包括干细胞相关实验和啮齿类动物试验装置研制。这类合作由医院和生命科学团队提出科学问题，航天团队把实验转化为能够承受发射环境、在微重力中自主运行并支持返回分析的工程系统。广州国家实验室的加入，则进一步把药物研发、科研仪器和航天平台连接起来。 发挥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势，广东为太空生物制药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产业沃土。《广东省推动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8年）》已明确提到，要拓宽太空经济广度，超前布局太空制造和太空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 广东有活跃的市场和产业资本，当地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链完整，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商业航天产能实现扩容，这些产业基础是当地太空生物医药产业化探索的有力支撑。 徐强告诉记者，广州国家实验室在呼吸疾病、药物研发和高端仪器方面的积累，有机会既服务地面人民健康，也为深空任务中的健康保障提供技术储备。 “稳定、可靠、可重复的天地往返能力，决定了太空制药实验能否重复验证、研发周期能否压缩、任务成本能否测算，也决定了药企是否愿意把空间实验真正纳入规范化的新药研发流程。”据王英诚介绍，中科宇航将创新药样品的完整性要求前置到载荷、返回舱和回收系统的总体设计中。公司建设的不是单一运载能力，而是覆盖“上行运输—空间实验—安全返回—地面交付”的完整系统。 如今，广州国家实验室与中科宇航成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组内有来自中科宇航的总体工程师以及各分系统工程师，也有徐强团队的装备研制人员，还有来自广州国家实验室从事药物实验的科研人员。王英诚告诉记者：“对交叉的新领域而言，大家面对面地讨论需求，共同形成方案，迭代速度会很快。我们也在开展交叉博士后培养，打造一支既懂医药，又懂航天的科研队伍。” 降低生物医药领域利用太空环境的门槛 据王英诚介绍，全球太空制药仍处在早期阶段，科研项目多于规模化商业产品，准入、返回、成本和监管机制也还在完善。与此同时，国际上已经形成一批可验证进展。国际空间站已开展数百项蛋白质晶体生长研究；JAXA（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形成了收费服务；默沙东团队把空间结晶实验得到的认识用于优化地面制备思路；SpaceMD提出晶种商业模式；Varda已经完成在轨药物结晶和返回舱回收。这些进展证明了科学价值和工程可行性，具体药物和任务的商业价值仍需逐项验证。 不同于单点单次的合作，广州国家实验室与中科宇航在尝试通过设备共研、机制共建，明确太空生物医药产业化的可行路径，为未来生物医药领域使用太空技术服务降低门槛。 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出身的徐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太空生物医药产业化的难点，主要在装备制造环节。载荷成本较高，因此科研设备需要做得较轻。其次，受空间限制，设备要做得比较小。此外，航空器太阳能面板功率有限，科研设备还需足够节能且自动化。 从空间现象到药物成果，打造出适合的设备或许只是第一步，商业航天企业与生物医药科研机构需要面对的挑战远不止这些。 徐强认为，“现象可重复—机理可解释—地面可复现或可利用—药学和生物学意义明确—安全有效—监管认可”这条证据链有待完成。空间样品还要排除温度、震动、辐射、运输时间和批次差异等混杂因素。 “发射和返回过程会不会影响到药物细胞的生物活性？空间辐射会不会产生副作用？温度能不能避免出现较大波动？结晶过程中的微震动是否受控制？”要将“太空造物”转化为实际成果，需要闯过重重关卡。王英诚介绍，双方将针对药物样品进一步开展专用化设计：在样品端建立唯一身份标识和全过程状态记录；在载荷端加强密封、防污染、温度保持和减震缓冲；在返回过程中实时监测关键环境参数；在着陆后执行快速受控转运流程。既要规避回收过程对样品的影响，又要通过完整数据判断样品价值，确保样品的“天地一致性”。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中科宇航对太空生物医药的未来布局是做天地协同的生产环境。从地面实验到亚轨道飞行，再到近地轨道，然后是实验舱，最终打造长期在轨的太空制造工厂。 王英诚介绍，当前，力鸿一号运载器已于今年1月取得亚轨道任务及返回式载荷舱回收实绩，验证载荷联合研制和试验组织能力；力鸿二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度首飞，与广州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产业伙伴，共同落实太空制造前期技术验证；2028年，力鸿三号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将完成首飞，为至少300公斤的有效太空制造载荷，提供最长达1年的微重力环境，成为在轨制造批量化、产业化的关键载体。

2026-9-21 : “这次不一样吗？”创新药板块每一次冲高，市场总会抛出同一个疑问。历经多轮反弹、反复震荡，市场始终难以摆脱对“脉冲式行情”的固有印象。9月21日，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摆上台面。 当日，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录得近一个月最大单日涨幅。全市场ETF涨幅榜前50名里，医药类产品独占46席，港股通创新药更是包揽前14名；101只医药ETF全线飘红，平均涨幅3.86%，板块全天成交逼近300亿元。 但喧嚣之下，短期资金的态度仍显谨慎。数据显示，近一个月医药类ETF合计净流出超145亿元。于是，抢筹与犹疑在同一时间轴上并行，问题也随之而来：本轮上涨，究竟只是资金再平衡带来的一轮高低切换，还是创新药的基本面已经站上全新台阶？ ETF再度“包场”涨幅榜 9月21日，医药生物（申万）指数早盘快速突破7850点后持续震荡上攻，午后维持高位运行，最高触及7980.78点，最终收盘大涨3.59%，创近一个月单日最大涨幅；万得创新药概念指数（8841049.WI）更为强势，单日涨幅达到4.69%。同一天，上证指数仅上涨0.97%。 个股层面，赚钱效应全面爆发，在当日涨停的106只个股中，医药生物板块个股有22只，占比超过五分之一。其中，峆一药业（920478.BJ）单日涨幅达到29.91%，华仁药业（300110.SZ）、近岸蛋白（688137.SH）、诺禾致源（688315.SH）均录得“20CM”涨停。 港股医药赛道同步联动大涨，恒生主题指数当日涨幅前五强中，创新药赛道占据四席，恒生创新药指数以6.25%的涨幅位居榜首，劲方医药-B（02595.HK）、药捷安康-B（02617.HK）、康诺亚-B（02162.HK）等均涨超10%。 跨市场行情共振之下，医药主题ETF持续霸榜涨幅前列。在当日非货ETF涨幅前50名中，医药类ETF多达46只。其中港股通创新药的爆发力尤为突出，一口气包揽了涨幅前14名，再度吸引市场目光。 据第一财经梳理，全市场跟踪指数名称中带有“医”“药”或“生物”等关键词的ETF产品目前有101只，当日全员“飘红”且涨幅均超1%；单日平均涨幅为3.86%，涨幅超过5%的产品数量有20只。 与此同时，医药类ETF成交额持续放量，交投活跃度大幅攀升。当日全天合计成交额达292.86亿元，逼近300亿元关口，较前一交易日不足215亿元的水平增长近四成。从具体产品看，当日近九成产品较前一日出现放量，37只ETF单日成交额超过1亿元。 多只港股创新药ETF成为资金主攻方向，头部产品成交规模急剧放大。如港股创新药ETF广发开盘1小时成交额就达到46.65亿元，半日超过60亿元，全天成交额达81.81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12亿元，换手率达到近35%，双双刷新本月纪录。 港股通创新药ETF汇添富的单日成交额环比增加近五成至21.94亿元，恒生创新药ETF华泰柏瑞、港股创新药ETF银华、创新药ETF银华、港股通创新药ETF易方达、科创创新药ETF国泰等产品的单日成交额均在10亿元以上，环比增幅均超过五成。 除成交额外，部分标的换手率快速走高，资金进出博弈明显。如港股医疗ETF银华成交额虽不足1亿元，但换手率达到94.48%，较前一日增加了51个百分点；华泰柏瑞恒生创新药ETF的成交额达到17.38亿元，换手率环比增加近28个百分点至65%，资金抢筹态势清晰可见。 不过，热闹的单日行情背后，近一个月来的短期资金却在逐渐撤离。Wind数据统计，截至9月18日，近七成医药类ETF最近一个月遭遇资金净流出，合计净流出规模超145亿元。港股通创新药ETF汇添富、港股创新药ETF广发的净流出额均在45.6亿元以上。 反弹第N次，切换还是翻身？ 这一轮强势反弹，并非板块的偶然脉冲。自6月22日触及近一年低位后，创新药板块便在震荡通道中多次大涨。6月23日至9月21日的65个交易日中，创新药指数实现34个交易日“飘红”，区间涨幅超过19%，区间最大涨幅在30%以上。 对于板块行情再起，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中有明显的“高低切换”因素。当科技赛道拥挤度过高后，部分获利或止盈资金寻找“业绩好、逻辑硬、估值相对低位”的成长资产，创新药承接了这批再平衡资金。 “当筹码拥挤、部分环节预期透支后，资金总会寻找再平衡。创新药同属科技成长型资产、估值便宜，因此成为了高性价比的选择之一。”兴证全球基金医药研究组组长隋毅认为，行情的起伏，也对应了市场资金的选择。 “过去大半年它表现平淡，也并非基本面的实质性走弱，而是AI主线更加耀眼，叙事和盈利预期更容易理解。相比之下，创新药专业门槛高、定价也有一定壁垒，导致阶段性未受关注。”在他看来，当极端热度退潮，回过头看，创新药的产业竞争力和估值性价比便再次显现。 隋毅表示，目前创新药行业正处于出海景气和盈利回暖的双重节点。从产业周期来看，国内正处于创新药蓬勃发展的成长周期早期，板块正从“高研发投入”走向“盈利兑现”的拐点。基于此，他将会重点关注具备长期确定性成长的创新药及相关产业链。 在招商基金投资管理一部副总监李佳存看来，创新药就是药企研发的“新药”，是医药行业技术含量相对较高、成长性较强的赛道，特点是“十年研发、十亿美元”的高门槛，是当前值得关注的赛道之一。 李佳存对第一财经表示，首先，AI正在给行业提速，把早期筛选从1年压缩到2周，研发周期缩短约40%；其次，中国药企开始“赚全世界的钱”，今年上半年出海交易近1000亿美元；此外，国家全链条政策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头部AI大厂正真金白银投入AI制药，也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对此，李佳存认为，AI制药需要大量GPU算力、自动化实验和数据基础设施，为算力投资提供了新的下游出口。“对之前投资AI硬件的客户而言，这是AI应用落地的重要延伸方向”。 他进一步分析称，短期AI制药的数据飞轮逻辑直接催化基因、蛋白合成需求，弹性较大；中期AI提升研发效率、药企竞争加剧驱动管线量提升，后端CXO全面受益；远期若AI模型成熟到可直接生成候选药物，可能对早期药物发现环节形成替代，传统生物科技公司承压，但当前相距甚远。 “但需注意，AI制药仍处早期，多数AI设计药物尚未进入临床兑现期，技术路线和商业化模式仍有不确定性。”李佳存提醒道。

2026-9-21 : 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刚刚落下帷幕。大会期间，第一财经首次披露已战略入股上海健闻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为其控股股东。这标志着双方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合作，正式进入资本与战略层面的深度绑定。这也是正在积极打造新型国际财经媒体集团的第一财经，又一次在科创产业端的布局。 与此同时，第一财经旗下一财万项连续五年参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的策划与统筹执行，今年更参与推动产业周焕新升级为首届“张江药谷大会”，围绕一系列重要议题，设置专题交流、项目路演、一对一洽谈等场景，进一步强化产业资源的连接与协同。下一步，还将与张江集团展开深度合作，把多年积累的资源链接和活动运营经验，延伸为常态化的产业服务。 无论是通过一财万项搭建产业交流与服务平台的持续深耕，还是借力健闻咨询补齐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内容、行业研究与一线资源，第一财经正加速落子医疗健康赛道，以专业服务构筑产业发展新支点。 一财万项 从大会承办走向产业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初步推算为93367.2亿元；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203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将达到16万亿元。一个快速成长的国家战略行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媒体与咨询服务市场，构成支撑行业发展的信息层和软环境，这其中也包括更加稳定的交流、研究与产业服务平台。 一财万项连续五年深度参与产业周，对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方向、创新主体和合作需求已形成了持续观察。即将与张江集团推进的深度合作，正是对这一需求的回应。按照规划，合作将聚焦科学家、企业家、临床PI和投资人等核心人群，围绕创新融合、临床转化、资本对接、企业出海等重点方向，搭建常态化、专业化的产业服务平台，使得大会汇聚的资源能够在日常服务中继续流动。 一财战略控股健闻咨询 强化医疗健康专业能力 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门槛，首先来自其复杂的运行链条。从医药研发、审评审批，到医保支付、医院准入和临床使用，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一项政策变化，可能同时影响药械企业、医疗机构、医生与患者；一项技术突破，也需要经过监管、临床和市场的多重检验，才能真正进入现实应用。 健闻咨询自2014年开始深耕医疗健康领域，其内容与研究产品覆盖医疗、医药、医保及信息技术四大领域，逐步建立了独特的“政策—产业—医院”的跨界连接能力。成为健闻的战略控股股东，第一财经不仅获得了一个切入医疗健康赛道的内容品牌，更重要的是整合了一支已经长期深耕医疗健康产业一线的专业团队。未来，第一财经将依托自身的全媒体矩阵和健闻的专业能力，持续提供可信赖的政策解读、技术进展与产业趋势分析，并在行业论坛、定位策略、市场调研等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行业数据与评级、中国创新药出海、AI+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等方向的专业咨询服务。 内容+服务 将媒体能力落地为产业场景 一财万项与健闻咨询处在第一财经医疗健康布局的不同位置：前者更贴近产业活动、资源对接和平台运营；后者更贴近专业内容、行业研究与垂直人群。从年度大会到常态化平台，从全景财经观察到医疗健康垂直研究，第一财经正在把既有媒体能力落地为更具经济价值的产业场景。对于正在建设新型国际财经媒体集团的第一财经而言，医疗健康连接民生、科技、产业和资本，也是观察中国创新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窗口。未来，第一财经将持续以可信的专业内容与扎实的产业服务，回应市场一线需求，通过体系化布局为医疗健康产业长期赋能。

2026-9-21 : 9月21日，在热搜上，关于配料表中的果葡糖浆是否比白砂糖更健康的话题引发关注。有观点认为，白砂糖（蔗糖）进入体内后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了”的信号，进而产生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而果葡糖浆中的果糖是游离状态，几乎全部由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瘦素分泌。这意味着：吃白砂糖，身体有“刹车”；吃果葡糖浆，身体容易“不知不觉吃多”，其次，果葡糖浆对肝脏负担更重，脂肪肝风险更高。这种说法是否科学？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营养科医生苏妍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蔗糖和果葡糖浆这两者在体内存在一些轻微的代谢差异，但本质差别并没有网上传言的那么大。蔗糖由葡萄糖和果糖1:1组成；常见果葡糖浆果糖占比约一半，剩余为葡萄糖，两者在成分上是有重叠。“腹感差异确实存在，但个体差异、进食速度、食物形态（液体vs固体）等因素影响也很大。目前更应该重视的是糖总摄入量以及食物的加工形式。”在苏妍文看来，最近公众对果糖的关注度很高，不排除跟对脂肪肝关注度上升有关。“脂肪肝现在发病率很高，而果糖和酒精对脂肪肝的贡献是比较大的。蔗糖和果葡糖浆两者日常适量摄入时代谢路径基本一致；差异主要在‘过量’场景下显现——当果糖摄入超过肝脏即时处理能力时，会优先走向脂肪合成通路，这也是它被认为比葡萄糖更易促进肝脏脂肪积累的原因。果糖过量摄入是脂肪肝的重要膳食危险因素之一，机制研究证据较充分。临床上我们遇到脂肪肝患者，一定会追问果糖摄入情况——比如高果糖的食物吃得多不多、相关食物摄入是不是偏高，这是从膳食调查的角度去追问的。”苏妍文说。预防医学专家张定梅博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把果葡糖浆与白砂糖的差异夸大了。砂糖是蔗糖，消化后大约也是一半葡萄糖、一半果糖；常见果葡糖浆通常含一半左右的果糖，两者进入人体后的糖组成相当接近。过量摄入添加糖，尤其是含糖饮料，确实可能增加总热量摄入、甘油三酯、脂肪肝和高尿酸风险，但现有证据不足以简单认定果葡糖浆一定比等量白砂糖更伤肝。评价产品是否更健康，重点应该看每份和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总量，而不能只看配料表写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对于果糖是否会影响到钙吸收话题，张定梅认为，高剂量动物实验观察到果糖可能影响钙转运和维生素D代谢，但不能直接外推到普通人，还需要考虑正常情况下量有多少，其他多种影响钙吸收的饮食，要考虑量和综合状态，不能单单拎出来进行极端情况下的讨论。长期大量喝含糖饮料可能间接影响骨健康，重点仍是添加糖总量以及是否替代了牛奶等含钙食物，而不是把果葡糖浆认定为一种明确的钙吸收阻断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规定，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应控制在50克以内，理想状态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2026-9-21 : 9月14日～9月20日当周，沪深北交易所有2家拟IPO公司过会，1家提交注册，多数更新动态的公司处于已问询状态。 2家过会的公司分别为申报深市创业板IPO的广东博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博迈医疗”）、申请在北交所上市的烟台九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九目化学”）。 其中，博迈医疗于9月16日过会。在上市委会议现场，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对该公司经销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期后业绩的可持续性进行了问询，要求该公司结合报告期境内外主要经销商采购、销售、退货、各经销商之间调货情况，以及集采续期风险、集采对产品价格及毛利率影响等进行说明。 博迈医疗聚焦于高性能血管介入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及全球销售。2023年～2025年（报告期），该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35亿元、4.6亿元、6.55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850.25万元、7744.26万元、7700.84万元。 报告期内，该公司集采产品对应收入分别为6564.65万元、1.20亿元和1.84亿元，集采产品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也就是，2023～2025年，该公司集采收入占营收的比例分别为19.59%、26.01%、28.18%，占境内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为50.05%、61.73%、62.14%。 而根据博迈医疗9月8日披露的落实函回复，2026年内该公司预计到期接续且尚未完成续标的集采项目共9个。2025年度，前述9个待续标集采项目对应收入合计1.63亿元，占该公司2025年度集采总收入和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8.14%和24.96%。 博迈医疗在回复中称，公司不能在到期集采项目续期采购中中标的风险相对较低。但该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也提到，若公司已中标产品在集中带量接续采购中未能顺利续期，或虽顺利续期但公司分配到的采购量明显减少、续标价格出现大幅不利变动，亦会对相关产品的销量及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集中带量采购的实施可能导致公司部分产品销售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外周球囊产品开始大规模集采并伴随产品价格下降，该产品市场规模存在一定的下滑风险；同时，若公司产品成功中标，但以价换量效应未能发挥积极作用，也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博迈医疗称。 博迈医疗还陷入一桩专利诉讼。今年6月份，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案产品的全国总经销商被要求立即停止对原告专利的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948.70万元。截至9月9日披露的上会稿，该案件尚处于诉讼初期阶段。 另一家过会公司九目化学，则是在上会审议时被问询经营业绩稳定性。该公司被要求说明，营业成本增速高于营业收入的具体原因；结合对主要客户的议价能力，经营业绩是否存在持续下滑的风险。 九目化学主要从事OLED前端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该公司2025年营收同比下滑18.50%，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28.64%。该公司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为8.2亿元，同比增长4.60%；归母净利润为1.67亿元，同比减少7.27%。 该公司在招股书（上会稿）中称，若未来出现OLED产品渗透率增长不及预期，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且新产品增长不及预期，主要客户采购需求持续下行、客户开拓进展不及预期，在建、拟建项目未来转固后折旧大幅增长等不利因素，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乃至亏损的风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已排队3年多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莞证券”）于9月18日更新招股说明书，这是该公司自2023年3月首次披露招股说明书以来，第八次更新招股说明书。 东莞证券的IPO申请于2023年3月2日获得受理，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只是定期更新招股书。该公司预计，2026年1～9月营业总收入为28.43亿元至31.43亿元，同比增长12.50%至24.35%；归母净利润为11.09亿元至12.27亿元，同比增长15.17%至27.30%。

2026-9-20 : 东南亚老龄化加速，慢病负担持续加重；而本土研发能力薄弱、治疗药物长期依赖进口且价格高昂——这一供需缺口，恰恰为兼具疗效与价格优势的中国创新药提供了出海机遇。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企正试图切入这一市场。 “东南亚市场机遇可观，但实操难度远超很多企业预想，需要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近日，在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上海医药国际业务事业部总经理严军这样表示。 “进不来、用不起” IQVIA等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东南亚癌症病例数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糖尿病患者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5%，分别高于同期全球增长率约1个和0.5个百分点。 在这次大会上，马来西亚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拿督Khalid Bin Ibrahim博士以马来西亚举例称表示，马来西亚总人口3400万，城镇化率达到78%，人口趋于老龄化，非感染性疾病患病率持续上升。缺血性心脏病、肺炎、癌症、糖尿病是马来西亚前四大高发疾病。 当地相关治疗药物的可及性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马来西亚结直肠癌、肺癌、乳腺癌发病率居高不下，晚期确诊占比高，临床对先进抗肿瘤治疗手段存在迫切未满足需求，存在创新药‘进不来、用不起’的现实困境。马来西亚成人糖尿病患病率高达31.3%，目前，公立体系中，GLP-1等新型降糖减重创新药可及性不足，长效三代胰岛素存在供应不稳定、价格偏高的问题。心血管是马来西亚造成劳动力缺失、社会医疗负担最重的核心疾病之一，临床对新型、安全、可负担的心血管前沿药物存在大量缺口。”Khalid Bin Ibrahim说。 对于中国创新药企而言，这些都是机会。 在Khalid Bin Ibrahim看来，中国药企在PD-1/PD-L1免疫药物、ADC（抗体偶联）药物、靶向抗肿瘤药等具备突出的研发、生产优势。中国药企在GLP-1受体激动剂、长短效胰岛素类似药、DPP-4、SGLT-2抑制剂等代谢药物领域，已实现创新药与优质生物类似药同步布局。中国药企在心血管慢病领域已形成完整产品矩阵，可向马来西亚输出新型降脂药、新型抗凝药、抗心衰药物等前沿治疗品种。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对外合作部副主任张小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东南亚医药市场的吸引力首先体现在确定性的增量空间。综合Fitch、BCG等机构数据，东南亚专利药和仿制药市场规模预计将以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至2030年约309亿美元，市场扩容明显。东南亚医药市场增量的底层逻辑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驱动，而是新疾病负担不断增加、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自费支付能力提升、医保扩容放量三重结构性因素叠加。 市场差异大 近年，国内创新药企持续加大东南亚市场布局力度，探索多元化落地模式：部分企业选择自建本土商业化团队深耕市场；有的与当地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开展合作；也有借助跨国药企成熟渠道推进业务；还有企业直接收购当地现有商业化平台，快速完成市场切入。 然而，中国药企要真正打进去，并不容易。 严军表示，虽然中国原料药、普通仿制药在东南亚市场存在已久，但长期缺少品牌认知。根源在于品牌建设不足。除少数国际巨头，东南亚市场知名中国药品品牌非常稀缺。东南亚区域内市场存在共性，例如疾病谱、支付体系有相似之处，但个体差异巨大，药品准入规则、医疗支付水平、医生用药习惯各不相同，各国准入环节各有门槛。 “东南亚是一个区域，但绝不是一个统一市场。”严军列举了部分国家准入要求。 具体看，越南对于原产地审核要求严苛，进入该市场需解决资质合规问题。泰国是东盟唯一要求口服制剂须完成本地生物等效性（BE）试验方可上市的国家。对于创新药，能否拿出本地临床证据，直接决定产品能否真正规模化落地。菲律宾药品经销、配送、消费环节相互独立，企业需要重点打通连锁药房与医疗机构两条通路，推动产品上架，并持续投入处方推广。 对于马来西亚市场，严军表示，马来西亚公立医院的政府招标固然关键，但私立医院市场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产品若想进入公立招标体系，通常需要先在私立医院市场积累一年以上的销售记录作为背书；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私立医院市场的支付能力也相当可观，本身也是高价值市场。 中国药企破局之路 作为中国医药流通企业龙头企业之一，上海医药也在瞄准东南亚市场。 “我们看到国内药企有出海东南亚的普遍诉求，也开展了充分的市场调研。2019年起，公司开始布局，2021年后，又陆续在东南亚设立分子公司。”严军说，目前东南亚市场，除跨国药企历经数十年搭建的商业网络外，缺少能够面向中国创新药企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的区域性平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虽有头部本土大型医药公司，但区域覆盖有限，且服务中国企业并非其业务重心。近年不少跨国企业持续收缩东南亚实体布局，转向轻量化商务模式。 在严军看来，中国药企进军东南亚市场，本质面临四层准入问题，包括注册准入、渠道准入、医学准入、支付准入。拿到药品批件，仅仅是商业化的起点。面临这种挑战，上海医药正试图从渠道、品牌、平台方面赋能中国药企出海。 张小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东南亚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类医药市场呈现显著的发展差异。东南亚并非均质化的单一市场，其机遇隐藏在高度碎片化的监管与支付体系中，读懂其结构性差异，才能将市场机遇转化为真实的商业市场回报。 对于中国药企出口马来西亚，Khalid Bin Ibrahim在大会建议称，建议中国创新药企跳出“只卖成品药”思路，探索深度本地化合作，包括设立商业合资企业、开展疫苗、生物制剂的Fill-and-Finish（灌装与精加工/终端工艺）技术转移合作等，这可以降低跨境知识产权相关风险；获得“本地制造”身份，可享受马来西亚公立采购对本土生产产品的优先倾斜；也可以将马来西亚作为战略跳板，借助当地清真认证体系，辐射东盟及中东等穆斯林医药市场。

2026-9-20 : 面对超过2000万罕见病患者群体、超四成误诊率及仅5%有药可医的客观现实，国家卫健委最新明确：到今年年底前，全国所有省份、所有辖区内人口超过300万的地市均应有至少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 20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并作出上述部署。 除了进一步织密罕见病综合防治体系，通知亦强调科技赋能，旗帜鲜明地鼓励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推动人工智能（AI）、基因检测等技术应用于罕见病筛查、诊断与治疗。 近日由工信部、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同样提到，鼓励基因检测、AI在罕见病等领域的应用。更为关键的是，这份专项规划还划定了未来五年间罕见病药物研发攻关的重点方向，其中也明确提出“全力推动”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攻关。 有条件地区可对罕见病高风险人群探索开展孕前筛查 早筛早防，是从根源上改变罕见病困境的首要环节。公开数据显示，在全球所有已知罕见病中，约80%由遗传缺陷引起。 为此，通知将关口前移，要求深入实施优生优育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做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孕前检查发现有遗传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高风险夫妇的，要加强咨询指导和追踪随访，确保孕期接受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 在新生儿筛查层面，中国已将首批罕见病目录中的苯丙酮尿症（PKU）纳入全国常规筛查项目。据国家卫健委8月底披露数据，PKU筛查率达99.5%，1年内干预率超98%。 随着串联质谱技术普及与罕见病重视程度提升，多地也在逐渐织密地方性筛查网络：北京、上海、浙江、海南、宁夏等5个省份将新生儿串联质谱筛查纳入免费范围，病种覆盖11至49种不等；部分省市还将个别罕见病病种纳入省内重点民生项目，对有风险的高危人群进行罕见病基因产前检测补助。 下一步，各地筛查资源有望进一步向高风险家庭倾斜。 根据通知，有条件地区针对单基因遗传病、罕见病高风险人群探索开展孕前筛查。要进一步加强产前筛查管理，提升出生缺陷和罕见病排查识别能力，引导高风险人群及时进行产前诊断，规范提供遗传咨询服务，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和罕见病发生。 到今年年底，罕见病门诊实现全国各省份全覆盖 罕见病因病种繁杂、表型高度异质，且多呈多系统受累，对临床识别与跨学科协作提出较高要求。然而，基层及普通专科罕见病认知储备不足，导致误诊、漏诊及异地就医等问题在患者中普遍存在。 《2026年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显示，在既往调研中，42%的受访患者曾经历误诊。地域失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尽管京沪等地超九成患者可在本地确诊，但中西部及边远地区绝大多数患者仍需跨省甚至多次跨区域就医，方能获得明确诊断。 针对上述痛点，通知从体系与质控两端发力：一方面，要求健全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推动资源下沉与扩面；另一方面，完善国家、省、市三级罕见病医疗质量控制组织体系。 通知拟定了一份时间表：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025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首次将罕见病明确纳入年度医疗质量重点领域，要求医疗机构围绕漏诊、误诊和诊疗不规范问题，建立跨机构转诊与协作机制。 而按照通知规划：到2026年底前，实现省级罕见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设置全覆盖。 与此同时，依托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和省级协作网络，按照逐级指导、分区协作的方式，各级协作网络医院之间进行帮扶指导、转诊协作，让罕见病诊疗能力加速向基层延伸，这一政策脉络也逐渐清晰。 “提升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罕见病识别、初步诊断意识和能力，发现疑似罕见病患者及时向上级医院转诊。”通知强调。 多学科诊疗（MDT）是解决罕见病误诊、延迟诊断的重要工具，为此不仅要强化医院间资源整合，也要强调医院内部的资源整合。 根据通知，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积极推进罕见病病房建设，通过多学科诊疗、中西医协同等方式提供罕见病诊疗服务。 推进罕见病领域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 在“无药可医”的困境下，前沿技术被不少罕见病家庭视为“救命稻草”。但近期三起基因治疗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罕见病受试者死亡事件，促使行业重新审视“创新加速”与“监管审慎”的平衡点，亦有业界人士担忧出现医院内部审批“一刀切”收紧。 通知再次释放积极信号：支持各有关机构依托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等渠道，推进出生缺陷和罕见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等技术的科研创新。 通知还提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出生缺陷和罕见病诊断领域的研究应用。推进基因检测在罕见病诊疗中的规范应用。 近年来，基因检测的普及，较大提高了罕见病的诊断效率，也为临床医生结合患者具体特征制定个性化方案、改善预后提供了核心依据，而AI大模型在罕见病诊疗领域的嵌入，则进一步降低了精准诊疗的落地门槛。目前，国内已有多款医疗机构自主研发的罕见病垂类大模型问世并已投入使用。 但相较于技术进步，现有的政策法规在罕见病基因检测领域显得相对滞后。同时，虽然基因检测的成本不断降低，但对于许多患者和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故而，通知在鼓励AI和基因检测技术研究应用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基因检测临床使用的规范性。 通知中对基因检测、AI应用的支持导向，与近日出台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形成呼应。 根据规划，推动基因检测、生物遗传技术与疾病预防体系深度融合。包括推动新一代基因测序产品在出生缺陷防控领域的应用，发展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单基因遗传病无创产前检测新方法，扩大筛查病种覆盖范围等。 规划提出，推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发展精准诊断中心，加强与相关企业合作，促进诊疗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加快精准诊断技术与数字健康、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提升罕见病、肿瘤、遗传病等精准诊断水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规划还明确列出未来五年罕见病药物研发攻关清单：针对血友病、白化病、渐冻症、苯丙酮尿症、线粒体病、多发性硬化病、肺泡蛋白沉积症、库欣综合征、戈谢病、庞贝病、黏多糖贮积症等罕见病，全力推动细胞治疗、基因治疗、小核酸药物、多肽药物、生长抑素类似物等前沿技术攻关，加快罕见病诊疗药物创新研发和转化应用。

2026-9-18 : 从“产品出海”到“生态融合”，中国生物医药的全球化合作出现新的变化。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6年1—6月，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共81笔，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创历史新高。正在举行的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跨国巨头与本土药企掌舵者们在一场“国际合作专场”上分享他们对全球合作的最新看法——中国不仅仅是庞大的销售市场或外包地，还是全球原创管线与下一代技术的重要策源地。估值逻辑重构“中国资产正被推至全球并购与对外授权（License-out）的最前沿。”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生物制药并购业务联席主管约翰·阿尔布克尔（John Arbuckle）在演讲中分享。他认为，全球大型药企对早期资产的兴趣正在增加。临床前和Ⅰ期项目的交易活跃度上升，而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生物医药交易市场中备受关注的一部分。肿瘤之外，免疫、神经等治疗领域也不断出现来自中国的新资产，技术类型则向多肽、融合蛋白等更多方向扩展。上海医药集团董事长杨秋华在主旨演讲中说，过去是世界嫁接中国的成本，嫁接中国产业链；今天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整个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嫁接中国的创新，嫁接中国的核心要素创新。他说，当前行业评判标准已从“有没有”转向针对药物结构与作用机制的“真创新”。这种结构性转变成为了跨国药企调整战略的驱动力。赛诺菲执行副总裁兼疫苗业务全球负责人崔凯泽（Thomas Triomphe）分享道，国际市场往往低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型。“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科技发展速度、临床发展的复杂性、AI深度和能力都已经达到了最高标准。这已经不是追赶了，而是在设定现在与未来全球的标准”。目前，赛诺菲正推进“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为全球”的双重战略。崔凯泽介绍，目前中国已纳入赛诺菲90%的全球同步开发项目，合作网络覆盖本土300多家医院与1100多家研究中心；中国AI药物发现技术也被纳入赛诺菲全球研发体系。中国生物制药董事会主席谢其润在圆桌交流中也给出了一项数据：“目前全球肿瘤学领域处于开发阶段的新产品、新资产中，有40%来自于中国。”在谢其润看来，中国企业提供的不仅是高研发速度，更有极具竞争力的差异化科学，中国管线的全球化已跨越历史性拐点。交易节点前移对于合作交易节点前移，资本市场率先捕捉到了这种转变。John Arbuckle分析，经历了2024年的估值筑底后，全球生物医药并购活动在2025至2026年强劲复苏，但交易结构出现了显著分化：大型药企为改善市盈率，一方面寻求50亿至100亿美元规模的晚期资产以迅速增厚近期收入；另一方面，买方对早期临床资产（一期及临床前）的下注在2026年出现大幅激增，阿斯利康、辉瑞、礼来等均在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创新资产。这种趋势正在重塑中国Biotech与跨国药企的谈判方式。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运营负责人崔昳昤就在媒体沟通会上介绍，今年BD交易中，一个明显变化是合作环节越来越靠前，产品包、技术平台所产生的系列产品受到更多关注。她用“果园”来形容其中的逻辑：跨国企业关注一枚“果子”的同时，也在判断这个“果园”未来还能结出多少中国原创的果实。过去，中国创新药多依赖自主推进至临床中后期、完成概念验证后再寻求商业化出海。现在，中国创新药的国际合作正在更多指向原创创新，也开始体现“体系出海、能力出海”。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首席技术官胡新辉回顾了旗下抗肿瘤药物呋喹替尼的历程：从自主完成药物发现、开展多中心全球临床研究，到获美国FDA批准，再分别与礼来、武田达成商业化合作。“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但现在，合作模式必须更加灵活、更加敏捷。”胡新辉透露，和黄医药最新针对“ADC新药HMPL-A830”改变了策略，选择在临床前阶段就与葛兰素史克（GSK）达成协议。面对跨国大药企在早期合作中的决策，胡新辉认为：“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分子的真正价值。跨国企业如果想要进入早期合作，需要具备承担风险的‘战略勇气’；如果只想追求安全，就只能付出高昂代价进入后期合作。”还要加强什么尽管全球合作加强，但与会嘉宾也揭示了多项制约全球协同效率的系统性瓶颈，比如监管协调和国际注册标准等。首先是科学迭代与监管协调的“速度错配”。赛诺菲大中华区总裁施旺认为，当前从mRNA技术、肿瘤治疗性疫苗，到流感领域的新型高剂量及佐剂疫苗技术，科学进展日新月异，但政策监管还没有完全跟上。施旺呼吁，全球监管机构之间需要更加同步与灵活的政策协调，避免因监管滞后延缓新疗法上市。其次是制造端与国际注册标准的准入摩擦。跨国合作往往伴随着复杂的CMC（化学、制造和控制）跨国交付。胡新辉从工艺工程角度指出了现实阻碍：“尽管国内已推行分段制造政策，但在实操中仍需个案分析。此外，中国、美国与欧洲在药典标准上仍存显著差异；尤其在工艺性能确认（PPQ）方面，目前在美国完成商业化验证批次（PPQ批次）的数据仍无法直接互认，跨境流程验证的壁垒亟待打通。”

2026-9-18 : 到2030年，中国“重磅炸弹”药物有望不少于5个，首创新药（FIC）占全球比重将达到四分之一，创新药产业规模年均增速不低于20%，年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达到50家。9月18日，工信部等十部门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上述规划目标。根据规划，未来五年来，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原创为导向的生物医药全链条支持体系，让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让中国深度嵌入全球医药创新协作网络。为此，中国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对内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等政策体系，落实好全周期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对外支持本土创新药企通过共同研发、共同商业化等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依托国内大市场，吸引国外医药企业扩大在华业务，加大投资力度。与此同时，为守住药品供给安全底线，更好实现临床急需用药的可及与可支付，未来五年，中国还将实施专利到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进一步推动仿制药产业提升市场集中度。研发聚焦首创性、突破性、颠覆性国家药监局9月14日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有59个创新药、51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的首创新药。与此同时，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百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但短板依然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李燕认为，原始创新仍存在明显短板，全新靶点、全新作用机制的全球首创新药供给偏少，多数项目仍以跟随式改良创新为主，管线同质化明显。康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夏瑜持相近观点。她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医药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关键跨越，但前沿靶点原创性不足、同质化竞争仍待破解。“规划将‘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作为核心目标，正切中产业升级的核心命题。”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中国首创新药在全球占比需不小于25%。为实现这一点，在部署未来五年间医药工业发展的“重点任务”时，规划将“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置于首位提及。根据规划，聚焦重大传染病、重大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动我国创新药械研发向首创性、突破性、颠覆性升级。支持医药工业企业瞄准医药前沿科技，开发一批新靶点、新机制、新药物类型的首创新药(FIC)和同类最优药物(BIC)。具体来说，在生物制药方面，规划列出了四大重大创新领域：一是抗体及重组蛋白药物，二是新一代偶联药物，三是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四是新型疫苗。规划还运用较大篇幅，描摹AI制药的前景：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计算医学等新技术赋能药物研发，探索超限制造、太空制药、生物制造等药械生产新模式；培育若干新增长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五五”规划中，精准诊疗被独立成章，尤其强调发展恶性肿瘤和重大慢病和传染病领域的早筛、精准诊断和治疗类创新产品。根据规划，推动基因检测、生物遗传技术与疾病预防体系深度融合；加快重大疾病领域靶向药物、抗体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创新中药制剂及微创介入器械等精准治疗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支持企业国际化，催生更多中国“重磅炸弹”全球年收入超10亿美元是“重磅炸弹”的门槛。近年来，中国创新药企已在创新数量、管线规模与出海交易上实现全球领跑。但在全球自主商业化中，跻身“10亿俱乐部”的中国身影依然寥寥。李燕分析称，当前，中国药企出海仍以对外授权（License-out）的资产输出模式为主，自主开展全球多中心临床布局、海外药品注册、商业化渠道建设与国际学术品牌塑造等全链条能力相对薄弱。大量处于早期成长阶段的高潜力创新药企，受高昂的全球临床试验投入、复杂国际合规要求、跨境资本流通等因素约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许铭援引了一组数据：从中国企业对外授权的样本分析，实现全球范围授权的交易占比62.38%，设置联合开发机制的交易占比79.05%，涉及股权深度绑定的交易占比仅7.14%。所以，从“中国新”到“全球金”的价值跨越，成为“十五五”期间行业必须解答的核心命题。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需不少于25个。要想推动中国创新药企在国际博弈中获得更高价值回报，首先需要减少国内价格洼地的影响。根据规划，落实好全周期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聚焦药企“出海”，规划明确两个支持：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共同研发、共同商业化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医药创新分工合作；支持医药工业企业开展创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和国际注册，拓展海外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许铭对此解释说，全球权益授权、联合开发协同模式，与项目交易价值呈显著正相关。所以，面向 “十五五”，要引导产业突破单纯项目授权的浅层合作，向联合开发、合资经营、新设合营主体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深度模式演进。但他同时提示了两个风险：其一，全球医药领域监管博弈加剧，2026年4月，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审议 2027财年拨款法案时，通过草案报告拟限制采信源自中国等国家的临床试验数据；其二，中国企业对外授权受让方半数以上集中于单一海外市场，监管壁垒与市场结构风险交织叠加，给产业国际化带来现实考验。“破解外部制约风险，根本出路在于推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以制度优势塑造国际合作竞争优势。”许铭说。重点加强“一老一小”、罕见病等人群用药保障“医药创新的最终价值，要体现在患者的可及性上。”夏瑜认为，规划提出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保障生产供应，本质上就是要打通创新药从实验室到患者身边的“最后一公里”，构建“研发投入—产品上市—准入支付—再研发”的良性生态。根据规划，加快临床急需的创新药械入院应用，优化进院流程与激励措施，支持各地开展医疗机构与医药工业企业对接活动，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商业健康险，促进更多创新药械及时惠及临床患者。除了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生产保供政策也将完善。规划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健全重点医药物资生产保供体系；重点加强儿童、老年、罕见病患者等人群用药保障。健全国家医药储备管理体系，科学调整储备品种、规模和结构，充分发挥产能储备和技术储备效用。另一方面，针对“境外有药、境内无药”以及因原研药价高、供应不稳导致的临床用药可及性难题，“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双管齐下：畅通境外新药进口路径，同时加大高质量仿制药研发攻关。根据规划，中国将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另外，还将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推进通用名药(即仿制药)、生物类似药系统开发和推广应用，支持新技术、新剂型、新工艺快速迭代升级，大幅提升高价值临床用药可及性。

2026-9-18 : AI正成为医药研发的新基建，但在追求降本的同时，它能否真正提高药物研发的成功率？日前，在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开幕论坛上，与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教授对话过程中，英矽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任峰坦言称“公司上下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三期的结果是否会成功还是失败。英矽智能开发的特发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Rentosertib，近期已完成三期临床试验的首例患者入组，这是全球首个完全由生成式AI赋能研发并推进至三期的候选药物。迈克尔·莱维特表示，50年前人们用计算机来“理解生物学”，而今天，计算机已经开始“设计生物学”。人工智能不仅能预测蛋白质结构，还能设计新的蛋白质和药物分子，这非常了不起，但AI提出的分子，必须经历一系列现实检验的阶段，而三期正是现实检验的终极阶段。就当下而言，AI制药要走到三期验证，仍有若干关键卡点尚未打通。AI能否预测临床三期结果一款创新药物的研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靶点假说的提出与药物靶点确定、潜力分子优化与临床前候选化合物评估，以及最后的临床试验验证。前两个阶段，属于药物发现环节。根据Nature Reviews发表的统计数据，由靶点（target）发现到苗头化合物（hit）筛选、从苗头化合物筛选到先导化合物（lead）发现、由先导化合物优化到临床前候选药物（PCC）的生成，传统方法的平均资本支出分别为94、166和414百万美元。根据Insilico Medicine公布的数据，AI能够将上述阶段花费分别缩减至0.2、0.4和2百万美元，缩减比例均为90%以上。同时，AI可将上述阶段的研发周期由传统方法的1年、1.5年和2年缩减至2个月、4个月和11个月。AI可以加速药物发现，但这只是第一步，临床验证依旧漫长和不确定性。在这次论坛上，上海医药中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田正隆表示，AI药物只有成功跨越三期临床试验，才真正有意义。药物的临床试验阶段，属于资金重投入阶段，投入的资金成本远远高于临床前阶段。“是否存在某种AI方法，能够预测三期结果，让候选分子的命运在投入巨大临床资源之前便得到评估？”任峰在会上抛出这样问题。在临床试验阶段，AI到底能不能赋能，行业仍争论不休。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当前最大的理论挑战在于模型的尺度鸿沟。“我们拥有很好的原子计算模型、很好的电子计算模型、很好的蛋白质计算模型，但我们没有很好的患者计算模型，没有针对‘人’的计算模型。每个患者都是不同的，临床试验里的100个患者，他们并不相同。”“有人说，临床端‘AI没有用’。我对这句话，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无锡自然常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黄小鲁认为，AI不是没用，是不好用，不好用的根源在于，双方讲的是两种语言，存在语义鸿沟，模型输出的是向量与评分，但临床追问的是入组、逃逸与打捞，这之间的鸿沟需要得到填平。成功率如何提高在黄小鲁看来，创新药研发过程中，临床二期往往是最关键、也是风险最高的阶段。数据显示，二期向三期转化成功率仅有28.9%。如何在投入巨大临床成本之前提前识别风险，成为行业长期面临的挑战。“二期是疗效概念首次在人体接受检验，并决定是否启动三期巨额投入的决策点。三期需要进行多中心、大样本投入，随访也以年计，单项耗费成本在1900万美元至1.27亿美元之间，一旦终点未达到，资产价值将清零。”黄小鲁表示，把不该进入三期的项目，留在二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恰恰在这个阶段，药厂最愿意花钱买“确定性”，这个阶段对AI的需求很大，旨在可以进行客观、有数据支撑的判断。黄小鲁介绍称，针对这一行业痛点，自然常数正在打造的“In Silico Second Opinion（计算推演决策辅评）”，旨在成为连接临床真实问题与AI计算能力之间的开源智能决策工具，让AI从辅助发现候选药物，进一步走向辅助临床开发决策。传统药物研发长期依赖科学家的经验判断与反复试错，而AI的深度介入，正把这套“经验驱动”的逻辑改写成“数据与模型驱动”的新范式。当前，AI赋能药物研发，依旧还有其他痛点待解。深势科技生物医药行业总经理张鹏认为，药物发现环节仍横着两大卡点，一是底层模型与可调用的能力还不够强。他以ADC（抗体偶联药物）开发为例，如果能用计算方法模拟药物在体内的分布、释放与局部杀伤过程，价值极大，但这类底层模型仍有巨大提升空间。二是结果信任问题，症结在于干湿闭环尚未打通。在计算环节，从业者天然持保留态度，计算给出的结论必须经由湿实验数据的检验才被采信，而眼下计算设计与湿实验验证之间还未形成高效闭环，行业也仍缺乏一套可规模化复用的通用方案。田正隆亦表示，当前AI制药仍面临同质化挑战，当各家药企都依赖相同或近似的开源模型、以及少数特定合作模型时，模型给出的答案很容易趋同、缺乏差异，而这种同质化在现阶段几乎不可避免。更深层的卡点则落在数据池与预测能力上——模型必须建立在企业自己的数据池之上，而且内部既要有成功数据，也要有失败数据，通过持续反馈形成闭环，才有可能回答真正的未知问题。“说到底，企业最关心的从来不是一个漂亮的算法，而是预测问题。在做一件事之前，AI能否提前给出判断，并不断提高预测的准确度，现实是企业之间的数据孤岛依然坚固——失败数据尤其不被分享。”田正隆认为，谁能率先打破孤岛、用数据验证自己的模型确实能解决从0到1的问题，谁才真正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2026-9-18 : 今年8月，江西儿科医生韩杰两年前因诊疗疏漏致患儿死亡，被判处医疗事故罪，获刑一年。案件曝光后，医疗律师这一小众行业，再度破圈被民众熟知。 《健闻咨询》观察到，随着医疗纠纷律师这两年的增加，互联网正在成为医疗纠纷和医疗损害案件的重要客源地。 打开社交媒体平台，不少律师、甚至不具备代理资质的法律咨询公司，录制短视频或者打开直播间，通过最易懂、最下沉的方式，向公众科普医疗损害案件的可实施性。甚至有平台身份认证为“医疗律师”的博主，日常更新诸如《面对防御型医疗，患者如何维权》《医疗事故不要私了，四步走拿到高额赔偿》的短视频，手把手“进行教学”。 凭借网络直播，有律所获得了稳定的医疗纠纷案源，而且将影响力扩大到了全国。 几年前，行业内还流传着“律师进医院扫楼”这种原始且粗放的获客方式，而今行业玩法正在加速转变。 通过网络获客，本没有问题。但个别律师和法律咨询公司，将医疗损害案件异化成牟利生意。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邓利强向《健闻咨询》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律师在短视频平台上征集甲状旁腺损伤的患者。短视频中说，“只要甲状腺癌术后出现甲状旁腺损伤、靠补钙维持，就找我，赔偿金额可以达几十万元”。 但事实上，甲状腺手术中出现甲状旁腺损伤，是国际公认存在一定概率的并发症，“个别律师从中尝到了甜头，一年代理数十起案件，形成了固定牟利模式。”邓利强说，“北京的医生们对此苦不堪言。”他担心，后续会影响医生开展甲状腺手术的勇气。 医疗律师之外，一些不具备代理案件资质的法律咨询公司，也在涌进这片“红海”，其中也包括因韩杰案而浮出水面的“只为患者服务”的法律咨询机构大象康法。 “很多纯套路化的法律咨询公司，没有合作律所、没有专业律师，接案后先收取病历费、咨询费，能骗则骗，无法善后的案件再低价外包给闲散律师。”一位高校教授总结道，这些机构为了接单，随意承诺“案子必赢”、“一定让医生担责、坐牢”，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和司法规律。 “无底线、无原则、无操守。”提起医疗纠纷领域的法律咨询公司，医疗律师王彦连用三个词，这些法律咨询公司不受司法局、律协监管，在宣传和承诺上肆无忌惮，败坏的却是整个律师行业的名声。 医生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有人正时刻拿着放大镜，认真审视他们的每一次诊断、每一行病历。 一位公立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健闻咨询》，最近接医疗纠纷的律师多了不少，大都是打纠纷赔偿。因儿科医生韩杰案知名的“只为患方服务”的大象康法，前段时间也被某地卫健委重点摸底。各地律师协会也正在相继出台规定，约束这类法律服务机构。 当部分律师和法律咨询公司为了获客愈发失度，把医疗损害案件异化成博取高额报酬的生意，医患矛盾极易在博弈中被激化。 没有人会是赢家。 借壳引流：律所外挂的法律咨询公司 儿科医生韩杰案中的大象康法，在官网上的宣传标语是“只打医疗官司，只为患者服务”。 这是一家典型的法律咨询公司。 它不具备律师事务所的资质，无权接受委托，无权代理诉讼，更不能出庭辩护。其经营范围只覆盖技术服务、法律咨询、广告设计等。 但在韩杰案中，大象康法为死亡患儿家属提供法律服务，推动其向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提起诉讼。并在民事部分判决中，法院认定涉事医院承担85%的过错责任，向患儿家属赔偿人民币146万余元；而在刑事部分判决中，法院以医疗事故罪判处韩杰有期徒刑一年，并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 事后，大象康法将韩杰案作为典型，在公众号上进行营销宣传。 大象康法工作人员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承认，大象康法是背靠天外天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下称“上海天外天”）的一个品牌，二者都由上海天外天法人李军创办，公众号文章“基本上是我们律师在操控”。 此前，大象康法微信公众号几乎每篇文章都会附上“专业律师团队”介绍，律师全部来自上海天外天。很明显，上海天外天在通过大象康法进行宣传，为自身引流获客。 “之前，我曾提醒过天外天律所的负责人，上海的大象康法在宣传营销上做得太过激进，容易激化医患矛盾。”北京天霜（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永泉表示，“当时对方说‘关注一下’，没想到最后闹出这么大的舆情。” 张永泉说，天外天的运营模式非常成熟，尤其非常会做市场营销。“他们每周都在直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获客。团队整合、法律产品化，甚至直播间的流程设计，我们都要向他们取经学习。” 一家律所，为何要另起账号，借壳法律咨询公司为自身引流？ 广东诺勤律师事务所主任肖凯文解释说，通过第三方公司去宣传，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公司宣传什么都可以，但是律所不能乱宣传。”律师和律所在宣传上受到严格限制，比如不能随意承诺结果、不能宣传胜诉率、赔偿额等、更不能强调拥有鉴定专家资源，但大象康法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并不受限制，司法局和律协监管不到他们。 大象康法的宣传就几乎完全不受约束。不仅在宣传中强调赔偿金额、医院责任和鉴定专家资源，还公然宣称“想要医生坐牢，关键看这几点”。这些宣传内容精准击中患方当事人的诉求，吸引了患方当事人的关注，也客观上放大了医患对立。 在业内看来，大象康法的网络营销获客行为，游走在合规边缘，但很难监管。 南开大学博士、副教授，北京重光（天津）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周秀龙表示，上海天外天的行为，精准钻了行业和政策的漏洞，滋生大量灰色地带。“多地律协已经明令禁止律所依托第三方公司获客，只是这类机构隐蔽性强，可复制性强，监管难度极大。” 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圣表示，这种律所外挂咨询公司的情况早年已出现。此后，司法体系加强监管，这类模式变得更加隐蔽，开始借助网络、短视频和直播等形式出现，司法行政机关难以完全监管到位。 多地律协针对这种行为出台规范。今年4月，福建省律协下发通知，禁止律所、律师直接或间接控制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只是这些文件不具备法律强制性，属于行业自律范畴。”肖凯文说。 “大象康法在宣传上激进，在执业纪律或者道德层面存在瑕疵。但说它违法犯罪？完全算不上。”张永泉说，行业内对天外天律所的批评也集中在营销话术激进，“后续上海天外天可能受到行业处罚，但肯定不会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定性为新型黑恶势力。” 监管的真空，催化着医疗纠纷案被持续商品化，医患之间的矛盾在网络营销中被放大。 案件倒卖 还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他们靠线上营销接案，然后再把案子转手，“卖”给不同律所的律师。 王彦，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去年有家法律咨询公司找王彦评估案件：他们接了5个医疗损害案件，先把案子签了下来，但后续合作律所发现无法推进。“我看完发现，5个案子里，4个根本不具备诉讼价值——医院不存在过错。” 李圣每接触10个案子，差不多就能碰到2个完全没有诉讼价值的。但法律咨询公司出于盈利目的，对于一些法律过错不明显、诉讼作用有限的案子，仍会接下，然后希望其能够变现。 王彦说，还有更纯粹的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是骗一笔钱就走。 他遇到过另一个案子。“法律咨询公司跟客户说要先出一份专家意见，1万块左右。实际上这个意见是AI写的，可信度要打个很大的问号。”他点开那份“专家意见”，署名专家持有的既不是司法鉴定人证，也不是医师资格证，而是人力资源部发的技术证，根本不具备鉴定医疗损害的资质。 多位医疗律师发现，“法律咨询公司推广乱象”已渗透进医疗纠纷领域。 最恶劣的是虚假承诺、煽动对立、夸大案情。“很多咨询公司为了接单，随意承诺‘案子必赢’，一定让医生担责、坐牢，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和司法规律，严重激化医患对立。”周秀龙说。 “咨询公司路子很野，敢承诺打包票，正规律师哪敢？又怎么能竞争得过他们？”肖凯文反问道，这样对比下来，当事人肯定更愿意相信法律咨询公司，最终案子做坏了，锅又甩到律师头上。 除了虚假承诺外，法律咨询公司还会先低价吸引签单，后续再编造费用。 “一些纯套路化的法律咨询公司，没有律所、没有律师，往往会先用低价吸引签单，比如说先交500块钱，帮患者写诉状，后续再编造咨询费、调档费、立案费等费用，一笔一笔骗钱。”王彦说，到了开庭时候，律师根本不来出席，就忽悠一笔钱，或者低价外包给闲散律师。 法律咨询公司收费一万元，最后分给负责庭审律师的只有一两千，“这样案子怎么能打好？”肖凯文说，最后破坏的是整个律师行业的口碑。 邓利强认为，这些法律咨询公司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灰色产业链条，游走在合规边缘，隐蔽性极强、取证难度高、复制快，“查处一个，立马有新的涌出，无法根除”。 “这类机构长期精准‘狙击’医院和医护人员，已经严重恶化了医生的执业环境。”周秀龙说。他曾向天津市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加强医护人员司法保护、对恶意“猎医”的律所和法律服务机构加强监管，“这是目前行业最迫切的需求”。 无解的医律对立 李冰是某三甲医院医患办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一位医疗纠纷博主。这两年，他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李冰本是出于科普的目的，希望能够弥合医患之间的关系，因此开设了分享医疗纠纷的自媒体账号。他偶尔会直播，在他的直播间里，这些年活跃着不少医患纠纷当事人。 李冰说，“之前有医疗律师主动联系我，希望我给他们输送高质量案源，并许诺分成。”律师所说高质量案源，就是具备高赔偿潜力的案源。 在李冰看来，部分医疗律师进行直播，本质是在筛选案源。“他们只看重能赚钱的案子，对于一些小标的的案子不予重视。”他担心，如果医疗律师把医疗损害案件当成牟利市场，会进一步破坏医患互信。 在医疗损害案圈内，还有个潜规则：如果案子接不住，大家就在医疗律师圈子内部转介绍，转手拿提成，不让案源流失。 邓利强也发现，部分律师正抓住判决和具体病种的规律，批量制造医疗损害案件，形成了固定牟利模式。 其中，最典型的情形就是开头所说的甲状腺癌切除手术误伤甲状旁腺的案例。 甲状旁腺通常位于甲状腺后方，左右各一对，位置变化大、血供纤细，主要依靠医生经验，在手术中极易误伤。有研究显示，暂时性和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发生率最高可达29.05%和4.08%。一旦出现损伤，患者术后将出现手脚发麻等症状，需要长期补钙，影响生活质量。 站在临床诊疗角度，这是为切除癌细胞、为患者保命而可能伴随发生的损伤，“不能算医生的错误”。但在现行司法体系下，患者起诉几乎全赢，“我就没见过输的。”邓利强说。 “有律师就从中尝到了甜头，以科普为名，在网上征集相似患者，甚至还向患者传授主动停药、挨饿等方法，以便在检查中做实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的诊断。”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就能发现，不少律师在介绍甲状旁腺损伤时，多强调赔偿金额、医院责任、找律师咨询等，有的律师一年就能代理20多起相关案件，患者的赔偿金额在40~90万元不等。 面对质疑，这类律师自有说辞：“我专长于此，有人找上来，有什么问题？”医生们对此苦不堪言。邓利强担心，这可能导致医生出现防御性医疗，不敢再进行甲状腺手术。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安宁疗护。 老人到安宁疗护，本意是减轻痛苦，轻松离去，但总有家属在老人离世后，追究医院责任。“只要医院有一丁点过失、被认定为轻微责任，二三十万赔偿都算少的。”邓利强说。 某三甲医院安宁疗护科主任就深受其害，多次欲寻求邓利强帮助，邓利强不得不躲着这位主任，“没办法，我帮不了他”。 在医生看来，部分医疗律师和法律咨询公司正时刻拿着放大镜，认真审视他们的每一次诊断、每一行病历，这是在“猎医”。 律师们对此当然不认可。 一位律师说：“医疗律师的存在，为遭遇真实医疗损害的患者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口，使他们不至于去医院堵门、甚至走向伤医。那是更糟糕的结局。” 作为中国较早一批从医生转型律师的代表人物，邓利强早已意识到医生与律师间存在深度隔阂与对立，几乎无法通过沟通消解。 他开出的“处方”是，建立医疗责任强制公益保险制度。这套机制参照工伤保险，医院和患者在就诊环节按比例缴费，资金池持续滚存。一旦出现非正常的诊疗结局，不用再反复界定是意外还是执业过错，直接由资金池按统一标准赔付。 邓利强期许，这套设想能把医患对立，转化为全社会共担的风险兜底。只是这项制度构想，距离落地，仍隔着漫长的现实考验。

2026-9-16 : 9月16日，据市场消息，自字节跳动分拆出来的AI制药业务Anew Labs（新生实验室）独立完成2.9亿美元首轮融资，投后估值约15亿美元。字节跳动保留56%股份，保持控股地位。本轮融资由HSG（原红杉中国）、IDG资本和高瓴投资领投，五源资本联合领投，战略投资者包括中国生物制药及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Anew Labs前身为字节跳动内部AI for Science药物发现团队，2021年由刘凯牵头组建，核心成员约50人。早在2020年底，字节AI Lab就开始招聘AI制药领域人才。2026年6月，字节将该业务整体拆分，团队、算法平台及在研管线全部注入新主体。内部成员表示，项目已在“水面下”存在很久了。公司在上海、旧金山和新加坡均设有办公室。字节为何将这条业务线独立？行业人士给出的原因分析是：AI药物发现遵循与集团核心业务不同的行业逻辑和管理方式。医药研发遵循“双十定律”——耗时十年、投入十亿美元，验证周期以年为单位；而互联网业务擅长快速迭代。两种节奏在同一组织内共存，激励错位、评价失焦等问题会逐渐浮现。独立运营便于对接产业资本、吸引医药人才。独立后的Anew Labs定位端到端AI新药发现公司，核心管线为全球首个可同时抑制IL-17家族三类二聚体的小分子抑制剂。字节的拆分动作，是当前AI大厂布局生物制药的一个缩影。此前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将生命科学视为公司“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之一，并推动公司从提供工具转向直接自研药物管线。头部公司的路径也正分化为“自研管线”与“提供平台”两条主线。前者自己下场做药，承担管线失败的风险。如Anthropic于2026年4月以约4亿美元收购成立仅8个月的AI制药初创Coefficient Bio，启动自主药物研发项目，推进药物管线。谷歌旗下Isomorphic Labs由DeepMind分拆成立，5月完成21亿美元B轮融资，既与药企合作，也自己持有并推进药物管线。走“提供平台”路线的公司则为药企提供AI工具、算力或模型，不直接持有药物管线。英伟达与礼来1月合作成立AI联合创新实验室，五年投入超10亿美元，构建可2小时运转的干湿闭环研发流程。OpenAI于4月发布生命科学专用模型GPT-Rosalind，针对50种生物学工作流完成训练，安进、Moderna等药企已将其导入研发流程。自研管线路线认为AI已足够成熟到可以主导药物发现，平台路线则认为AI的最大价值在于降低整个行业的研发门槛。两者共享同一个前提：传统药物研发模式已不可持续，AI正从可选的辅助工具变成必选的核心生产力。

2026-9-16 : 湖北拥有5071种中药资源、550万亩种植规模，两项均居全国第六，道地生态种植面积突破260万亩。然而，“有资源、无品牌，有产量、无定价权”长期困扰着这个中部药材大省。 随着“十五五”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启动，一场以黄连为切口的全产业链实验正在恩施利川展开，以推动利川的黄连产业从售卖初级原料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高端业态升级。 一旦黄连实验跑通，这一模式也能复制到当归、黄芪、茯苓、天麻等更多湖北道地药材上，推动湖北打造千亿中药材产业。 一条链的价值重构 利川市位于武陵山区腹地，黄连栽培历史超过1300年，素有“中国黄连之乡”的称号。全市14个乡镇广泛种植，留存面积达13万亩，总产量占全国60%以上。利川黄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十大楚药”之一。 长期以来，这样的资源禀赋并没有转化为与之匹配的产业价值。利川国投副总经理白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过去，药农采挖黄连后大多直接作为鲜货或毛货外销，加工、增值环节都在外地，本地只能赚最辛苦的种植钱。传统分散经营模式下，种植标准参差不齐，加工附加值低，交易分散无序，信息不透明，仓储简陋损耗高，经营主体缺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等七大痛点环环相扣，构成了产业升级的沉重枷锁。 2025年10月，九州通医药集团九信中药联合利川国投和本地企业，共同组建利川九信道地中药材有限公司（下称“利川九信”）。混合所有制搭起框架后，真正的产业重构发生在种植、加工、流通、交易、金融五大链条的闭环里。 最上游的种植链，是一切的起点。利川九信推行统一种苗、统一农资、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田间管理、统一采收、统一初加工的“六统一”GAP管理，规模化建设GAP规范化种植基地，推广“企业+合作社+药农”的订单农业模式。 但改变药农延续百年的分散种植习惯并不容易。“药农最关心两件事，标准化种植会不会增加投入，种出来的产品能不能稳定卖出去、卖上好价钱。”九州通医药集团九信中药珍药材业务部总监程春阳对第一财经记者直言，最大的阻力是农户长期形成的种植习惯以及对新模式的顾虑。 利川九信的做法不是简单强制，而是用订单前置、保底收购建立信任。派驻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免费提供技术指导，签订保底价收购订单锁定销路，消除药农最大的市场风险。数字化溯源系统全程记录田间作业、采收信息，从源头锁定药材品质——物联网自动采集土壤、气象、光照数据，手机APP在线记录种源、农事、病虫害信息，GPS逐地块建立数字化种植档案，最终实现一物一码全生命周期可追溯。 利川市中路镇红花村村民谭兵过去在外务工，返乡后承包了10来亩地种植黄连，一亩地产量在150~200公斤，亩均收入有2万~3万元，年收入20多万元，“比在外打工强”。 “参与订单基地的药农，药材品质提升、等级更高，整体亩均综合收益相比散户自种有明显提升，保底收购也平抑了行情大跌的风险。”白俊称，利川黄连交易中心自去年12月试运行以来，入驻商户384户，累计交易量达1081.71吨。 为了把产业收益留在本地，利川九信还在利川布局趁鲜加工共享车间和标准化智能饮片生产线，开发酒黄连、姜黄连等特色炮制饮片，并向大健康衍生产品和药食同源产品延伸。原料不用全部外运，加工环节的用工、税收、增值收益留在利川。通过产地标准化加工，药材品相稳定，分级清晰，相比直接售卖鲜货或者毛货，产品附加值得到显著提升。 与交易中心一街之隔的建筑工地上，一座GSP高标准数字化监管仓正拔地而起。监管仓一期存储能力5000吨，远期扩容至10000吨，配备常温库和2-8℃恒温恒湿冷库，适配黄连存储特性。 金融链是盘活整个产业的关键一环。依托上述监管仓，利川九信未来将启动中药材仓单质押业务，将农户、药商、合作社的存货转化为合规可质押的数字资产，导入九州通珍药材平台12家持牌金融机构和4.5万余家全国行业采购商。以后，药农们有大货缺钱可做仓单质押，到账期缺钱可做代付，有订单缺钱可做保理，看涨价缺钱时还可做预采购锁货。 根据规划，3年内，利川黄连核心种植区80%以上基地要完成GAP认证，高标黄连现货库存达5000吨以上，黄连新增产值5亿元以上，打造50亿元规模现货仓，金融赋能总额不低于10亿元。 一味药的复制想象 湖北“十五五”明确提出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为道地药材标准化、产地仓储、数字平台、供应链金融项目提供了政策导向、项目申报、产业扶持等多重机遇。 利川黄连作为单品种试点形成的标准化、可落地全产业链运营范式，具备向湖北其他道地药材复制的基础。 九信中药将基于利川模式经验，逐步向湖北重点道地药材拓展，优先选择产业基础好、规模大的品种落地，稳步扩大覆盖品种数量，打造一批湖北道地药材单品产业样板。 不过，从黄连单品种复制到多品种也存在挑战。程春阳坦言，比如，不同品种生物学特性、市场周期、产区条件差异很大，不能简单一套方案直接照搬，需要“一品一策”定制标准化体系、仓储养护方案、风控模型。 工信部联合国家中医药局等八部门印发的《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要在全国道地药材主产区打造60个GAP高标准原料基地，全域推行道地药材“身份证”加全链条追溯模式，实现来源可查、责任可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在持续推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和追溯体系建设，发布了多项国家标准和596项团体标准。 “这意味着，以后全国道地药材产业竞争将从单纯比拼种植面积，转向标准化、供应链能力、品牌与产业金融体系的综合竞争。”程春阳认为，湖北的核心护城河是道地种植资源+产地全产业链闭环——依托武陵山、大别山等特色产区守住道地药材品质，建立从种植标准、产地加工、智慧仓储、数字化交易到供应链金融的完整产业体系，打造湖北道地药材公共品牌，把品种资源优势转化成标准化、可溯源、有定价权的产业优势。

2026-9-15 : 9月1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关于暂停部分药品采购资格的通知》：因企业未按要求调整药品价格，自9月2日零时起，重庆迪康中药制药的荆防颗粒、福寿堂制药的一清颗粒、河南利欣制药的柴胡注射液被暂停采购资格。在完成调价、恢复挂网之前，这三款临床常用的中成药将无法进入上海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渠道。 这一调整释放出明确信号：自化学药、高值医用耗材之后，药品价格治理的硬约束，实实在在地落到了中成药头上。 一张正在收拢的价格治理之网 此次暂停采购是国家医保局近两年系统性治理的延续。2024年初，国家医保局启动“四同药品”（通用名、厂牌、剂型、规格均相同）价格排查，剑指省际间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2025年7月，《医药价格风险线索通报（第一批）》披露，全国挂网的8.8万余个中成药中，个别品种在部分省份的日均治疗费用达到该省同种药品最低日均治疗费用的5倍以上。此后，宁夏、安徽、四川、广西、吉林等省份陆续跟进，以“省内最小每日费用”为比价锚点，对超过3倍、5倍的品种分别实施黄标、红标管理，超过10倍的直接暂停挂网。目前已有十余个省份发布中成药价格调整通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处置品种的特征。三款药均为历史悠久、用量大、生产企业多、规格杂的老品种，其中柴胡注射液更是我国第一个中药注射剂，诞生于抗战时期，生产厂家一度超过70家。然而这类品种长期存在同名产品价格悬殊、质量参差不齐、成本难以核验的问题。部分企业面对比价锚点和调价要求，心存侥幸、拖延观望，最终被暂停采购。 为什么中成药价格格外“难治” 中成药价格治理的难度远高于化学药，这与其价格形成机制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其一，中成药价格形成机制复杂，成本底数难以摸清。中成药成本受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贮藏运输等多重因素影响。中药材作为农副产品，价格随自然灾害、气候、种植规模周期性波动，且我国中药材种植以分散的小规模农户为主，药农市场判断能力弱，容易陷入价高多种、供过于求、价跌弃种、供不应求的怪圈。同名中成药因药材产地、等级、配比不同，成本差异客观存在，加上中成药缺乏类似化学药的一致性评价，成本核算面临现实阻碍。此外，独家品种因缺乏竞争，叠加政策保护，企业拥有较强定价权，容易形成垄断性高价。 其二，定价标准存在不确定性。中成药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起步晚、总量不足、文献质量不高；现行药品临床评价标准源于化学药，强调单一成分的靶向机制，而中成药多为复方，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这使得中成药定价脱离以临床价值为核心的基准，转而依赖成本加成、市场竞争等非临床因素，定价机制存在扭曲。 其三，信息不对称构成深层障碍。企业掌握成本构成、疗效数据等核心信息，在博弈中占据天然优势；监管部门信息渠道有限、专业评估能力受限。同时，价格监管涉及医保、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部门间协同不足，价格监测、成本核算、采购量、质量监测等信息未能互联互通，削弱了动态治理能力。 此次事件中，三家企业拒不降价，表面看是在固守利润，深层次则是成本不透明、比价信息不充分、企业预期不稳定等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外化。 “拉闸”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停了之” 暂停采购资格作为价格治理的执行手段，其正当性和必要性值得肯定。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对明显高于比价锚点、经预警仍拒不调整的价格，如果听之任之，既损害基金使用效率，也对主动降价的合规企业构成不公平。挂网价是药品进入公立医院渠道的门票，门票规则必须刚性，否则整个比价和预警机制将失去威慑力。 不过，暂停采购是手段而非目的，治理实践中需要防止三种倾向。 一是防止唯低价论误伤质量与供给。中药材价格近年确有上涨，连翘、当归、川贝等品种波动明显。如果价格压减脱离成本实际，可能诱发企业改用低等级原料、压缩质量投入，甚至退出市场，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用药可及性。价格治理的目标应是价格合理而非价格最低，要为优质优价保留制度化通道，企业若确有成本上涨的合理理由，应能凭采购票据、原料数据、工艺成本等证据，走动态调整程序。 二是防止“一刀切”忽视品种差异。独家品种与非独家品种、临床必需品种与可替代品种，治理方式应有区分。此次被暂停的三款药均为多厂家生产的常用品种，临床替代方案充分，对患者影响可控；但对独家且临床必需的品种，需要更精细的专家评估和过渡安排。 三是防止重处置、轻服务。价格治理要罚更要导。部分中小企业对挂网规则、比价口径、申诉流程理解不足，监管端应加强政策解读和申报辅导，降低企业合规成本，避免因程序性失误造成不必要的退出。 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中成药价格治理涉及政府、企业、医疗机构、患者等多元主体和产业链条各环节，需要构建协同治理体系。 政府层面，应强化监管与政策引导，搭建价格治理框架。一是完善中成药价格评估与质量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将价格区分为基础价格与附加价值两部分：基础价格采用成本加成法，通过全国主要药材市场、种植基地、企业进购价调研确定基准成本与合理利润率；附加价值则综合运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将临床疗效、创新程度、文化价值纳入考量，对确有独特价值的品种给予价格倾斜。二是建立中药材战略储备与价格稳定机制，采取“政府+企业”协同储备、中央与地方分级储备模式，平抑原料价格大幅波动向终端药价的传导。三是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医保部门依托全国价格监测网络实施“红黄标”分级监管，统一挂网规则，牵头集中带量采购；卫生健康和中医药主管部门完善全链条质量标准；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价格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行为。 医疗机构层面，规范用药与信息共享。医疗机构掌握药品质量、疗效的一手数据，应完善采购管理制度、加强处方审核与合理用药培训，建立中成药使用监测与评价体系，定期汇总疗效与费用数据；对价格异常变动的品种及时向医保、市场监管部门报送，为全链条治理提供依据。 企业层面，优化成本、提升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价格治理压缩的是虚高水分，而非合理利润。企业应主动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并公开报告，提高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通过产学研合作、智能制造、质量管理实现降本增效；对创新剂型和循证研究，监管端可适当给予定价空间，但企业须以真实世界数据佐证。 患者层面，参与监督、形成社会共治。患者要走出高价即优质的认知误区，通过国家药监局数据库、临床指南等权威渠道了解药品证据，主动咨询同类替代方案，拒绝为概念溢价买单；同时善用投诉反馈渠道参与价格监督。当足够多的患者拒绝为不合理高价付费时，市场机制将倒逼企业调整定价策略。 总而言之，三款中成药被暂停采购，是中成药价格治理从建机制走向强执行的标志性事件。它向行业传递了清晰信号：靠信息不对称和渠道惯性维持高价的时代正在终结，价格必须回归价值。但“拉闸”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在挤出价格水分的同时保住质量底线和供给稳定，让成本透明、证据充分的优质优价品种获得应有的市场空间。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

2026-9-15 : 在全球医药与器械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呈现出分化态势：一边是新品放量拉动业绩“翻赢”，一边是集采压力倒逼战略调整与创新转向。而两条线索交汇之处，一个更清晰的趋势逐渐浮现，那就是中国正在从“市场红利”的获取地加速转变为“创新红利”的共建方。 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会”）倒计时50天之际，拜耳大中华及东北亚区传播副总裁张蕾告诉第一财经，作为百年跨国企业，他们始终认为在中国的布局是“长期主义者的长期胜利”，连续九年参加进博会，是拜耳给中国这个战略市场投下的坚定的信任票。 进博会“全勤生” 拜耳对中国投出的“信任票”，在拜耳的产品销售数额中得到了印证。 2025年，拜耳的一款前列腺癌药物全年销售额同比劲增56.6%，一款肾病药物销售额激增79%，两款产品增长势头超出公司预期，并有望在2026年延续。在中国院端市场，这两款药物的销售额分别在2023年至2025年间从约2亿元增至5亿元、从1亿元跃升至超6亿元。 张蕾对第一财经表示，上述在中国实现了高增长的药物不少都是“进博宝宝”，在进博会上迎来了首发首展，并以此为起点开启了推向市场的加速度，向更多适应证延伸。 阿斯利康的中国区表现也堪称突出：2025年全球总营收587.39亿美元，同比增长8%；中国区收入达66.54亿美元，同比增长4%，创历史新高，占公司总收入的11%。生物制药、肿瘤、罕见病三大业务领域均实现增长。 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林骁在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50天时表示，进博会不仅是展示全球创新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动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发展的关键平台。近年来，阿斯利康把握进博机遇，持续加大在华投入。今年初，阿斯利康宣布计划到2030年前在中国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一步深化在华全价值链布局，这既是对中国创新活力的坚定信心，也是对中国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回应。 作为连续九年参展的“全勤生”，阿斯利康今年将继续携1000平方米展台亮相。过去8年，公司累计展出20款“进博宝宝”，覆盖肿瘤、呼吸、心血管、罕见病等多个疾病领域。2025年“进博首展”的乳腺癌创新药，在展后8个月内完成了从获批、商业上市到纳入医保的“三级跳”，成为“展品变商品”加速度的注脚。 美敦力在集采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区业务仍维持增长节奏。同样是连续九届参展的“全勤生”，美敦力今年将携约120款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亮相，覆盖心脏及血管、神经科学、医疗外科、糖尿病等领域，首展阵容和参展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表示，进博会见证了美敦力从全球创新“引入者”到“落地者”，再到本土创新生态“共建者”的持续进阶。今年他们将展出7款首发产品，多项融合AI算法与智能监测技术，覆盖闭环神经调控、智慧血糖管理、心脏电生理、围术期智能监护及脊柱创伤全骨科等领域。 借着“进博东风”，勃林格殷格翰累计展示近50项创新产品，多项成果实现从“展品”到“商品”的跨越。今年他们将在创新展品专区集中展示人用药品和动物保健领域10款创新产品，多个产品迎来中国首秀，包括一款正在超重、肥胖及代谢相关脂肪型肝炎领域开展后期临床开发的GLP-1双受体激动剂，以及三款中国首秀在研疗法。 中国创新策源角色强化 坚持对华投资布局的另一面，是持续加大的结构性压力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创新策源地的角色强化。 中国集采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持续推进，正在倒逼医药行业竞争逻辑发生根本转变。 其中，美敦力对外披露称，部分业务仍在承压周期中，集采的影响并未完全消散。但这样的压力倒逼其更坚定也更迅速地推动中国战略3.0落地。2026年，其全资子公司迈铵医疗的首批国产心脏起搏器在全国多地完成临床植入。这意味着，从研发、生产到临床应用，全球领先的心脏节律管理技术已在上海临港走通了全链条本土化路径。自2021年签约落户，该公司于1年内完成产线搭建、验证与调试，2025年底产品获批，2026年实现产品首植，全过程仅约4年。 张蕾指出，行业和市场的变化促使企业加速创新、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惠及患者。对拜耳而言，一方面继续发挥专长，聚焦心脑血管领域；另一方面，依托多年积累向更多适应证延伸。例如在糖尿病领域，拜耳希望帮助患者管理肾病等并发症进程，实现“晚进、少进”，也不断推进创新，让相关有效药物向慢性肾衰领域进一步延伸。 最近一年里，勃林格殷格翰也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少见的布局升级：在组织架构上，大中华区从新兴市场独立出来，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晏宁进入人药全球执委会。2026年8月，该公司宣布在上海张江设立新的研发中心，定位向前切入早期开发和外部创新合作。中国团队已参与公司全部关键临床开发和75%的全球早期项目，一款创新药从中心启动到全球首例入组仅用七天。 苏晏宁用“在中国，为中国，惠世界”概括升级后的中国战略，公司为中国设定了五重角色，即增长引擎、创新策源地、全球研发网络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供应链和人才体系的关键节点。

2026-9-15 : 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对于国产创新药而言，不只是“被看见”，更要回答一个硬核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让患者活得更久。 继翰森制药ADC药物刷新全球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最长总生存期（OS）纪录外，另外一款国产创新药挑战全球肿瘤“药王”总生存期的数据也揭晓了。 单挑全球肿瘤“药王” 9月15日，康方生物（09926.HK）PD-1/VEGF双抗依沃西，对比帕博利珠单抗（即K药）一线治疗PD-L1表达阳性(PD-L1 TPS≥1%)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III期临床研究数据在大会上公布。 研究结果显示：在意向治疗人群中，相较K药，依沃西可以使患者中位OS（一半人活过这个时长）延长8.2个月，达到30.8个月。 具体到PD-L1 TPS≥50%人群（也是K药疗效表现最强人群）中，依沃西组中位OS还未达到，而K药组的中位OS为23.2个月，这意味着依沃西在PD-L1高表达人群上可以展现出更强的总生存获益优势。 依沃西是全球首个“头对头”单药挑战K药成功的药物。2024年全球畅销的药物排名中，K药位列第一位，全球销售额达到294.82亿美元，这款药物的研发厂家是跨国药企默沙东。虽然K药在2025年不再是全球“药王”，但至今仍然是全球肿瘤领域销售额最高的药物，2025年全球销售额达到316.8亿美元。 长期以来，以K药为代表的PD-1单抗引领实体瘤免疫治疗时代的发展。K药的“封王”之路，实际上也离不开其在治疗PD-L1阳性人群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上的突出疗效，这不仅奠定了这款药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行业地位，也奠定了免疫治疗在整个肿瘤治疗中的地位。 这次数据揭晓之前，康方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夏瑜在9月13日举行的电话交流会上表示，依沃西的这项III期临床研究是在2022年底启动的。“当时做这个决定其实是站在肿瘤免疫治疗前辈的肩膀上：既然这个领域十几年做得这么好，我们是不是还能做得更好？基于这个基础，我们大胆地做了单药对单药的头对头研究设计。K药的KN-042研究在TPS≥1%的人群获批上市，我们也选择从PD-L1TPS>1%这个人群去对比K药——这本身就是个更大胆的决定。” 夏瑜表示，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产品能与免疫治疗的开山鼻祖帕博利珠单抗做单药头对头，且在不联合其他药物的前提下，在随机双盲对照研究中做出这样的强阳性数据。 能否成为新一代免疫治疗基石药物 作为肿瘤免疫的核心靶点，PD-（L）1因其广谱抗肿瘤作用及持久抗肿瘤作用奠定了在免疫治疗领域的基石地位，但也由于免疫微环境的复杂性及耐药性，整个PD-（L）1仍无法完全满足临床需求。众多药企正在比拼开发新一代免疫基石疗法。 相比K药这样的PD-1单抗，依沃西属于PD-1/VEGF双抗，核心价值在于“一药双靶”，同时发挥免疫效应和抗血管生成效应（理论上比K药多一个靶点，且可以发挥2个靶点的协同作用）。 依沃西与K药之间的对决，不仅关系到两款药物之间疗效比拼，更关系到PD-1/VEGF双抗能否真正成为新一代免疫治疗基石药物。当前，全球有众多药企在PD-1/VEGF双抗赛道上也进行了押注。 夏瑜亦认为，经过36个月的随访，依沃西很好地延长了生存获益，且没有新的安全性信号暴露，这再次验证，依沃西不是简单的“两个药联合使用”，它有自己独特的分子作用机制。随着依沃西开发的不断推进，以及同行在PD-1/VEGF双抗上的共同努力，肿瘤免疫治疗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不过，康方生物当前披露的数据是在中国人群中开展的研究，依沃西能否真正撼动K药的地位，还差临门一脚，即有待国际多中心数据出炉。 康方生物方面亦表示，目前，依沃西单药对比帕博利珠单抗一线治疗PD-L1高表达非小细胞肺癌的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HARMONi-7/AK112-3007）正在高效开展。

2026-9-14 : 未来五年，中国卫生健康体系将聚焦妇幼儿童、老年人和全人群精神心理的服务短板，把资源下沉到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重点补齐儿科、妇产科、康复、护理及精神心理等专科“最后一公里”。 9月14日，国新办就“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到，人口问题是一个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最近4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近年来，新出生人口仍然维持800万左右的数量级。 为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国家卫健委在发布会上揭示了系列规划，包括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升6个百分点；支持每个省份至少要建成1家高水平的妇幼保健机构等。 人口结构性变化和区域人口的增减分化也意味着医疗卫生资源需要再平衡。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燕红在发布会上提到：“我们要立足生命全周期、服务全链条、健康全过程，从出生到终老，让人民群众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有专业的健康保障。” 支持每个省份至少建成1家高水平妇幼保健机构 郭燕红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此，国家卫健委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妇幼健康方面，持续巩固母婴安全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还要让妇幼专科服务基层更可及，提升妇幼相关急危重症的治疗水平，并进一步推动从“治病”到“防病”。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3.4/10万、3.8‰，在中高收入国家、人口过亿国家中已处于领先位置。 根据规划安排，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12/10万以下，婴儿死亡率降低至3.5‰以下。 为实现上述目标，郭燕红介绍，中国将持续提高妇幼健康服务水平，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优化妇幼健康服务，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筛查与早诊早治，全面落实适龄女童HPV疫苗免费接种。 截至目前，全国早孕关爱门诊已建成了12562个，基本上触达到每一个县。 郭燕红介绍，接下来，国家卫健委还将继续推进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加强生育友好医院建设，改善产科和婴幼儿病房条件。 她还提到，“十五五”期间，支持每个省份至少建成1家高水平妇幼保健机构，强化生育支持功能。 在提升高质量妇幼健康服务可及性的同时，“生娃”经济负担也有望减轻。 一方面，是更多生殖健康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畴。国家医保局8月披露的最新消息称，自2025年1月1日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 据国家医保局推算，2026年全年有望近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的守护下顺利降生。 天津等多地近期发布的人口相关的“十五五”规划还提到，未来五年来，会合理提升生育全流程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扩大辅助生殖技术报销范围。 另一方面，是育儿补贴和普惠型托育服务的持续扩面。 雷海潮称，去年，全国有3000多万家庭获得育儿补贴，进而降低了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在“十五五”期间，国家卫健委还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与此同时，聚焦提高入托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让更多的婴幼儿通过托育服务获得规范的成长照护。 医疗服务补短板：更重基层，预防为先 包括前述提及的孕产妇和新生儿在内，未来五年，中国医疗卫生服务“补短板”的重心将向三类人群倾斜——妇女儿童、老年慢性病患者和精神心理服务需求者。与此同时，供给侧能力提升将不再只盯“治病”，而是进一步将健康服务往前端伸、往后延、向下沉。 在医疗体系“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发展总体思路下，郭燕红提到，国家卫健委接下来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服务，来补上服务短板。 针对“一老一小”，基层需重点提升儿科、康复护理、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慢病综合防护以及预防接种的能力。 儿科方面，雷海潮说，2025年，全国所有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已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具备儿科诊疗能力。今年，国家卫健委计划再新增能提供儿科服务的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000个。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老年慢病防控方面，郭燕红表示，要健全以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提供支持和指导，以及其他医疗机构共同参与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与此同时，开展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加强上门医疗护理和家庭病床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 进入9月，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同向发力，赋能“一老一小”及慢病群体下沉基层的政策信号愈发清晰。 首先是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与医保基层病种目录相继落地：前者重点覆盖慢病、老年病、常见病及儿童用药，后者以“同病同付”为导向，遴选的病种也多为慢病、常见病。几乎同一时间，国家卫健委印发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要点，明确提出逐步推进慢性病患者分类分级健康管理，做实“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并重点推进农村地区符合条件的“一老一小”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则需聚焦老年医学科发展。 全人群的精神心理健康在“十五五”规划中也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雷海潮说，当前全国精神卫生服务供给仍总体偏紧：有40多个地市尚未设立专门的精神专科医院，部分县也没有精神心理专科门诊和住院服务。“这些短板和弱项，要在‘十五五’期间尽快补上。” 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已持续加码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福建等多省份均将相关部署写入地方版卫生健康“十五五”规划。 受政策、需求和支付等多重因素驱动，多地公立精神专科医院也正加速转型：在夯实过去重症精神障碍收治、社区精防等核心功能的基础上，拓展儿童青少年心理、神经疾病、睡眠障碍、心理治疗和危机干预、社区康复等服务，乃至通过更名挂牌重塑机构定位。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已有149个县新具备精神心理服务能力，提前超额完成全年“新增110个县”的目标。 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后，雷海潮说，国家卫健委还会利用今年剩余时间进一步推动这方面服务的提升和发展。

2026-9-13 : 面对肿瘤治疗需求激增与高住院率、医保紧约束的现实矛盾，日间诊疗已成为中国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关键路径。然而，其仍面临“叫好不叫座”的落地难题。 在2026年服贸会期间，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丁锦希在“首都国际肿瘤大会”上表示，肿瘤日间诊疗的推广，关键在于“让患者和医院双方都有动力”，这就需要依托医保支付改革、医院薪酬体系改革、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等配套机制的协同发力。 具体来说，既要通过院内激励机制创新来推动床位跨科共享，理顺利益分配；又要以“患者待遇不降、医保基金可控”为目标，通过按病种付费为日间诊疗提供稳定的支付保障。 健全绩效考核和科室激励机制 在肿瘤治疗领域，“日间诊疗”正成为一个高频词。通俗来说，它是指肿瘤患者“白天在医院接受诊疗，夜间回家休息”的一种新型医疗服务模式。这一模式伴随肿瘤新药临床应用而兴起，它既不同于门急诊，也有别于传统住院，而是为需要短期治疗、观察或特殊检查的肿瘤患者，提供配备固定医护团队的独立诊疗区域。 “日间诊疗通过使用新剂型药物，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还可大幅度降低医保基金支出。”丁锦希说。 他以苏州某三级医院乳腺科的实践为例：该院在乳腺日间诊疗中使用新型皮下制剂后，相较于在住院使用传统静脉制剂，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约药品费用4.6337万元。 医院也有动力“腾笼换鸟”。随着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CMI值（病例组合指数）竞争日趋激烈，加之医保对住院病例普遍推行按病种付费，科室若被大量低权重病例占满床位，疑难重症就进不来，科室的CMI值也会被稀释。因此，将适宜患者从住院转向日间，既是资源效率问题，更是学科能力建设的需求。 但总体来看，肿瘤日间诊疗在所有肿瘤诊疗行为中所占比例较低，制约了有限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因此，肿瘤日间诊疗成为近些年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抓手。 作为临床决策的主体，医生为何有时倾向于让患者住院而非选择日间诊疗？这背后既有管理模式的局限，也有考核机制的导向问题。 比如，丁锦希注意到，现有绩效监测体系对肿瘤日间放化疗的关注明显不足，甚至存在空白。 此外，日间诊疗的患者管理边界尚不明晰。丁锦希认为，首先是“适宜性”边界，其次是日间诊疗不能只管“治”，还要管“前”和管“后”。比如，对于肿瘤日间化疗患者，医生首先要评估患者健康状况是否耐受治疗，其次要评估他的治疗方案是否便于操作，此外还要对他出院后的康复、治疗、随访等环节，做出体系性规范。 传统的按科室激励的薪酬考核体系也面临适应性调整。近年来，各地公立医院在开展日间诊疗之初，往往在部分科室进行试点，通过分科运行模型予以管理。比如，乳腺科、肺科等专科利用现有的门诊和病床资源，在科室内设置日间诊疗区域，仅接诊本科室患者。这种模式下，“病人还在各科室手里”，虽然起步容易，但全院资源难以真正整合。 “今后的发展趋势肯定是过渡至集中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的日间诊疗中心。但这一模式会面临两个新挑战：科室收益减少，对医生激励效应不足；同时权责分散，难以对患者进行闭环管理。”丁锦希认为，必须创新机制，实现权责再统一。 在日间手术方面，一些医院正在尝试通过“给科室发补贴”的经济杠杆来破解上述难题。例如，河南某三级公立医院明确，24小时内完成手术并出院的规范化日间手术病例，给予科室相当于普通手术3倍的奖励；反之，若日间手术目录内的一二级手术未按日间路径管理，则将扣减主刀费。 丁锦希进一步提出三点“可复制”的建议：一是明确利益分配，日间诊疗产生的绩效归原科室，患者医疗管理与随访也仍由原科室负责；二是优化绩效考核，将CMI值作为医生和护士的共同考核指标，对收治极低权重病例者进行绩效扣罚；三是建立奖惩机制，规范完成日间诊疗操作可获得奖励，未按规定执行者则扣减相应补贴。 “让日间诊疗报销待遇不低于住院报销” 除了调动医生和科室的积极性，患者的选择同样关键。在医生提供住院与日间诊疗两套方案时，若临床疗效相当，“经济负担最小化”往往成为患者“用脚投票”的核心考量。 目前，中国日间诊疗医保报销主要依附于“门诊待遇”或“住院待遇”两种路径，但二者待遇差距显著。 丁锦希以两座北方城市为例：天津将肿瘤日间放化疗纳入门诊特殊病管理；沈阳则将其参照住院标准结算。具体来看，在上述地区三级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慢特病报销起付线为500元/年，报销比例仅45%~55%；相比之下，住院报销虽起付线略高（600元/次），但报销比例可达75%~80%。 与此同时，推广日间诊疗必须平衡“患者待遇不降”与“医保基金可控”的双重需求，这就仍需回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日间诊疗与常规住院报销待遇相同情况下，医保支付能否更少；其二，日间诊疗患者报销待遇较高，会否冲击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丁锦希给出了肯定答复。他举例提到，厦门某三级医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中，相较于常规住院，日间诊疗模式虽药品费用相近，但床位、护理等非药费用大幅降低——由409~679元压缩至80~170元。这表明，患者分流能有效缩减医保在检查、床位及护理等方面的支出。 对于第二个问题，丁锦希认为，“按病种付费”是核心解法。 近年来，部分地区已开始针对诊断明确、治疗路径清晰、成本结构稳定的门诊病种探索实施按病种付费。例如，西宁市将43种日间手术纳入按病种付费，2025年上半年结算病例2324例；内蒙古提出在日间病房与日间手术中推行按病种付费。与此同时，江西、安徽、广西、西藏、辽宁和厦门等省市已陆续出台日间诊疗病种目录。这些地方性探索为肿瘤日间诊疗的医保按病种付费打下基础。 “建议进行日间诊疗病种管理，遴选部分病种并出台日间病种目录，避免过度报销。”丁锦希称。 在他看来，“肿瘤日间诊疗患者的报销待遇不低于住院”，是患者需求和医保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2026-9-13 : “心脏里面‘长’肿瘤无疑是一件极小概率事件，两个学科体系乍看之下似乎也完全独立——肿瘤科医生要想精通心血管知识门槛很高，反之亦然。” 十年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夏云龙带领团队，在中国首次系统梳理并提出“肿瘤心脏病学”的学科框架。十年后，在2026年服贸会期间，他仍对第一财经提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中疾控研究人员今年发表的相关研究显示，和33年前（1990年）一致的是，2023年中国人口的首要致死原因仍是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大致死疾病仍是肿瘤。 但不同于三十多年前，随着肿瘤患者生存期不断延长，心血管损伤等预后问题在肿瘤慢病化时代日益凸显。 加之中国慢病患者基数大，中老年肿瘤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的“共病”现象尤为突出。一项覆盖超20万名40~74岁癌症患者的大型研究显示：肺癌患者合并各类心血管疾病的比例超过40%，血液肿瘤和肾癌合并比例超过30%，乳腺癌合并比例也逼近20%。 “在肿瘤患者的死因中，心血管病因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而且这一数据还是在大量肿瘤患者未完善心血管检查的基础上得出的。”夏云龙介绍，抗肿瘤治疗导致的心血管毒性已成为除复发转移外肿瘤患者的第二大死因。 在此背景下，抗肿瘤治疗的相关心脏毒性研究引起临床医生的关注。 “比如，蒽环类药物会导致多种心肌损伤；部分靶向药物（如TKI、VEGF抑制剂）导致的高血压风险可超过50%；免疫治疗所引发的免疫性心肌炎部分研究报告死亡率接近50%。”夏云龙说。 蒽环类药物（包括多柔比星、表柔比星、柔红霉素、伊达比星、米托蒽醌）是乳腺癌、淋巴瘤、白血病及多种实体瘤化疗的基石药物，但其剂量累积性心脏毒性始终是临床应用的重大限制。 世界卫生组织（WHO）去年基于全球个体病例安全报告数据库的最新分析也提示：25种抗肿瘤药物存在心血管风险，其中10种为新发现的安全信号，包括全球首个ADC药物吉妥单抗。彼时，WHO认为其心功能风险未被充分认知。 但这些回顾性研究和专家共识，尚难以充分指导临床实践。夏云龙认为，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仍然存在明显缺口。 据他分析：在临床诊疗端，尽管覆盖肿瘤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多学科管理模式已逐步推广，但肿瘤与心血管疾病的交叉风险预警和前置识别机制仍存在失灵。同时，不同药物诱发心血管风险的时间窗口各异——有的出现在早期，有的在中期，有的则贯穿治疗始终，这为动态监测带来困难。 根据欧洲心脏病学协会（ESC）发布的肿瘤心脏病指南，肿瘤患者的心血管损伤应“防重于治”，强调基线研究（在开始治疗或干预措施之前，受试者的基础状态和原始测量值）中的心血管评估和个体化动态监测。然而，中国的肿瘤诊疗和随访体系尚待完善，尤其是肿瘤患者的心血管监测还并不完备，这掣肘了国内相关临床研究的开展。 而从更根本来看，肿瘤心脏病学的机制研究上更是存在大量的“蓝海”待突破。 以肿瘤合并房颤为例，夏云龙称，公开数据显示发生率在2%到16%不等，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肿瘤药物诱发房颤。但其团队在乳腺癌患者的观察中发现，患者在抗肿瘤治疗前，也即确诊时的房颤风险已高于非肿瘤人群。国内外多项回顾性研究也发现，结肠癌、子宫内膜癌、肺癌等其他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房颤风险均明显增加。 这提示肿瘤患者发生房颤，不能仅归因于药物损伤，还必须关注肿瘤本身分泌因子对心脑血管系统的潜在影响。“这些机制研究目前基本还是空白。”夏云龙说。 他认为，当前，免疫抑制剂等肿瘤疗法可能引发心肌损伤已成共识。但因缺乏基线数据，肿瘤患者在心血管治疗中是否同样获益，目前仍是未知；此外，现有心血管药物在肿瘤患者中的疗效也缺乏临床证据——因为在既往的心血管临床研究中，“合并肿瘤”往往是首项受试者入排条件。 为此，夏云龙认为，一方面应推动真实世界证据的积累，发展肿瘤心脏病领域的交叉垂直大模型，通过AI构建肿瘤心脏病的专病库和多中心科研平台，为临床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循证证据，推动基础科研攻关；另一方面，也需从机制上着力破解多学科交叉执行难、研发资金来源不足，以及伦理与数据安全评估等客观掣肘。

2026-9-13 : 9月13日，在2026世界肺癌大会首日上午首场主席论坛上，翰森制药（03692.HK）自主研发的B7-H3靶向ADC——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研发代号：HS-20093），以最新突破性摘要形式亮相并作口头报告。 这次公布的数据，瑞康立伏妥塔单抗刷新了小细胞肺癌（SCLC）二线治疗最长总生存期（OS）纪录。 本次大会发布的是瑞康立伏妥塔单抗针对复发性小细胞肺癌的III期ARTEMIS-008研究的期中分析结果。 ARTEMIS-008研究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III期研究，共入组461例患者并按1：1随机接受瑞康立伏妥塔单抗或托泊替康治疗。经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审阅的预设的期中分析结果显示，该研究已达到OS主要终点。 托泊替康是当前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标准治疗方法。截至2026年6月6日（中位随访12.2个月），瑞康立伏妥塔单抗在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中相较托泊替康展现出更强的疗效优势以及安全优势。 具体看，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的中位OS达到18.5个月，而托泊替康的中位OS是10.3个月。中位OS是指一半人活过这个时长，另一半人在此之前死亡，是临床试验最核心指标，用来衡量方案整体水平。 换言之，相比目前标准治疗方法，瑞康立伏妥塔单抗可以使患者生存时间延长了8.2个月。 所有预设亚组均观察到一致的OS获益趋势，无论铂耐药/铂敏感、有无脑转移、既往是否接受过PD-(L)1抑制剂治疗、局限期/广泛期。 另外，在无进展生存期（PFS）方面，瑞康立伏妥塔单抗也同样取得显著提升，中位PFS达到7.2个月，而托泊替康的中位PFS是3.0个月。 安全性层面，瑞康立伏妥塔单抗也展现出较托泊替康更具优势的安全性特征：≥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60.9%vs.78.2%。 瑞康立伏妥塔单抗是翰森制药自研靶向B7-H3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由全人源抗B7-H3单克隆抗体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有效载荷通过可裂解四肽连接子偶联而成。 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肺癌都属于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肺癌可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虽然小细胞肺癌占比（约占全部肺癌病例的10%-15%）低于非小细胞肺癌，但却是肺癌中侵袭性最强的亚型，具有较早发生广泛转移、易复发且预后差的特点。 小细胞肺癌又可分为局限期和广泛期，局限期采用手术、同步放化疗等治疗手段，5年生存率仅30%至35%。60%~70%的小细胞肺癌患者诊断时已处于广泛期，广泛期患者采用以化疗为主的姑息性治疗，预后较局限期更差，中位生存期仅7到12个月，2年生存率为22%左右，严重危及患者生命。 尽管含铂化疗是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标准治疗，但绝大多数患者在一线治疗后迅速复发或产生耐药，二线及后线治疗选择极为有限，存在巨大的未满足临床。 近年来，在研的一些国产创新药试图革新小细胞肺癌治疗手段。 翰森制药已在9月2日宣布，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用于治疗既往含铂治疗失败的小细胞肺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获中国药监局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2026-9-12 : “欢迎外资企业加大在华投资规模和（建设）研发中心，更加深入广泛参与健康中国建设。” 2026年服贸会期间，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12日在“2026首都国际医学大会”上对外资企业发出邀请：中国愿意创造更好的条件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健康服务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和政策。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支持部分省市试点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外资企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的发展中普遍得到市场回报和发展机遇。这期间，很多外资医药企业增加在华投资，展示了战略远见。 “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始终是科技。”雷海潮还提到，医学科技进步也离不开国际交流。中国政府正大力推动医学科技创新，集中力量加强基础性、原创性科技攻关。 “希望大家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他提出，接下来，中国会围绕先进医疗技术、药物、器械、疫苗和人工智能等重要的、有潜力的发展领域，加强跨国界，跨学科、跨行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医学科技成果在更广泛范围内转化和共享，共同应对人类健康的各方面难题和挑战。 当前，受多重因素影响，多种传染病“死灰复燃”，全球健康面临共同挑战。雷海潮强调，中国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走深走实。 “此时此刻，我们的援外医疗防疫专家正在与非洲居民和当地政府一起，共同抗击传染病疫情。”雷海潮举例称，尽管当前正在发生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中国相隔万里，但自6月份起，中国就迅速派出专家团会同当地的中国援外医疗队，为刚果金和乌干达的传染病防控提供咨询，共担责任。中国不仅贡献防控经验，也向两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物资帮助。 雷海潮表示，中国愿与各方共商、共建、共享，搭建多层次，宽领域、机制化的对话合作平台，在新药、疫苗、器械研发、全周期生命健康管理、跨境疾病预防控制，还有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等领域，广泛开展更多合作项目，推动双边和多元合作。

2026-9-12 : 在中国资本市场纵横25年的“太太口服液”创始人朱保国，选择隐退。 9月11日晚间，两家上市药企健康元（600380.SH）、丽珠集团（000513.SZ、01513.HK）均宣布董事长朱保国辞职消息。 健康元表示，朱保国因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定代表人及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一切职务。辞职后，朱保国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丽珠集团也在公告中表示，因退休原因，朱保国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席、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主席及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一切职务。 健康元是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二者的最终实控人均为朱保国。 “太太口服液”创始人隐退 朱保国现年64岁。20世纪90年代，化工技术员出身的朱保国下海创业，踏入保健食品行业，并在1993年，开创了女性第一品牌“太太口服液”，红极一时。朱保国也成为与“脑白金”史玉柱齐名的“保健品大王”。 凭借太太口服液积累的原始资本，朱保国将业务板块延伸至医药行业。2001年，深圳太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2年，太太药业收购了丽珠医药集团，至此，朱保国坐拥两家上市公司。2003年，太太药业也改名为健康元。 健康元的业务范围涵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中药制剂、诊断试剂及设备、保健食品等多重领域。2025年，健康元的收入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52.17亿元、13.36亿元。 健康元的业绩主要来源于丽珠集团。丽珠集团也长期荣登“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中国化药企业百强”等权威榜单。 2025年，丽珠集团的收入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则分别为120.20亿元、20.23亿元。从A股资本市场看，丽珠集团的市值远高于健康元。截至2026年9月11日，丽珠集团市值为236.36亿元，健康元市值为169.04亿元。 接班人新考验 近十年来，中国医药产业正在完成"新旧动能"的切换：仿制药在集采政策的挤压下从“利润池”沦为“成本战”，创新药则在政策、资本与人才的共振中，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跟不少传统仿制药企一样，健康元、丽珠集团这些年已开启了向创新药企转型之举。 此时朱保国隐退，健康元、丽珠集团还处于业绩阵痛期。 2026年上半年，健康元实现营业收入65.83亿元，同比下降16.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8亿元，同比下降17.49%。 收入与净利润双双下滑背后，主要受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业绩拖累。 2026年上半年，丽珠集团实现营业收入约50.00亿元，同比下降20.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2亿元，同比下降27.23%，这背后受制于多重因素，其中化学制剂板块中，艾普拉唑钠系列、注射用尿促性素受医保降价影响销售收入下滑，注射用亮丙瑞林在广东联盟地区销售较大幅度下滑，精神领域产品马来酸氟伏沙明片自今年起执行第十一批国家集采、收入下降；原料药及中间体板块受国内行业周期底部与结构调整影响，国内销售总额小幅下滑；中药制剂及诊断板块受一季度流感及呼吸道疾病就诊量回落影响，抗病毒颗粒及呼吸道相关诊断产品收入同比下滑。 丽珠集团管理层在8月份的业绩会上表示，2026年集中发生的医保降价和集采影响，经过今年以后，相关产品将逐步进入相对稳定的价格体系。2027年公司主要大品种没有新增集采执行压力，整体基本盘有望逐步企稳。未来两年的增长来源会更加多元，一方面，公司正在进入新品集中商业化阶段。2026-2028年，公司预计共有十余款新产品或新增适应症分批进入商业化；另一方面，国际化业务将成为未来两三年非常重要的增长来源。 目前健康元董事会已选举公司董事、总裁林楠棋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现年44岁的林楠棋，曾任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经理、生产总监、副总经理，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等职务。目前林楠棋持有健康元股票129.1万股。 健康元这边，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执行董事刘大平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39岁的刘大平曾任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分管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和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自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任公司副总裁，自2026年2月起至今任公司总裁，自2026年5月起至今任公司执行董事。 从上面看，这两位接班人皆从健康元内部成长起来的。 在朱保国执掌时代，健康元以及丽珠集团在创新研发、产品管线、国际化布局等方面已打下了良好基础。而接班人，如何带领公司顺利向创新药企转型，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考卷。

2026-9-11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最新发布的2026年第36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已降至低流行水平，而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 数据显示：2026年第36周（2026年8月31日—9月6日），216家开展呼吸道多病原监测的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18.4%）、新型冠状病毒（14.0%）、鼻病毒（4.1%）；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7.5%）、新型冠状病毒（5.3%）、人偏肺病毒（4.2%）。 具体看，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的流感病毒阳性率从第32周（2026年8月3日—8月9日）起已连续五周处于环比上升趋势，其中第32周时，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的流感病毒阳性率为14.3%，位列前三位病原体中的第二位。 目前中国疾控表示，流感主要为B（Victoria）系和A（H3N2）亚型流感病毒，A(H3N2)亚型占比上升，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水平，15～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 近日，在中国疾控的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秋冬季高发流行，而且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还有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在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比较高。预防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据介绍，近年来，有的地方先行先试，已经实施了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政策，提升了重点人群的免疫水平。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疾控9月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显示，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在9—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2026-9-11 : 继国务院“818号令”厘清卫健部门在临床研究阶段“准入和退出”监管职责后，海南有望率先补齐转化阶段的监管“拼图”——拟对包括CGT（细胞与基因治疗）在内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实施“红黄灯”监管，设置多种“强制退出”的红灯情形，且在地区特色下，推动属地药监力量介入。近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乐城医疗药品监管局”）就该地区“生物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暂停及退出工作细则”（下称“细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细则适用于先行区内已取得乐城医疗药品监管局批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的医疗机构，覆盖项目主动暂停、限期暂停、主动退出、强制退出四类处置情形。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近期，国内基因治疗赛道接连曝光多起受试者死亡事件，且均发生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中。这些事件也多发生在5月1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818号）正式实施之前。作为中国首部专门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行政法规，“818令”系统性抬高了IIT的准入门槛，并明确了风险处置机制。根据“818令”，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由县级以上卫健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监督管理工作。经评估，存在技术风险或者伦理风险的，国家卫健委可以要求临床研究机构暂停临床研究、变更临床研究方案；如有重大风险的，国家卫健委可直接叫停。然而，进入临床转化阶段后，生物医学新技术在真实临床应用中仍面临不可控的安全与伦理风险，也存在医院或医生主观扩大适应证等违规情形。这就需要监管防患于未然，对相关风险项目予以分类分级监管，及时终止高风险项目。在海南乐城先行区，截至4月，已获批29个生物医学新技术项目，涵盖干细胞治疗、免疫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适应证覆盖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多种难治性疾病。随着多项技术落地，当地在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全周期风险防控上也率先迈出实质性一步。根据细则，进入转化应用阶段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不仅面临“叫停”风险，还可能触发永久性退出机制。触发主动暂停的情形，多为此前临床研究中未预见的安全或伦理风险，或突发风险事件的项目。具体包括，临床应用过程中发生与生物医学新技术相关的死亡、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聚集性事件或出现不可控制风险；临床应用效果与预期不符，出现风险大于获益情形的；关键制剂全过程质控体系失效，细胞等生物样本溯源、制备、检测记录缺失、造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关键设施设备及其他辅助条件发生变化，无法保证临床应用安全的；存在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隐患的；存在新近发现的伦理缺陷的；出现其他危及患者人身安全的突发情形等。医疗机构在发现上述问题后，必须立即停止技术应用，并于24小时内向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及乐城医药监局书面报备。监管部门还会把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动态监管融入日常巡查、专项核查、不良事件监测、投诉核查、信用评价等环节。一旦查实不合规者，将直接下达《生物医学新技术暂停通知书》。“被动叫停”机制将重大打击“主观恶意”违规，比如严重的伦理或数据问题、久拖无进展的“僵尸项目”等。具体包括，未按规定上报/上传不良事件、年度应用报告、病历随访数据、临床应用数据、制剂制备数据，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约谈后仍拒不报送的；存在擅自扩大适应证、突破禁忌证、扩大适用人群、改变制备工艺等行为的；临床应用数据缺失或数据质量存在重大缺陷，无法开展临床跟踪评价的；项目获批满6个月，未启动本地化制备工作，且未提交合理说明及后续计划并经乐城管理局确认的。对于被作出阶段性停止转化应用决定的项目，乐城医药监局将依据实际情况设定15日至90日的整改期。整改验收合格后，项目可申请恢复，但恢复后3个月内将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接受高频次抽查；若再次出现同类违规或未整改的，将直接启动强制退出程序。一旦触发强制退出的“红灯”，项目则会宣告终结。“红灯”情形包括：技术经再评估证实存在不可消除的有效性或安全性重大缺陷；暂停整改期满后，关键条件仍无法达标；整改后仍擅自调整适应证或扩大适用人群；以伪造、篡改临床数据、检验报告、资质文件或伦理意见等欺骗手段获取批准等。项目退出后不予恢复。同时，被强制退出的，相关医疗机构责任科室自退出决定作出之日起1年内不能申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在业界看来，海南的监管动向意味着国内生物医学新技术的监管逻辑正从“严进宽管”向全周期治理转变。随着多部门惩戒联动机制日益完善，医疗机构必须持续履行安全监测、真实世界证据收集及不良事件报告等职责。其中，伦理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的实质性审查责任被进一步夯实，若审查流于形式或未定期开展跟踪审查，将成为项目被清退的重要诱因。在此背景下，患者的权益救济渠道也随之健全。为确保监管可追溯、责任可追究，《细则》还强调全过程留痕与透明化：项目退出后，医疗机构须做好患者善后与资料留存，对未使用的制剂进行规范处置，并全程录像存档。

2026-9-10 : 又一起伤医案。 这次伤医的刀，被提前藏进假意送给医生的锦旗里，混入医院，砍向一位没有接诊过行凶者、身患小儿麻痹症的30多岁年轻医生。 9月6日，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凌晨通报： 9月4日9时许，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1人受伤。我局迅速出警，当场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控制。目前，伤者已送医救治，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 9月8日，《健闻咨询》来到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下称“红岩医院”）。 （图1：伤医案发生后，红岩院区加强了安保，晚上8点多，仍有人安检） 伤医案事发的科室肛肠科，门诊已关闭。现场导医说，“红岩院区肛肠科暂时挂不了号，可以去飞山院区就诊”。 被砍伤的是一位肛肠科的蔡姓医生，他的家属告诉《健闻咨询》，他年幼患小儿麻痹症，两条腿都没有力气，平时走路全靠拐杖。当刀子刺向他的时候，只能用手挡。“现在他仍在ICU躺着，很痛苦，意识不是特别清醒”。 一位医院工作人员伤心地说，“蔡医生太冤太惨了，他没给这位患者看过病，纯属无妄之灾”。 “锦旗包刀”，双臂挡刀，险伤颈动脉 一位附近居民目击了嫌疑人被抓的过程。 他听接近医院里的人说，“行凶者身患直肠癌，对红岩医院专家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就打算报复。他做了一面锦旗，藏匿凶器。到了之后发现他的主治医生不在，就去到相邻诊室，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医生，他也不管那么多，就上去杀了人家几刀，砍到肩膀了。” 一位进ICU探望过的家属跟《健闻咨询》描述了蔡医生的伤情。 “他自身没有反抗和逃开的能力，当时他只能举起两只胳膊抵御，两臂、双肩、头部、颈部都有伤，还差一点伤到了颈部动脉”。 在出事的肛肠科隔壁是普外科（胃肠、甲乳）。一位知情人士称，行凶者原本意欲到普外科，找为他看病的老专家，但由于那名专家不当值，所以他就到隔壁肛肠科乱砍。 在患者候诊区的一块宣传屏上能看到，普外科（胃肠、甲乳）多位坐诊专家擅长治疗“结肠癌”，其中一位“擅长腹腔镜胃、结直肠癌根治、急腹症治疗、疝修补术等微创治疗”，另有一位“善于中西医结合治疗乳腺甲状腺疾病，以及腔镜结直肠癌疾病、腔镜疝、阑尾等疾病”，还有一位对“中西医肛肠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8日下午，《健闻咨询》来到红岩医院普外科（胃肠、甲乳），坐诊的三位医生称不便评论此事，案发时他们均不在现场。 一位工作人员说，“蔡医生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脚不太便利才没有躲开。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听说这件事后都很气愤，这位患者是冲着杀人来的。无论如何，这都不应该发生。” “锦旗包刀”，这一幕，成了这次事件刺痛舆论的焦点。 《健闻咨询》在医院里看到，红岩医院多处挂满了锦旗。离红岩医院不远处有家广告店可以定制锦旗，店主说，“一面锦旗需80到100块钱。” （图2：红岩医院到处挂着患者送来的锦旗） 几天前，锦旗成了凶器的糖衣，混进医院。 这是一家以中医见长的三甲医院，医院门诊大厅弥漫着浓郁的中药味。附近居民告诉《健闻咨询》，它的前身是贵州省荣军优抚医院，后被贵州省肢体康复中心收购，2024年，重新拆建后，“挂靠到了贵州中医药大学名下”。 一位医院工作人员称，事发后，医院再度加强了安保。停车场、门诊大厅、各个入口都有安保人员检查，还增派了日间巡逻，所有进出人员必须经过安检，“以前也检查，但可能在岗人员没有那么警惕”。 红岩医院普通门诊挂号费为5.5元/人次，这座院区拥有千张床位，但患者流量不大，多个诊区患者寥寥。 “关于蔡医生的人生境遇，网传的许多内容都是真实的，一点虚假都没有。”蔡医生的一位家属悲泣，“他的命运实在可怜”。 （图3：红岩院区肛肠科已暂停接诊） 飞来横祸，厄运专挑苦命人 案发后，有知情人士称，“这位蔡医生命途多舛，不仅患有小儿麻痹，他还从小就没有妈妈，前几年父亲也走了，近两年他把脚动了手术，没有成功，去年还因为腰部手术导致颅内感染抢救回来，他的人生真的命途多舛”。 蔡医生的一位家属向《健闻咨询》证实了上述说法。 “他前不久还在病床上，刚身体恢复回来上班，结果又摊上这种事，命运实在是不公。”这位家属说，蔡医生一出生，母亲就因为难产去世了，他从小就没见过妈妈，农村家庭有三个孩子需要供养，后来父亲也去世了，“大他近二十岁的长兄把他拉扯大”。 蔡医生读书很努力，“他虽然脚是残疾，但是他真的特别努力，特别听话，因为他知道自己没办法不努力，他不努力就不能给自己更好的生活”。 “但命运残忍。”这位家属告诉《健闻咨询》，因为年幼时患过小儿麻痹症，蔡医生原本一只腿不便利，但“前几年做了手术，结果手术失败，因为麻药问题影响了两只腿，两个腿都没有力气，平时走路全靠拐杖。所以这刀子刺向他的时候，他很无助的。他能有什么办法，只能用手挡”。 “前段时间，他做腰部手术，结果感染了，连续发烧了两个月，两个月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这才刚好，刚上班不久。” “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现在躺在ICU里，突然就会自己吓得不得了。有人推门进来，就会感到害怕”。 一位贵州医生告诉《健闻咨询》，当地医生听闻这件事都感到心凉、愤怒。目前事件还要等公安局出面，把事件经过理顺。 “行凶者原本就是医院的患者，这可能让他抓住了持械过安检的空子。”除此之外，关于行凶者，《健闻咨询》询问多位红岩医院多位医务人员，都未获得行凶患者相关治疗信息。 一位医院管理人士评论说，许多患者认为罹患癌症、死亡是不能接受的；医生治病救人治不好，也不能接受。这一系列错误的意识和观念，导致我们把医疗当成是一种消费活动。“医疗的本质其实是治病救人，但是它有个前提，是医患都要接受，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好”。 “他躺在病床上，很痛苦，人也不是特别清醒，现在只能该治疗治疗，其他事等他完全清醒之后再说。”蔡医生家属最后疲惫地说。 一场伪装在锦旗之下的暴力，落在了本就饱经命运磋磨的医生身上。病房内，蔡医生还在ICU里艰难闯关；病房外，致谢的锦旗裹起凶器，让医患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再受重创。 同行们在期盼着，这位历尽苦难的年轻医生能顺利康复，继续他的职业生涯。

2026-9-9 2: 实际控制人（下称“实控人”）离婚并进行财产分割、董事长离职的消息披露后，我武生物（300357.SZ）股价低开低走，大跌超8%。 9月8日晚间，我武生物发布公告称，因实控人解除婚姻关系进行财产分割等安排，该公司实控人将由胡赓熙与YANNI CHEN（陈燕霓）变更为陈燕霓；同时，胡赓熙辞去该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一切职务。同日，该公司还披露了控股股东质押6.68%用于股权类投资。 对此，部分市场投资者尤为关心，我武生物核心人物胡赓熙离场后，对公司战略、研发等方面的影响。该公司的业绩主要依靠单一品种，存在主导产品较为集中的风险。 近年来，A股市场上也出现了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或大股东因离婚导致大额股权分割现象，相关“天价分手费”引发市场关注。不过，与我武生物情况不同的是，在多数案例中，上市公司实控权未发生变动，也少见核心高管因婚变而离场的现象。 婚变后创始人离场影响多大 9月9日，我武生物股价跳空低开，并迅速下跌，盘中最大跌幅超过11%，截至收盘报20.01元/股，收跌8.80%，总市值由9月8日的114.87亿元降至104.77亿元，单日缩水10.1亿元。 股价重挫的背后，该公司8日晚间披露了实控人离婚并分割财产的公告。该公司原本的共同实控人胡赓熙与陈燕霓于2026年9月8日解除婚姻关系。 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胡赓熙直接持有的我武生物4369.837万股（占总股本比例8.35%），归胡赓熙个人所有；胡赓熙持有的德清铭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铭晨投资”）100%股权在离婚后归女儿HU MUSHUANG（胡沐霜）之子钮辰谙所有，铭晨投资的股东变动尚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陈燕霓持有的HAORY COMPANY LIMITED（浩瑞有限公司，下称“香港浩瑞”）100%股权归陈燕霓个人所有。 我武生物控股股东为浙江我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我武咨询”），持有上市公司2.03亿股，占该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8.86%。香港浩瑞持有我武咨询40%的股权，铭晨投资持有我武咨询33.87%的股权。 经过前述权益变动后，陈燕霓通过香港浩瑞间接持有我武咨询40%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并担任我武咨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且香港浩瑞的持股比例确保陈燕霓的职务及治理安排未经其同意不得变更。由此，陈燕霓单独实际控制我武咨询，我武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燕霓一人。 实控人变更的同时，我武生物的管理层也遭遇重要调整。根据公告，胡赓熙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辞去我武生物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一切职务。这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 作为我武生物创始人，胡赓熙也是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过往公告显示，胡赓熙生于1964年，中国国籍，拥有博士学位，早年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健康科学中心从事科学研究，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专家小组成员等，2002年开始担任我武生物董事长。 我武生物在公告中称，胡赓熙将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做好工作交接，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不过，有部分市场投资者担心，胡赓熙的离场，对该公司的战略连续性、研发等产生影响。 接棒代行董事长职责的陈燕霓，也是我武生物的董事，她于1965年出生，美国国籍，拥有硕士学位，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研究助理、美国Myco生物制药公司研发部高级研究助理以及美国Millennium生物制药公司药物筛选部、生物信息部资深研究助理、工程师等。 在权益变动和高管变动的同时，我武生物公告，控股股东我武咨询在9月7日质押了3500万股，占比6.68%，用于股权类投资。 我武生物业绩依靠单一品种。根据半年报，该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5.14亿元，核心产品粉尘螨滴剂销售收入为4.70亿元，占比超过91%。该公司也提示称，存在主导产品较为集中的风险，粉尘螨滴剂的销售收入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A股天价离婚多为股权拆分，较少触发易主 近年来，A股市场上也出现了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或大股东因离婚导致大额股权分割现象，相关“天价分手费”引发市场关注。不过，大多数案例中，不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也少见核心高管因婚变而离场的现象。 就在7月17日，上市仅半年左右的科创板企业强一股份（688809.SH）便发生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明与蒋春兰解除婚姻关系一事，但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根据公告，周明将其持有的强一股份1406.9078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0.86%，分割至蒋春兰名下。同时，两人签署了长达十年的《一致行动协议》，因此权益变动后，周明仍将合计控制强一股份34.06%股权。此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强一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另外，此次权益变动前后，蒋春兰均不在强一股份担任任何职务，不参与该公司日常经营事项的决策。 朗姿股份（002612.SZ）也遭遇控股股东申东日离婚分割股份，也不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今年7月24日，朗姿股份公告称，申东日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18.19%股份分割至翁洁名下；权益变动过后，申东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29.63%。实际控制人仍为申东日、申今花兄妹。 安正时尚则是有持股5%以上的股东解除婚姻关系进行财产分割。今年7月1日该公司公告称，股东陈克川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占比10.70%）过户登记至前妻郑秀萍名下，对应当天股价市值超过2亿元。 拉长时间来看，2023年，三六零（601360.SH）实控人周鸿祎“天价”离婚引发市场关注。根据周鸿祎与前妻胡欢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周鸿祎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4.47亿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6.25%）分割至胡欢名下。在2023年4月4日公告时，这些股份对应的市值约90亿元。 根据公告，此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A股历史上金额较高的离婚分割案发生在2020年，彼时康泰生物（300601.SZ）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伟民将23.99%股份分割给前妻袁莉萍，当时市值超过200亿元。 随着A股市场“天价离婚”的频发，近年来监管层对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股权分割的关注度也持续提升。 2024年5月实施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已明确规定，因离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终止、公司分立等导致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股份过出方、过入方应当在股票过户后持续共同遵守本办法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份过出方、过入方还应当在股票过户后持续共同遵守本办法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规定。

2026-9-9 2: 曾以一针279万元的价格成为中国最贵药物的波哌达可基注射液（信玖凝），在今年6月份降价140万元后，终于迎来了首位使用的患者。 9月9日，第一财经记者从研发厂家信念医药获悉，信玖凝已于近日在天津开出全国首张处方。 信玖凝是一款治疗中重度血友病B（先天性凝血因子IX缺乏症）的基因疗法，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也是国内上市的首款腺相关病毒（AAV）载体基因疗法，已于2025年4月获批中国上市。 血友病B是因凝血因子Ⅸ（FⅨ）先天缺乏或功能缺陷引发的遗传性出血罕见病，患者被形象地称作“玻璃人”，日常轻微磕碰、活动都可能诱发关节、肌肉出血，严重时会出现颅内出血，直接危及生命。 长期以来，临床标准治疗为凝血因子替代疗法，需患者终身高频静脉输注凝血因子替代制品，不仅带来穿刺损伤、血管硬化、感染与血栓等潜在风险，更因常年药物、康复、手术支出，叠加患者劳动能力受限导致的收入损失，令多数家庭背负沉重治疗负担，临床亟需能从根源改善患者生存状态的创新疗法。 和传统终身输注的替代疗法截然不同，信玖凝仅需单次静脉输注，就能将功能性人凝血因子IX基因递送至患者体内，持续自主合成凝血因子，稳定提升并长期维持体内FⅨ活性水平，有望打破血友病B患者终身反复用药的沉重枷锁。 曾有血液科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之所以信玖凝获批一年多时间后，迟迟未迎来使用的患者，价格贵是一大拦路虎。 信念医药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肖啸博士表示，本次信玖凝全国首方顺利开出，标志着公司自主研发的本土基因治疗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路径走通了，正式落地临床。 第一财经记者亦从信念医药了解到，本次首方患者用药顺利，当前凝血因子IX因子活性（FIX:C）水平已显著提升，达到预防出血的治疗目标，后续将长期持续观察疗效及安全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信玖凝已进行过降价，但降价后的价格依旧高达139万元，要普及更多的患者仍有挑战。 信念医药方面亦表示，该公司联合多方搭建“源头研发+商业化落地+多层次医疗保障”一体化协同体系，同步推进信玖凝纳入各地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目前该药物已成功纳入北京、重庆、江西、上海、肇庆等多地惠民保，逐步降低患者自付门槛。 值得一提的是，信玖凝也在2026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申请名单中。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已结束。不过，信念医药尚未官宣这款药是否已成功纳入商保创新药目录。